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金融 2025-05-18
每日金融 2025-05-18
当前中国经济的重心正从出口导向逐步转向以内需为主，不断出台的各类促消费政策，背后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激活居民消费、释放内需潜力，然而实际效果却是非常有限。这样的结果实际不难理解——家庭要有钱才敢花、有信心才愿花。那么，中国家庭真的“有钱”吗？
根据东吴证券日前发布的基于38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研究，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0%，略高于38个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58.2%，但居民消费率仅为37.2%，比38个国家的平均水平（53.8%）要低16.6个百分点。与中国人均GDP水平接近的5个国家（1万美元上下，土耳其、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消费倾向没有低于90%的。从整体数据看，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总量并不低，但为何居民消费率如此之低呢？
从中国收入分配的格局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长期倾向于投资和企业部门，虽然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60%，但相较于美国（77%）等发达国家仍然偏低，这意味着即使中国的GDP增长，居民能分享到的那部分蛋糕也较小，消费自然提不上去。同时，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在30%以上，远高于欧美5-6%的水平，这意味着分得的蛋糕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并不是很大。更严重的问题是，蛋糕变大的速度也在放缓。2013-2022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速降至8.4%，显著低于2001-2012年约11%的水平，特别是2017年后，居民消费增速下滑至4%左右，创一代人以来最低增速。这一增速不仅远低于此前6-7%的消费增速，也落后于同期GDP增速。
同时，中国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看似有60%，实际与居民税负较轻密切相关，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占比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种税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税后收入水平，但未能改变居民原始收入能力不足的结构性现实。
初次分配收入反映了中国居民的初始收入水平，在这一方面，中国居民的表现相对于其他国家便略显逊色。东吴证券的研究表明，2022年，中国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1.3%，明显低于38国平均水平66.3%。其中，关键短板在于财产性收入，仅占GDP的3.2%，对比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6.2%要低不少。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结构极为单一。房地产危机爆发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依赖房地产。央行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居民财富中约70%集中于房地产。在房地产繁荣期，许多家庭通过购房实现了资产升值，一些居民则依靠出租房产、房产升值带来的资本利得作为财产性收入补充。如今，房地产非但不能带来财产性收入，反而给部分居民带来财产减值。此外，低迷的股市也限制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居民的海外资产配置也受到严格的资本管制限制，来自企业分红的比例严重不足。这种资产收益结构的单一不仅限制了财富增长，也直接影响了居民的长期消费能力。
在收入之外，家庭债务构成了制约消费的另一重负担。近些年来，与收入增幅大幅放缓相对应的，是中国家庭的债务迅速增长，杠杆水平大幅攀升。CEIC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初，中国家庭债务总额达到11.5万亿美元，占GDP的62.1%，已接近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美国的家庭杠杆率，以及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时期的水平。中国家庭债务扩张之快，在全球也属前列：2011-2021年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上升了33.8个百分点，是全球增幅最大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在2025年3月已达到144%，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家庭的债务是其年收入的1.44倍。这一水平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高位。
房贷是家庭债务的主要构成部分。2023年中，住房按揭贷款总额约为38.6万亿元人民币，占家庭债务的一半以上。在中国，住房不仅是资产，更是一种“必选项”。房产的金融化程度高、价格高、首付比例高，导致家庭在购房后背负长达二三十年的沉重还贷负担，显著压缩了其可用于日常消费的资金空间。
而在住房之外，教育、医疗、养老等高额刚需支出同样不可忽视，这些结构性支出成为中国家庭财务压力的重要来源。截至2022年9月，中国居民债务余额约合11.8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7%，已达美国同期家庭债务的72%。如果把网络借贷、消费金融等非银信贷计入，中国广义居民杠杆率约70.2%，甚至略高于美国同期的65%。
高杠杆直接挤压居民消费能力。当大量收入用于偿还房贷等债务时，可自由支配用于消费的资金相应减少。研究表明，高企的家庭债务短期内可能刺激消费增长，但两年后会显著拖累消费，即债务透支了未来消费力。国际经验也表明，当债务水平过高时，即便收入增长，消费也会受到抑制。这在中国得到了鲜明的验证。2007-2022年，中国家庭债务规模从0.52万亿美元暴增至10.86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速高达22.5%。与之对比，2013-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仅6.25%。债务膨胀远快于收入，使家庭债务收入比从2013年的68.7%飙升至2022年三季度的161.5%。这一比例已高于美国的119.8%，甚至超过多数发达国家水平。高债务意味着许多中国家庭实际上“资不抵债”，必然谨慎消费，优先偿债或储蓄以防万一。
因此，即使在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观、税负相对较轻，居民的消费意愿仍然不足。要真正解决“如何提振消费”的核心难题，真正实现从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必须深入到居民财务状况这一基本面，通过制度改革让居民敢花钱、愿消费。在政策层面，这意味着继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防范金融风险，完善社会保障，以及营造稳定的经济预期。今年3月份，中央政府推出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旨在应对当前消费疲软、居民信心不足等问题。其中将居民增收减负作为重点施策对象，算是触及提振消费的痛点。这也意味着，经济转向内需、提振消费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长久的制度努力，帮助中国居民真正增收减负。
最终分析结论：
要真正解决“提振消费”的核心难题，实现经济从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就必须要深入到居民财务状况这一基本面。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虽不低，但存在初始收入水平不高、收入增速放缓、高储蓄倾向，以及沉重的家庭债务——尤其是房贷负担等问题，严重压缩了居民的实际消费空间。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努力，为居民增收减负，解决消费者“无钱可花、没有信心花钱”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提振内需。（C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