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价格法自1998年实施以来首次迎来全面修订。国家发改委与市场监管总局7月24日联合发布《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此次修订被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标志着实施27年的价格治理体系，正式开启升级进程。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法律，价格法在引导资源配置、稳定物价水平、保护消费者与经营者权益等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此次修法的核心矛头，直指电商及平台经济的定价霸权。近年来，随着国内平台经济的扩张与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电商及平台企业凭借数据和算法优势，逐步形成对市场定价权的实质性控制，甚至通过强制商家低价倾销、算法价格歧视等手段，扭曲实体经济的竞争秩序。现行法律在应对平台算法定价、强制商家低价倾销等新问题时，已显滞后。因此，此次修订不仅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的“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落实，更是政策层面对平台经济无序扩张的主动约束，其深层意图在于修复线上与线下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其影响将深度渗透产业竞争逻辑与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在此背景下，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认为，此次价格法修订的紧迫性，植根于平台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当下，平台经济通过算法定价权，强制商家参与“零元购”补贴战，甚至利用数据优势实施价格歧视，导致实体商家利润空间被挤压。从生鲜电商的“价格战”到外卖平台的“击穿价”营销，平台主导的“内卷式竞争”已冲击实体经济的就业稳定与收入分配。这些现象暴露出，旧版价格法在规制平台经济时的制度空白。因此，国内亟须通过法律升级明确平台定价行为的政策红线。

此次修订中，针对平台经济的政策约束，成为最大突破点。修正草案创新性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规则等从事不正当价格行为”，首次将算法定价、大数据杀熟等平台特有行为纳入法律禁止范畴。例如，部分平台通过算法对新老用户实施差异化定价，或强制商家承担高额补贴成本，形成“补贴越多、亏损越大”的恶性循环，新规将此类行为明确列为违法。

此外，针对国内愈演愈烈的“内卷式竞争”，本次修正草案也重构了低价倾销的认定标准与规制逻辑。现行法第十四条第二项被修订为：“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外，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价格倾销，或强制其他经营者按其定价规则低于成本倾销”。安邦智库研究人员认为，这一修订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将适用范围从商品扩展至服务领域，涵盖电商、外卖等新兴服务业；其次，将构成要件简化为舍本销售和垄断目的，大幅降低执法认定难度；最后，将规制主体从直接销售方延伸至制定定价规则的平台方，直指平台强制商家“二选一”等问题。整体来看，低价倾销作为恶性内卷的典型表现，不仅挤压企业利润、削弱就业承载力，更通过产业链传导损害中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此次修法为整治此类破坏性竞争，提供了精准法律武器。

对于违法行为，此次修订也显著提升了价格违法成本与执法威慑力。针对违反明码标价行为，罚款上限从5000元提高至5万元，升幅达十倍。对拒绝提供成本资料的企业，可处以50万元以下罚款。更关键的是，草案建立行业协会、平台企业的连带责任机制，例如外卖平台强制商家参与补贴活动，将面临与直接实施者同等的法律制裁。从处罚力度来看，新规坚持“过罚相当”原则，对情节轻微的明码标价违规，保留警告与限期改正的弹性空间；对涉及民生的重要领域违法，则从严设定处罚标准，形成“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的梯次责任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价格法的修订，不是孤立的立法，而是与既有法律体系构建协同治理生态。在整治低价倾销方面，价格法聚焦行为规制，反垄断法针对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强制交易等行为，三部法律形成行为、结构、交易的全链条监管。当前各平台强制商家低价销售，既违反价格法新增的“强制倾销”条款，也触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还可能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面临反垄断审查，违法成本显著提升。这种制度制定的协同，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也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

安邦智库研究人员观察到，从最近的政策取向来看，政策工具实际正在“修理”电商一家独大的情况。除了价格法之外，流通税也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可以看到，宏观政策正在试图修正，以恢复线上与线下的平衡。现在可能仅仅是开始，今后可能还会做得更多。

不过，也需要清醒认识到，单纯依赖法律规制价格行为，特别是试图用以彻底终结“内卷式竞争”，其效果可能有限。历史经验表明，类似的价格调控手段在应对恶性竞争时，不止一次遭遇失败。此次修订草案最突出的积极意义，可能在于其针对网络时代的非正当竞争（包括电商平台的强制倾销、算法价格歧视、虚假宣传、竞销等行为）明确划定了政策红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监管工具。这为执法部门在需要时及时采取行动奠定法律基础。

在陈功看来，真正解决深层次的内卷问题，根源在于推动产业升级。核心路径依然是依靠技术创新、工艺提升和管理优化，鼓励企业深耕精细制造与服务，在产品价值、功能体验和品牌认同上拉开差异化竞争空间，摆脱低层次价格搏杀。必须同时强调，价格管控本身是一种“逆市场”的干预措施。过度依赖此类手段，或在界定“低于成本倾销”“不正当价格行为”标准过严过宽，都可能扭曲市场信号，挫伤企业自主定价的积极性，反而在相当程度上不利于资源高效流动、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效构建与健康运行。

最终分析结论：

本次价格法修订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法治化手段约束平台经济的定价霸权，为实体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政策从单向扶持平台扩张，转向平衡线上线下生态，其深层诉求是修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关系。不过，法律仅是治理工具之一，真正的平衡发展仍需依靠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如果政策能精准拿捏“约束无序”与“激励创新”的边界，中国将走出一条平台与实体共生共荣的新型发展路径。（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