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在传统认知中，战争往往意味着经济衰退、资本外逃与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在本国领土或邻近国家爆发战争之时。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后增长降至2025年的1%，2026年初再度转负；伊朗则在长期制裁与冲突压力下货币体系几近崩溃，国家货币一度出现单日贬值96.8%的极端波动。在这一对比之下，以色列的表现显得异常突出：在持续三年多的高强度冲突并直接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叠加油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下，其经济与金融市场不仅未出现系统性失稳，反而维持了较高增长与资本吸引力。以色列央行预计2026年经济增长3.8%，即便较冲突前5.2%的预期有所下调，仍显著高于美国2.3%、欧盟1.3%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增长至少达到3.5%，并有望在2027年升至4.4%。与此同时，新谢克尔在过去两个月升值6.75%，一年累计升值18.61%。这一系列数据表明，以色列经济运行逻辑已明显偏离“战争即衰退”的常规框架，其背后反映的并非简单的短期韧性，而是一种更具结构性特征的经济运行模式。

第一，风险与增长的结构性脱钩。从宏观层面看，以色列正在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经济状态：风险水平上升，但增长预期并未同步下降，甚至在部分指标上反而强化。通常而言，战争会通过财政恶化、资本外流与通胀冲击压制经济增长，但以色列在这些维度上的表现均未出现失控。

数据显示，以色列财政与债务虽然承压，但仍处于可控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以色列公共债务占GDP比率约为69.8%—70.5%，显著低于七国集团平均123.7%的水平。财政赤字在2024年一度达到GDP的6.8%后，2025年回落至4.7%，2026年目标区间约为3.9%—5.3%。即便在军费支出一度升至约GDP的8%、2026年仍维持在6%左右的情况下，其财政体系依然具备一定弹性。这种“有压力但不失控”的财政状态，为市场维持基本信心提供了前提。

并且，以色列的通胀与货币环境保持稳定，避免了战争常见的宏观失衡。2026年以色列通胀预计约2.2%—2.3%，实际运行区间大致在1.8%至2.6%之间，处于其2%—3%的政策目标范围内。相比之下，同期美国与英国CPI均在3.3%左右，并因能源价格上涨面临更明显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利率维持在约4%的水平，使货币政策仍具一定调节空间。这意味着，以色列在能源冲击背景下并未形成典型的“战争通胀”。

此外，以色列的劳动力与增长基本面保持紧张但依然稳定。2026年初失业率约为2.7%—3.2%，低于美国4.3%、欧元区6.2%。尽管战争导致预备役动员与外籍劳工减少，对建筑等行业形成一定冲击，但整体就业市场仍保持紧平衡状态，从而支撑消费与税收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外部账户与资本流动结构。以色列维持约占GDP3.2%的经常账户顺差，并持续吸引资本净流入。这意味着其并非依赖外部融资维持运转的脆弱经济体，而是具备了持续对外输出技术与服务的能力。在这一结构下，即使风险溢价上升，资本也未出现系统性撤离，反而继续流入。

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一种“风险上升—增长不降”的结构性脱钩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以色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并不完全依赖传统宏观条件，而更多来自其内部结构的稳定性与外部需求的持续性。

第二，战争作为结构性筛选与强化机制。在更深层次上，战争并未单纯削弱以色列经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结构性筛选与强化的作用。这一过程并非短期刺激，而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与风险重定价，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内在结构。

首先，战争强化了以色列在全球安全与技术体系中的地位。高科技产业长期以来是其经济核心，根据以色列创新署及相关行业数据，高科技行业约占以色列GDP的20%、就业的15%左右，并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出口，是其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之一。在冲突背景下，网络安全、国防科技等领域需求显著上升，使这一部门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凸显。2025年两笔历史性交易——谷歌以320亿美元收购Wiz、Palo Alto Networks以250亿美元收购CyberArk——合计550亿美元，相当于其GDP规模的约10%。这一规模的资本流入，在全球范围内亦属罕见。

