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金融 2026-02-09
财政运行数据历来被视为观察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窗口。近日,财政部公布了2025年度财政收支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1.6045万亿元,同比下降1.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8.73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与2023—2024年的财政表现相比,2025年财政运行已明显转入结构性承压阶段,其运行逻辑与政策含义值得重点关注。
从收入端看,近几年财政收入持续低于年初目标,且目标与实际增速之间的偏差不断扩大。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为增长6.7%,实际增速为6.4%;2024年收入目标下调至3.3%,实际仅增长1.3%;而2025年收入目标进一步压低至0.1%,最终却转为同比下降1.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走势表明,财政运行压力正在逐步由阶段性问题转向结构性约束,财政运行已难以回到此前依赖周期反弹实现较快增长的轨道。
在收入结构上,税收收入虽在2025年实现小幅回升,但弹性明显不足。2025年全国税收收入为17.6363万亿元,同比微增0.8%,而2024年税收收入同比下降3.4%,2023年则曾实现8.7%的较快增长,说明税基有所修复但不稳固。从主要税种看,增值税同比增长3.4%,企业所得税增长1.0%,反映工业生产和企业盈利状况略有改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1.5%,明显快于企业端税种,显示对高收入人群税收征管有所强化;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合计同比下降4.8%,关税同比下降3.1%,表明在国内通胀走低、内需疲软的背景下,进口税源偏弱。与此同时,房地产相关税收继续成为拖累项。2025年,契税同比下降14.1%,土地增值税下降15.7%,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14.7%,房地产链条相关税收和基金收入呈现同步走弱态势。
非税收入在2025年出现明显回落。2025年非税收入为3.9682万亿元,同比下降11.3%;而2024年非税收入曾大幅增长25.4%,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税收下滑带来的压力。非税收入的高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补缺口特征,其回落意味着财政通过非常规渠道弥补收入缺口的空间正在收缩。未来,财政收入结构将更多依赖税收这一制度化、可持续性更强的渠道。近期新版《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在数字经济以及个人海外收入税收征管方面,亦有所加强。值得注意的是,与总体公务员招录规模相比,税务系统在2026年招考中实现了显著扩招,税务部门计划招聘逾2.5万人,这强化了税收征管队伍建设,为提高征收效率和覆盖范围提供了人力支撑。这些动向共同表明,在传统收入渠道承压之下,通过完善税制架构与提升征管能力来稳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成为财政收入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从支出端看,财政扩张能力明显弱化。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5.4%,2024年增长3.6%,2025年则仅增长1.0%。支出增速持续下行。财政支出的功能正在由以往侧重发展型支出逐步转向保障型支出。一方面,民生支出体现出对就业和社会稳定的托底作用;另一方面,债务付息等支出具有高度刚性,对财政资源形成长期约束。在这一结构下,财政对投资和增长的主动拉动能力受到明显限制,主要功能转向维持社会基本运行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在支出结构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6.7%,卫生健康支出增长5.7%,教育支出增长3.2%,“投资于人”的民生领域与刚性支出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基建、建设类支出科目增速下行甚至转负,显示财政对“形成实物工作量”的拉动边际趋弱,或在项目储备、化债优先顺序、资金使用节奏等方面受到约束。预计未来财政支出将继续由“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转变。同时,债务付息支出13491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虽较2024年放缓,但规模继续扩大,且属于高度刚性科目,意味着在收入承压背景下,“偿债成本对可用财力的挤出效应”仍在累积,财政更容易陷入“保基本”“保偿债”的优先顺序,从而压缩扩投资、扩服务的弹性空间。
从广义财政看,土地财政持续收缩仍是约束地方财政空间的核心因素。2025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5.7704万亿元,同比下降7.0%,延续此前下行趋势。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继续明显下降,与房地产相关税收的下滑相互印证。相比2021年约8.7万亿元的高点,土地出让收入已出现长期性回落,地方财政的基础性财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政府性基金支出在2025年同比增长11.3%,达到11.2874万亿元,这一财政扩张主要依赖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等债务工具对冲土地财政下滑,其本质是以债务融资弥补传统财源萎缩。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托底作用愈发明显。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6.5%,而地方本级收入同比增长2.4%。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央在一定程度上向地方让利,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地方财政能力的实质性增强。在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税收持续下滑的背景下,地方收入的增长更多体现为征管强化和结构性补位,其可自由支配的财政空间非常受限。地方稳增长和结构性调控主要依赖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特别国债和专项资金实施。2025年中央本级支出同比增长约5.7%,地方支出同比仅增长0.2%。这体现了,一方面,中央财政仍在加力,承担更多稳增长和结构性调控职能;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支出几乎停滞式增长,反映其在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滑和债务约束强化的背景下,已难以像过去那样通过扩张性支出来拉动经济。因此,财政运行正从“地方扩张型”向“中央托底型”转变。
总的来说,2025年财政运行已不同于2023年的恢复性财政,也不同于疫情时期的强刺激性财政,而是呈现出一种以稳增长和防风险为核心的形态:收入端持续承压,税收亟待巩固修复,土地经济一去不复返;支出端仍需维持增长,以托底经济和保障社会运行。在这种格局下,中国财政预算安排中赤字率不断提高,以应对收入端承压带来的财政缺口。2025年财政赤字目标被安排在约4%水平,对应约5.66万亿元规模,明显高于2024年原先设定的约3%赤字率。根据官方说法,2026年财政部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保持必要水平,确保财政总体支出力度“只增不减”,重点领域保障“只强不弱”,这意味着赤字率仍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
从中长期看,财政空间的关键不在于赤字率本身,而在于税源结构的重塑与地方财力基础的再构建。在房地产对财政的支撑作用明显弱化之后,财政可持续性将更多依赖于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恢复、新产业税源的形成以及更为规范和稳定的收入体系。在此之前,财政运行仍将处于以稳定为导向的调整阶段,财政政策目标将更多聚焦于托底经济、防范风险与维持基本运行,而非通过大规模扩张实现增长加速。
最终分析结论:
财政对宏观修复的响应弹性正在下降,财政运行已难以回到此前依赖周期反弹实现较快增长的轨道,债务付息压力上升与土地财政持续收缩共同构成约束地方财政空间的核心因素。未来财政收入结构或将更多依赖税收这一制度化、可持续性更强的渠道,同时财政对“形成实物工作量”的拉动边际趋弱,支出结构预计将由“投资于物”进一步转向“投资于人”。在此过程中,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托底作用愈发明显,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功能正由扩张型工具转向以稳定经济与防范风险为导向的托底型机制。(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