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2018年以后，历经几轮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关税水涨船高。今年4月以来形势尤其紧张，从剑拔弩张到贸易谈判，目前中美关税暂时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更新的数据，中美日内瓦贸易谈判后，美国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已达到51.1%，相较于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前，高出30.4个百分点，涨幅超过150%。虽然预计税率比中美达成关税休战协议前要低许多，但是彭博估计这仍足以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大幅减少。

面对这样的外部冲击，一个显而易见的对策浮出水面：人民币贬值能否成为对抗这次关税冲击的有效手段？

理论上来说，汇率为出口企业提供了一个“价格调节阀”的作用，人民币贬值会提升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从而部分抵消关税所带来的成本上涨。2018至2019年中美第一轮贸易战期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5左右跌到7左右，跌幅接近8%。根据摩根士丹利的分析，这段时间人民币贬值抵消了约65%加征关税带来的影响。因此，在特朗普携关税卷土重来、企业出口承压，还有中美利差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人民币适度贬值似乎更是“顺势而为”。

然而，真正深入分析之后就会发现，这一策略的逻辑基础和现实可行性都存在显著问题。

特朗普在4月初宣布“对等关税”后，离岸人民币在4月8日至9日迅速贬值到7.43，创年内新高；5月中美贸易谈判结束后，贸易关系暂时缓和，人民币汇率渐渐企稳回升，5月13日离岸人民币最高触及7.1787；截至5月21日，又贬到7.22的水平。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人民币确实面临一定贬值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央行在主动推行贬值政策以适应出口市场的变化。

从人民币汇率的运行态势来看，人民币当前的贬值压力主要来源于市场因素。近年来，中美利差倒挂深度与持久性超出预期，美元走强，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压制。现在中美利差倒挂有加深趋势，再加上关税冲击，海外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配置意愿减弱，这些市场因素决定了人民币偏弱的基准预期。

事实上，央行这段时间一直在通过调节跨境融资额度、外汇干预等工具防止汇率波动失控，包括人民币过度贬值。2025年4月，有媒体报道央行向国有大行发出窗口指导，要求暂停自营账户购汇，并在客户购汇时加强审查，以抑制美元投机买入。这一举动反映出我国在汇率政策上并无主动求贬的意愿，更多是适应市场形势的变化，如央行行长潘功胜所言，目标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央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倾向于控制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不是刻意让人民币贬值呢？主要是出于对金融稳定性的考量。人民币短时间内大幅贬值可能引发市场恐慌，加剧当前资本外流的局面。2024年6月，人民币当时跌至7个月低点，外国投资者通过沪深港通撤资330亿元人民币，就是因为人民币走软导致的对中国市场信心减弱。随着美国当前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中国利率持续下探，中美利差倒挂深化，再加上国内经济承压，中国资本外流的风险高企，央行再冒险主动求贬恐非明智之举。同时，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为了避免“汇率操纵国”的骂名，也不应该主动让人民币贬值来对冲关税风险。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7不久，美国当时在任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就发布声明将中国首次列为汇率操纵国。对此，前央行行长易纲辩称，央行的货币政策关注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服务于实体经济，不会因为关税上升让人民币贬值。并且，在当前贸易紧张局势仍存在极大变数的背景下，任何“政策性贬值”迹象都可能被美方拿来作为谈判筹码，甚至成为施压中国的政治工具。这种外交成本与金融风险远超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的短期出口风险缓冲，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不是一个明智的政策选择。

除了对金融稳定性的考量，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汇率贬值在刺激出口方面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对抗关税冲击的作用可能不大。有研究表明（宋雪涛，2025），在人民币汇率贬值时期，出口价格往往同步走高，而不是下行。而且，更低的出口价格和更弱的人民币汇率，并不会带来更高的出口份额。比如，2016年中国出口价格下滑了2.6个百分点，但出口份额下滑了0.7个百分点。2016-2017年人民币汇率连续两年走弱，中国出口份额也连续两年回落。相反，出口增速与汇率存在明显的同向关系，出口强则汇率强，出口弱则汇率弱。这主要是因为汇率是资金流动的结果。所以，与其说汇率是出口的“因”，不如说汇率是出口的“果”。

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是，当前美元有类似“尼克松冲击”的走弱趋势，叠加全球货币宽松，推高人民币相对汇率，人民币贬值的空间有限，实际上陷入“想贬也贬不了”境地，更不用说通过人民币贬值对抗关税冲击。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终止美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各主要货币转为浮动汇率制。这一剧变使美元进入持续贬值通道，在70年代曾一度暴跌约三分之一。当前美国推行对等关税、财政宽松等政策，造成美元走势偏弱，去美元化趋势加速。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以后，至5月22日，美元指数下跌约4.1%，过去一年美元指数下降5.23%。高盛预测，由于关税政策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利润承压、消费者信心减弱，美元兑欧元将在未来12个月内贬值约10%，兑日元和英镑分别贬值约9%。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此前曾指出，全球贸易格局剧变下，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货币秩序正在经历新一轮重整。这与1970年代美元经历的“尼克松冲击”颇为相似。而人民币汇率相对被动，高度盯住美元，在美元剧变时往往难以主动选择路径。因此当下美元走弱时，人民币贬值的幅度偏小。2025年4月，美国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导致人民币一度贬值至7.3499（4月9日），但随后稳定在约7.2的水平。由于美元偏弱，这一水平仅较2024年4月的约7.24略高，人民币贬值幅度仅约0.5%。

因此，人民币贬值并非应对中美关税战冲击的可行策略。现在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主要来自市场因素，是全球资本格局和市场预期反应的结果，而非政策层面主动求贬。从风险角度看，汇率大幅波动可能带来金融稳定挑战，并在对美关系中引发更大摩擦，因此央行倾向于控制人民币在合理范围内波动，而非配合关税上升主动求贬。从历史经验来看，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作用也有限，无法有效对冲关税冲击的结构性影响。最为重要的是，当前美元正面临类似于“尼克松冲击”，走势偏弱，限制了人民币的贬值空间，让人民币陷入“想贬也不能贬”的境地。

最终分析结论:

人民币贬值并非应对中美关税冲击的有效策略。全球货币体系正在重构，美元面临新一轮“尼克松冲击”，走势偏弱，限制了人民币贬值的空间，而从历史经验和当前的形势来看，主动贬值不仅难以有效提振出口，反而可能引发金融不稳与外交摩擦。（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