每日金融 2025-02-10
每日金融 2025-02-10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7895亿元，比上年增长3.5%。其中，商品零售额432177亿元，比上年增长3.2%；餐饮收入55718亿元，增长5.3%。全国整体来看，消费有小幅上涨，但各地消费增长的速度并不一致，一个特别抢眼的问题是，一线城市的消费增长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出现消费下降的现象。
以北京为例，2024年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4073.65亿元，较去年下降2.7%。其中，吃、穿、用、烧的商品零售额分别为313.67亿元、74.12亿元、9650.09亿元和545.63亿元，较去年分别下降1.7%、3.4%、2.4%和11.1%。上海也不例外。2024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7940.19亿元，较去年下降3.1%。其中，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1,423.53亿元，下降5.4%。吃、穿、用、烧的商品零售额分别为3721.33亿元、4341.81亿元、9354.46亿元和522.60亿元，吃的商品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6%，穿、用和烧的商品零售额分别下降0.6%、5.6%和8.9%。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线城市成为消费下降的“急先锋”，与一线城市的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在以往城市开发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空间问题和缺陷，现在只是消费环节问题的报复性爆发。
在过去的城市开发进程中，很多一线城市中心区的居民为本地“原住民”，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拥有较强的城市归属感与忠诚度。这样的“原住民”不仅在城市中扎根多年，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稳健，而且由于他们与城市的长期联系和生活经历，这些人就成为城市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消费也相对稳定且有着较强的连贯性。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开发和房价的推高，大量本地居民因无法承受中心区的高房价而被迫迁出，原住民的比例逐年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或“散户”，他们来自于外地但却“有钱”，尤其是可以承受高房价。
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对一线城市消费的内生动力造成了深刻影响！首先，“散户”群体在经济和消费上的忠诚度远低于“原住民”。对于这一群体来说，他们生活富足什么都有，来到一线城市主要是为了享有一线城市独特的环境氛围。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往往拥有不小的产业规模，因而对宏观经济以及投资高度敏感。经济好了，生活高调，挥霍消费；经济不好了，要么立即拍屁股走人，要么蛰伏于世。
更加要命的是，在经济形势出现波动时，这些城市中心区的“流动人口”不可能像“原住民”那样对城市有着深厚的乡土情感纽带，面临经济机会或生活质量的变动时，他们的流动性非常强。因此，经济一旦出现波动，许多“散户”会选择迅速迁往其他二、三线城市，或回到家乡，而纷纷前往国外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的人也不在少数。数据显示，2022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连续6年下降，较2017年减少了4.3万人，上海也展现出常住人口流失的压力。
所以，现在一线城市的消费困境，实际是以往城市空间建设的一种消费反应，展现了一线城市的空间错配，缺乏协调的长远布局的缺陷。
这种缺陷在经济环境出现改变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得到凸显。比如有数据显示，在就业形势严峻和生活成本高企的威慑下，一线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下滑。麦可思研究院数据显示，近年来本科生毕业后选择在县级及以下城市就业的比例显著上升，从2018届的20%上升到2022届的30%。
没有了稳定的消费者，一线城市的内生性消费动力自然会有所削弱，而对已经选择在一线城市扎根的人来说，高昂的住房成本也对一线城市的消费能力构成了明显挤压，进一步打击了一线城市的消费能力。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等城市的住房开支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接近30%-50%，特别是中产阶级群体，房贷压力显著限制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大量年轻人因“高杠杆”房贷被迫减少日常消费支出，形成了明显的“房贷挤出效应”，对可选消费项目如旅游、娱乐和教育支出的影响则更为突出。这种现象在一线城市广泛存在，对整体消费市场的活力形成了系统性制约。
必须指出的是，任何消费的困境并非是单一因素促成的，一线城市的消费困境同样如此，这里强调空间缺陷和空间问题，只是为了在更深的深度上揭示消费问题的复杂性。
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来看，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消费券的补贴和刺激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有更加长远的施策。可以考虑的选项应该是着眼于一线城市的空间纠偏。诸如利用当前和未来房价走低的条件，对于“本地人”在市中心区域的购房给予政策优惠和政策刺激，逐渐推动中心区的人口结构回复平衡。这种时候还能购房的、后进来的本地人口，通常都是依然具有消费能力的本地人口，而且政策刺激是落在本地空间上的，肥水不会外流，实际还可回收，因而力度可以大一些，这对一线城市的消费提振将会有所帮助。
其次，尽力挽留精英消费，避免城市中心区的消费出现迅速的降级，继续发挥精英消费的引领作用，也是一线城市提振消费的大事。目前大量奢侈品店离开一线城市，影响极大，应该引起政策部门的关注，最好予以强力挽留，并且提供政策支持，通过创造政策粘性，使其永续经营。
第三，城市更新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为之的地步。现在的城市更新必须更多地考虑空间以及人口的关系，这样才能有助于城市经济的稳定。再不能空间是空间，人口是人口，空间与人口两张皮，仅仅追求表面化的东西。以往的空间规划和规划概念，大可“休矣”，城市更新需要新一代的规划概念，注重强调城市生机与活力，恢复城市的平衡发展。
总而言之，一线城市特殊的人口结构是房地产高速发展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今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冷”状态，对经济打击巨大，也令城市人口结构和分布的问题凸显，这一点在一线城市消费中表现明显。因此，一线城市需要重视这一结构性变化，这样才能最大化提振消费的政策效果。
最终分析结论：
尽管政府已出台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但政策效果平平。尤其是一线城市更是成为消费下降的“急先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高速发展前后一线城市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变化。为此，政府需要综合短期刺激与长期策略，在积极引进外来人才的同时，注重并且帮助攸关城市文脉的核心族群，以此来稳定城市经济。（C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