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当前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叠加的阶段，技术扩散速度、资本流动方式与产业重组节奏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美之间围绕关键技术、产业体系与创新能力的竞争不断加剧，外界对美国创新政策走向的关注也随之升温。2025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对联邦科研与研发预算进行了大幅削减，取消或压缩了拜登政府时期依托联邦资金推动的一系列创新计划，尤其是区域创新引擎与气候技术相关项目。这一变化在表面上被解读为对大学体系和科研机构的冲击，甚至被视为“削弱美国科技基础”的象征性举措。

然而，这种判断往往停留在联邦预算这一单一维度，忽视了美国创新体系更为深层的结构特征。美国的创新能力从来不是建立在单一政府中心或持续扩张的公共预算之上，而是植根于一个由联邦政策、州级治理与资本市场共同构成的多中心创新型国家结构之中。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创新政策调整，并非对创新体系的简单破坏，而是在重新校准联邦、地方与市场之间的分工边界，使资本与市场重新回到技术创新的主引擎位置。理解这一制度性回归，对于准确研判美国创新体系的韧性、动力来源及其未来走向，具有关键意义。

首先，联邦层面的角色转变：从直接投入者向制度引导者回归。美国联邦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历来不是线性递进的预算扩张，而是伴随经济周期、产业竞争与地缘政治环境不断调整其介入方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通过《美国创新战略》《America COMPETES Act》以及“美国制造”（Manufacturing USA）网络，强化了联邦在基础科研、先进制造与公私合作中的协调与引导职能，试图弥合基础研究与产业化之间的断裂。这一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引入了非市场协调机制，以联邦资金为杠杆，撬动地方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参与。

这一政策路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并未被否定，而是以不同重点得以延续。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国家量子倡议等项目，依然采用联邦设定方向、跨部门协同、联合科研机构与企业参与的任务导向模式。拜登政府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框架，通过区域创新引擎、技术枢纽计划以及《CHIPS and Science Act》，强化联邦在区域平衡和产业安全方面的角色。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联邦投入的扩张，本身也带来了效率、协调成本与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特朗普第二任期对联邦科研预算的压缩，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些制度工具的价值，而是将联邦角色重新限定在规则制定、战略方向引导和全国性网络维护层面，减少直接作为创新“投资人”的比重。这种调整实质上为市场和资本释放了更大的空间，使联邦不再试图替代市场选择技术路线，而是回归到为创新活动提供制度框架和政策边界的角色。

其次，州政府的承接与放大：在联邦框架与市场动力之间形成接口。在联邦角色重新校准的同时，州政府在美国多中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并未被削弱，反而在联邦—市场之间承担起更为关键的承接与放大功能。各州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财政能力，形成了高度差异化的创新治理模式，使创新活动能够在不同区域找到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发展路径。

以缅因州为例，这一资源型州并未依赖持续的联邦补贴维系创新活动，而是通过“森林机遇路线图”将科研机构、地方企业与公共资本工具整合进统一战略框架，围绕生物燃料和先进木质材料等高附加值方向形成产业集群。通过州级资本基金的介入，有限的公共资金被用于撬动更大规模的私人投资，从而使创新活动直接嵌入市场回报逻辑之中。

密歇根州的实践则更为典型地体现了州政府在产业转型中的“平台型”角色。面对传统汽车产业结构性衰退的压力，州政府并未简单依赖联邦补贴维持旧体系，而是通过经济发展公司、战略投资基金与跨部门协调机构，引导资本和企业将资源投入电动汽车、先进制造与新型出行技术领域。大学体系在其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技术转移和产业合作机制，与企业和资本形成紧密联动。

这些案例表明，州政府的核心作用并不在于替代市场，而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公共资本与协调机制，降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初始风险，使市场力量能够更顺畅地进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

再次，资本与市场的主引擎地位：美国创新体系真正的动力源泉。如果说联邦提供方向、州政府构建接口，那么资本与市场才是美国创新体系中最具决定性的动力源泉。长期以来，美国科技创新的突破性成果，并非主要来自稳定的公共预算，而是源于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对高风险、高不确定性技术的持续押注。

埃隆·马斯克的实践为这一逻辑提供了最直观的例证。无论是特斯拉、SpaceX，还是后来涉及的商业航天、人工智能与新能源领域，其技术突破并非建立在持续联邦科研拨款之上，而是依托资本市场在长期亏损、高波动条件下仍然愿意提供融资支持的能力。风险投资、公开市场融资与战略投资者构成的资本网络，使得创新者可以在商业化路径尚未清晰之前，持续推进技术试验与规模扩张。

特朗普所强调的“回归市场”，并非否认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而是重新确认资本与市场在技术筛选和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在这一框架下，创新不再单单以获得联邦项目为主要目标，而是以能否获得资本市场认可、能否形成可持续商业模式为检验标准。这种机制在短期内可能加剧创新活动的波动性，但从长期看，更有利于淘汰低效率项目，集中资源支持真正具有颠覆潜力的技术路径。

正是资本市场的高度活跃和制度成熟，使美国创新体系在联邦预算波动甚至收缩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强劲的技术推进能力。这也是美国与许多依赖集中财政投入的创新模式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所在。

总体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对联邦科研预算的收缩，并不等同于对美国创新能力的系统性削弱，而是一次围绕创新主导权的结构性再平衡。联邦政府从直接投入者回归为制度引导者，州政府在联邦框架与市场动力之间发挥承接与放大作用，而资本与市场重新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引擎。这种三级联动并非创新能力的退化，而是美国原教旨主义创新范式的制度性回归。

在这一体系中，创新的持续性不取决于单一层级的预算规模，而取决于联邦规则设计、地方治理能力与资本市场活力之间的协同程度。短期内，联邦层面的收缩可能削弱部分跨区域协调项目，但难以动摇以市场为核心的创新生态。从更长周期看，美国创新体系的竞争力，仍将主要由资本对风险的容忍度、市场对技术的筛选效率以及多层级制度之间的协调能力所决定。

最终分析结论：

概而言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对联邦科研投入的收缩，并非对美国创新体系的根本性否定，而是一次围绕创新主导权的结构性重置。美国创新的核心动力并不取决于联邦预算规模，而在于联邦制度引导、州级差异化治理与资本市场高度活跃之间形成的多中心协同结构。随着联邦角色回归规则与方向层面、州政府发挥承接与放大功能，资本与市场重新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引擎，美国创新体系在政治周期与财政约束下仍具持续活力。这种以市场为核心、政府为框架的原教旨主义创新模式，构成了美国长期技术竞争力的重要制度基础。（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