其次，战争推动了投资结构向战略性行业集中。2025年以色列高科技融资约156亿美元，并购总规模达74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表明资本并未因冲突回避风险，而是在重新评估后集中流向更具确定性的领域。与此同时，天然气开发与国防出口亦成为增长的重要支撑，使经济结构更加偏向高附加值与安全相关产业。

再次，战争通过“安全溢价”逻辑改变了投资者预期。在全球层面，冲突推高油价与通胀，对多数经济体构成负面冲击；但对以色列而言，对哈马斯、真主党及伊朗的持续打击，被部分市场解读为改善长期安全环境的必要过程。这种预期使战争被部分资本视为“长期风险的前置释放”，从而形成与传统战争相反的市场反馈。

此外，人口结构因素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放大作用。过去二十年，以色列人口年均增长接近2%，在发达经济体中属于较高水平，且整体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这一特征不仅支撑劳动力供给，也提高了经济对冲击的恢复能力。因此，从结构角度看，战争并未简单削弱经济，而是通过资源重分配、资本再定价与产业集中化，使以色列经济向更高附加值与更强外部需求依赖的方向演进。

第三，科技资本主导的非传统战争经济模式。以色列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冲突中维持增长，更深层原因在于其运行模式已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而呈现出一种以科技与资本为核心驱动的“非传统战争经济模式”。

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增长并非依赖大规模国内生产与能源消耗，而是依赖高技术输出与全球资本配置。2025年，以色列经济恢复主要受到投资与出口回升带动。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7.1%，出口增长约5.9%；进入第四季度后，出口进一步出现明显反弹，同比增长一度达到约33%。这种结构意味着，即使国内消费与部分行业受到冲击，整体增长仍可通过外部需求与资本流入维持。

同时，金融市场在这一模式中发挥关键作用。以色列资本市场与全球科技资本高度联动，使其资产定价更多取决于全球技术周期而非本地安全环境。信用评级虽展望负面但仍维持A级，反映风险上升，但并未引发系统性抛售，反而与增长预期上升形成并存。这种“风险与增长双升”的结构，在传统经济中较为少见。

此外，该模式具有较强的外部嵌入性。以色列并非孤立运行，而是深度嵌入美国及全球科技体系之中。技术、资本与市场三者形成闭环，使其在冲突中仍能维持对外连接。这种结构决定了，即使地缘风险上升，其经济仍可通过全球网络获得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模式并非没有代价。战争导致劳动力动员、消费疲软与旅游业受损，长期财政压力亦在积累。但在当前阶段，这些负面因素尚未足以抵消科技与资本驱动的增长动能。

从整体来看，以色列在战争与油价冲击下仍能维持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繁荣，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其低杠杆、通胀稳定与较强的外部资金吸引力，使宏观体系具备抵御冲击的基础；另一方面，高科技产业与全球资本深度嵌入，使增长逻辑脱离传统能源与生产约束；更重要的是，战争在特定条件下反而成为结构调整与风险重定价的触发机制。

这一情势并不意味着战争本身具有正向经济意义，而是说明在特定经济结构下，冲突的影响可以被重新吸收与转化。对于多数国家而言，缺乏类似的产业结构、资本体系与外部嵌入程度，很难复制这一模式。因此，与其将其简单理解为“战争中的繁荣”，不如将其视为一种高度特定条件下的结构性结果：当经济增长的核心不再依赖传统要素，而转向技术与资本时，战争对经济的冲击路径也将随之改变。

最终分析结论：

综合来看，以色列的表现并非“战争中的例外繁荣”，而是揭示了一种颇为独特的经济运行逻辑：当一国增长核心转向高技术输出与全球资本配置，其对能源冲击与地缘风险的敏感性将显著下降，甚至可能出现风险与增长并存的结构性特征。虽说这一模式的成立依赖于深度的产业能力、资本体系与外部嵌入性，未必具备普遍可复制性，但其对于传统战争风险的摆脱能力仍具有参考价值。（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