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央行副行长邹澜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行将推出两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是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提高银行重点领域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完善结构性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相应的措施自1月19日起陆续开始实施。

具体来看，央行此次提出了8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一是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从目前的1.5%下调到1.25%，其他期限档次利率同步调整。二是将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并单设民营企业再贷款。合并使用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额度，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总额度中单设一项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1万亿元，重点支持中小民营企业。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并扩大支持范围。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4000亿元至1.2万亿元，并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等纳入支持领域。四是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将此前已经设立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合并管理，合计提供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五是拓展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领域。纳入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更多具有碳减排效应的项目，引导银行支持全面绿色转型。六是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结合健康产业认定标准，适时在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中纳入健康产业。七是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将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30%，支持推动商办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八是鼓励金融机构提升汇率避险服务水平。丰富汇率避险产品，为企业提供成本合理、灵活有效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

在这些政策之中，最令人关注的自然是降低结构性政策工具利率。央行上一次下调这一利率还是在2025年5月。当时出台的一揽子金融货币政策中，调降结构性政策工具利率，和全面的降准、降息同步进行，只是降息的幅度有所不同，结构性工具下调的幅度更大。而此次结构性降息，是2026年货币政策中“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的具体体现。此前2025年一季度末，央行结构性政策工具余额约不到6万亿元。以此为基础作为比较，相比数以百万亿元级别的信贷和社融规模而言，结构性政策工具的规模仍然偏小，那么，此次结构性降息的影响相当有限。其作用还是在于通过结构性的降息，推动有关领域的发展，起到结构性调节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与前几年（2025年除外）年初推动全面降准或者降息的做法不同，此次仅仅实施了结构性的降息。考虑到央行逆回购、MLF等工具的净投放，使得市场流动性一直处于“宽松”的状态，由此来看，一季度再实施“全面”降准、降息的必要性变得日益减弱。换句话说，此次调降结构性政策工具利率，更多还是结构性宽松的体现，而非“全面宽松”。

央行表示，今年降准降息还有一定空间。其特意提到当前存款准备金具有较大的空间。这个说法，结合降准、降息的不同影响和作用，未来降准的概率和频次都会比降息更大。从2025年12月份的货币和社融情况来看，利率不断下调情况下，居民存款“搬家”的情况变得日益明显，一方面是定期存款不断增加，以获得更高的利息收入。这实际上推动了M2-M1剪刀差的扩大。数据显示，2025年12月M2同比增长8.5%，较11月上升0.5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3.8%，较11月下降1.1个百分点；两者剪刀差环比扩大了0.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非银存款的显著增长，虽然2025年12月非银存款环比少增3300亿元，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多增2.84万亿元，表明居民存款搬家的趋势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之下，银行信贷扩张势必受到影响。特别是居民端贷款在房地产市场低迷、收入预期不稳的情况下，信贷增长受到拖累。因此，考虑到目前银行方面的压力，降息更多是“象征性”的，空间和力度都会受到约束。正如安邦智库（ANBOUND）近期所谈到的，在多种工具推动的多元化“宽松”趋势之下，降准、降息的影响和指向作用都会减弱。市场对“适度宽松”的理解上，不仅要关注增量信号，也需要增加对存量政策的理解。

此次央行提到对结构性工具进行一些调整，部分结构性工具规模也随之扩大，整体来看，结构性工具额度增加了1.1万亿元，包括支农支小再贷款增加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增加4000亿元，民企债券和科创债风险分担工具等结构性政策工具额度2000亿元。结构性工具的调整和整合，也体现了当前宏观政策的整体倾向。一方面，民企再贷款的整合，以及额度的确认受到市场的关注。当然，支农、支小，以及对民企融资的支持，可以说一直发挥着结构性工具“补短板”的作用。另一方面，科创和技改再贷款规模增加，以及科创债务融资工具增加额度，都体现出当前推动科创企业发展的整体倾向。这方面，还包括绿色金融、养老金融等多项政策性工具使用范围的扩大。这些都体现了结构性政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促转型”的意义。这种政策的导向，恐怕是央行更愿意向市场表达的“精准”支持的信号。

如果没有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在不增加整体投放的情况下，再贷款工具额度的增长，更多会来自其他传统领域融资的缩减。那么，如果总量规模不变，新增再贷款工具额度，也有信贷存量规模调整或者优化的意义。实际上，2025年一季末整体结构性融资工具规模较2024年末的6.4万亿元有所收减。这意味着结构性工具使用，实际上也是“有进有退”。一些阶段性工具在陆续退出，比如疫情时期的“复工复产”工具，以及支持棚改的PSL工具使用都在减少，而“五篇金融大文章”为主的工具则在持续增长。目前还没有数据佐证最新的结构性工具规模变化，但这个此起彼伏的过程也是当前国内经济走向的真实写照。同时，这也意味着宏观政策支持的领域发生了改变。

央行政策中，有关房地产方面，提到将商业用房购房贷款首付比例降至30%。此前，商业用房的首付比例普遍在50%左右，新的政策无疑将进一步增加商业地产的杠杆，促进商业地产的销售。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数据，商业用房在当前房企库存中的占比约为20%—30%，降低商业用房首付比例，自然会有利于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去库存。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多围绕住房销售的政策有所不同，这也是央行政策中，少有的涉及商业地产领域的放松政策，从侧面体现出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不仅是住宅市场的低迷，商业地产的困境甚至更为严重，需要相关的逆周期政策的支持。随着相关商业地产政策同步走向宽松，围绕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放松在全面推进。这不仅是“稳增长”的需要，也有着“防风险”的考虑。

有关鼓励使用汇率风险工具，也是出于“防风险”的目的。当然，2026年与前几年的情况有所不同。此前，在外部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大部分时间处于贬值态势。2025年5月以来，外部局势趋于明朗，而在央行推动一揽子货币金融政策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开始走强。央行推出汇率避险服务，其意图也从防止人民币贬值，转向避免人民币升值和相关投机活动对经济的冲击。这种周期性错配的风险其实对经济增长和转型都有着长期的负面影响。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既是逆周期调节的需要，也有着跨周期布局的战略意义。

最终分析结论：

央行2026年初推出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包括降低结构性政策工具利率，调整规模和范围等等，验证了当前货币政策的结构和总量并重的思路。结构性政策工具的使用，意义不仅在于“精准”宽松，更有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意图。在“多管齐下”的政策之下，总量型政策的使用会愈发谨慎，更趋向于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W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