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近期，据媒体披露，此前提出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正处于落地实施阶段。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推进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共5000亿元，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我们正在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将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到具体项目，后续将督促各地方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建设，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推动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据透露，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将采取2022年类似的政策性工具模式：国家发改委负责筛选符合战略方向的项目清单；三大政策性银行，通过设立专项基础设施基金公司，以股权投资或股东借款形式向项目注入资本金；央行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在不增加财政赤字的前提下，解决项目资本金不足的难题。另外，本次工具明确划出1000亿元专项额度定向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直接注资+政策倾斜”双路径强化保障。其支持的项目涵盖8个领域28个专项，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消费领域基础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农业农村、交通和物流以及市政和产业园区。

就项目而言，仍然是政府发改委主导，和地方配合实施，因而属于“准财政”工具，但其并不增加财政赤字，而是通过政策性银行以“债转股”的形式为投资项目注入资本金。这一方面在于，在房地产等资产价值下降的情况下，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权益资本被大量消耗，使得基建投资面临“无米之炊”。数据显示，2025年前8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0.5%，房地产、传统基建投资增速放缓，投资需求疲弱。另一方面，在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之下，地方面临“去杠杆”的需求，新增地方政府债中大部分都被用于化债，用于投资的增量资金有限。另外，在多轮投资建设后，专项债投资也面临“资产荒”困难，有效需求不足；专项债资金使用不够灵活，使得相当部分专项债面临限制，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这种背景之下，以政策性银行作为新的资金来源和投资通道，可以说是当前形势之下的应变之举，以“股权投资”替代“债权投资”以实现推动科技创新为主的新投资模式的尝试。而新的八大领域，则在政策端更加具有增长的潜力和支持。

从目前安邦智库（ANBOUND）跟踪到的信息来看，新工具在额度分配上，有着向经济大省倾斜的意图。一方面，经济大省相对的投资机会较多；另一方面，其政府债务负担较轻，有继续加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事实上，近年来在“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要求下，无论是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等政府性资金，还是结构性工具等金融资源配置都对经济大省有明显的倾斜。中西部地区经济自身驱动力有限，同时还受到债务压力制约，投资动力和需求都受到拖累。

从实施方式来看，与2015年和2022年的两轮政策性工具使用相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些许区别，2015年的2万亿元工具以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金融债作为资金来源；2022年7400亿元工具以金融债和央行PSL贷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融资；而此次则完全由央行通过PSL提供资金。因而，此次有着央行货币政策精准“放水”的考虑。同时，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注意到，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和此前推动政府性投资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债务融投资模式、以及央行推动的各项再贷款工具为主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模式都有明显的不同，的确可以称之为“新型”的政策工具。有分析称，这一工具以“准财政”为核心属性，核心逻辑是构建“国家统筹+政策性银行执行+社会资本参与”的协同体系。

与2015年和2022年两批次的政策性融资工具不同，此次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并未明确财政是否会进行贴息。如果如市场猜测没有财政贴息，则此次投资项目需要考虑投资收益的情况，也就是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投资项目，以相对高风险的权益投资为主，而此前传统的基建投资可能并不适合。按照媒体披露的相关具体领域来看，新的工具与2015年的“稳楼市”和2022年的“稳经济”的以稳为主，转向推动经济结构性转变的新兴产业的以进为主。因此，与稳增长的重数量有所不同，此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落地，还有着重质量的政策考虑。特别是其为民企项目提出明确要求，也体现出新工具对于“创新”的新要求。

当然，这也并非绝对。目前有的项目也采取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提供资本金，地方专项债提供债务融资的各种工具结合的投资模式。这意味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尝试转变的同时，仍没有完全脱离“稳增长”的意图。随着政府债发行接近尾声，货币政策宽松受到资产荒制约，新型政策工具登场，延续宏观政策的宽松取向，继续向市场“输血”。有机构测算，5000亿元资本金落地，将带动近2万亿元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仍具有相当的杠杆效应。有机构测算，至2026年，工具支持的项目可带动约200万人就业，推动GDP增长0.3-0.5个百分点，为经济稳定回升提供关键支撑。就此来看，虽然新工具以“进”为主，但仍然是稳增长的利器。

当然，从实施来看，新工具需要发改、财政和金融部门的配合协同，也需要政策性银行作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发挥作用，政策协调的复杂性更大。在项目主体来看，习惯了债务融资的投资模式后，无论是投资内容还是资产回报方式都有明显改变，这对于政府性投资有着更多的挑战。同时，从传统的资源配置，到科技创新驱动，更涉及到发展模式，从土地经济向股权经济转型的魄力和智慧。这些恐怕是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所带来的更多长期的影响。这同样意味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效果和作用也有待观察验证和调整改善。

最终分析结论：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将陆续落地实施，不仅带来新的增量资金，实现稳增长；而且在投资内容、投资模式和工具实施等方面都有改变。新工具的实施在实现“稳增长”的同时，更强调“以进为主”，还具有带动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政府投资模式转型的深远意义。（W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