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普惠金融作为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战略抓手，是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的关键举措。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强力引导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凭借资金成本低廉、全国网点布局完善及政策资源倾斜集中等多重优势，成为我国普惠金融规模扩张的绝对主力军。截至2025年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6.57万亿元，同比增速11.1%，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4.7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六大行普惠贷款占比达45.55%，较2020年提升14个百分点，占据近半壁江山。然而，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认为，当前，在大行普惠金融快速扩张过程中，资产质量风险持续累积、行业生态严重失衡、消费者保护短板突出等弊端日益凸显，区域性、结构性金融风险隐患逐渐暴露。

首先，资产质量风险加速累积，不良防控压力显著加大。普惠金融客群具有规模小、抗风险弱、抵押不足、信用信息分散等天然特征，信贷风险高于传统业务。在规模扩张硬要求下，大行部分分支机构放松风控标准，导致风险快速累积。

一方面，不良率走高，风险暴露周期缩短，推高处置成本。2025年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5%，但普惠小微板块不良率远超均值。据银保监会2025年监管通报数据，多家大行个人经营性普惠贷款不良率突破3%，县域分支机构普惠贷款不良率达2.8%以上，风险暴露周期从传统信贷的12个月缩短至8个月。同时，抵押类贷款不良率反超信用贷，核心原因是基层机构“见押即贷”，忽视借款人实际还款能力，叠加房地产抵押物价值波动，引发主动违约潮，大幅推高处置成本。

另一方面，准入门槛降低，风险识别失真，风险缓释机制失效。为达成授信户数、增速等考核目标，大行部分机构降低准入门槛，导致客群结构失衡：优质客户过度授信，高风险客户盲目吸纳。审批过度依赖线上模型评分，弱化对企业经营现金流、真实经营状况的穿透审核。监管抽查显示，某大行县域普惠贷款中15%客户存在虚构经营流水、伪造纳税凭证行为，此类客户贷后风险暴露率超8%，形成大量无效信贷资产。此外，普惠贷款风险缓释机制严重失效，信贷风险基本由银行单方面承担，不良贷款处置难度大、周期长，2025年末大行普惠贷款不良处置平均周期长达18个月，远超传统信贷业务处置时长，持续侵蚀银行经营利润。

其次，行业生态失衡加剧，中小金融机构生存空间被挤压。大行凭借资金成本、科技、政策三重优势快速下沉，打破“大行服务大城市、中小机构深耕县域农村”的传统分工，引发金融生态失衡。

一方面，大行成本优势碾压中小机构。2025年四季度五大行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低至2.94%-3.17%，远低于农村金融机构4.5%-5.5%的利率水平。依托低利率的优势，大行重点抢夺县域、农村优质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导致中小金融机构核心客群流失、市场份额萎缩。数据显示，2020-2025年，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占比从33.92%降至25.35%，累计下滑8.57个百分点，部分县域农商行因客群流失被迫承接高风险客户，不良率飙升至5%以上，面临重组化险压力。

另一方面，行业同质化竞争持续加剧。大行盲目复制中小机构县域服务模式，忽视自身在本地软信息获取、产业理解上的短板；中小机构为保份额，被迫跟随大行压低利率、放松风控，全行业陷入“亏钱赚规模”的畸形竞争。部分大行分支机构不惜以低于成本价拓展业务，不仅损害自身可持续性，更倒逼中小机构陷入“做越多亏越多”的自杀式竞争，行业整体盈利空间被持续压缩。更为关键的是，风险传导效应持续显现，大行资本充足、风险抵御能力强，可通过大额拨备覆盖不良风险；中小机构资本薄弱、抗风险能力差，被迫承接高风险普惠业务，区域性金融风险持续累积。

最后，消费者保护短板明显，弱势群体权益受损风险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多为金融知识匮乏、风险识别能力弱的小微企业主、农户、新市民，权益保护本是核心要义。但大行快速扩张中，重营销、轻保护，侵权问题频发。

一方面，信息披露不充分，误导性营销普遍。部分分支机构推广普惠贷款时，过度强调“低利率、快审批”，隐瞒手续费、担保费、提前还款违约金等隐性成本及还款约束条件。2025年上半年大行普惠金融投诉数据显示，40%以上涉及“信息不透明”，部分消费者不知情背负高额隐性成本，还款压力陡增。

另一方面，过度授信与不当催收，侵害合法权益。部分机构对客户还款能力评估不足，发放超额贷款，导致部分经营主体陷入“以贷养贷”债务陷阱。贷后催收环节不规范，暴力催收、骚扰催收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消费者正常生活与经营，2025年监管通报某大行县域机构因不当催收被处罚3次，涉及消费者200余人，损害行业公信力。

从理论上来说，普惠金融的核心要义在于“普惠”与“可持续”的统一。然而，在实践上，国有大行快速扩张普惠金融，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覆盖面，显著增强了普惠金融的服务可得性，但是商业的可持续性方面问题比较大，而且暴露相对明显。

尽管2023年起监管已取消普惠贷款增速的硬性量化要求，但部分大行内部仍延续“年增速不低于30%”的考核标准，且将增速、授信户数等指标作为核心考核权重，风险质量指标权重偏低。在短期考核压力下，大行分支机构形成“重规模、轻质量、重短期、轻长期”的行为惯性：为完成增速目标，忽视客户资质审核，放松风控要求；将普惠业务作为“任务指标”而非“战略业务”，缺乏长期资源投入与能力建设。

此外，过度依赖政策红利，自主盈利模式尚未成熟，也是一大问题。大行普惠业务盈利主要依赖政策贴息、税费减免、风险补偿等外部支持，自主盈利模式尚未成熟。具体来看，大行普惠产品以传统信贷为主，缺乏“信贷+保险+担保+财富管理”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难以通过多元化收益覆盖风险成本。同时，科技赋能尚未完全转化为盈利优势，虽通过数字化手段降低了部分获客与运营成本，但普惠业务的核心成本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大行对政策红利的依赖度高达60%以上，一旦政策退坡，业务可持续性将面临严峻挑战。

综合来看，普惠金融领域由于大银行的强大势能，实际带来了一种两面性局面，一方面大银行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另一方面又导致了普惠金融实现的众多问题。

最终分析结论：

在政策推动下国有大行成为普惠金融扩张主力，但快速扩张暗藏多重隐患：资产质量风险加速累积，不良防控压力显著加大；行业生态失衡加剧，中小金融机构生存空间被挤压；消费者保护短板明显，弱势群体权益受损风险加大。（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