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随着4月份经济数据的出炉，国内经济的趋势和前景也日趋明朗，一方面，供强需弱、外强内弱的两个“不平衡”仍未有明显改观；另一方面，生产、内部需求都出现放缓，预示着今年经济走势仍面临去年同样的“高开低走”的相似情况。

数据显示，4月份工业产出同比增长4.1%，低于3月份的5.7%，也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是自2023年7月以来最低增速。美伊冲突对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影响，已经开始影响到供应端。当然，增速放缓更大的还是消费和投资。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146058亿元，增长1.7%；餐饮收入18883亿元，增长3.8%。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2%，环比下降0.48%。这意味着在经过一季度的传统消费旺季之后，社零所代表的商品和餐饮消费增长有较大幅度的回落。

自去年提出提振消费政策之后，去年3月份开始，社零增速有所抬升，在去年6月份达到6.4%的增速高位，但此后就一路下滑，一直到去年12月份只实现0.9%的同比增速。而今年前两个月在传统假日带动下，社零增速一度反弹到2.8%，但3月份增速回落至1.7%，而到了4月份则进一步下跌到勉强维持增长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3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呈现-4.4%的负增长态势。从数据生成的情况来看，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是统计数据，而限额以下属于抽样数据。更为可靠的限额以上消费负增长，恐怕对于当前消费形势的代表性更强，更能反映当前零售消费的情况。

另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占比超过86%的城镇社零消费出现-0.1%的负增长，反映当前消费市场的困顿局面。虽然农村消费仍实现2.1%的增长，但规模仅4900亿元，与城镇消费相去甚远。而且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收入差别巨大，消费能力和潜力差别巨大，城镇消费出现收缩，可能意味着未来潜在消费增长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

当然，一个直观的解释是，消费下降源自居民收入、消费能力的放缓。如果把时间维度放宽，从年度数据来看的确如此。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2944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3%；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1590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3.0%。与之相比较，2015年，全国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2029元，但名义增速达到10.1%；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9589，名义增速为8.8%。也就是说，和10年前相比，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城镇就业人员收入增速的确已经大幅下滑。这恐怕是消费放缓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工资数据还反映出，作为就业中占大部分比例的私营单位工资增速长期低于占比较少的非私营部门，使得工资收入差距在拉大。那么，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的增速实际上更低。这更加约束了主要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

不过，从货币金融数据来看，这个解释可能也不完全具有说服力。2026 年 1-4 月居民存款新增 5.74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的7.83万亿元少增2.09万亿元；4月单月，居民存款净减少1.9万亿元，同比少增5500亿元。但居民存款减少，除了收入下降或者消费能力下降，更多是“存款搬家”带来的。4月份M1增速5.0%，环比下行0.1个百分点，但M2增长8.6%，较上月环比上升0.1个百分点，主要由于新增非银存款2.5万亿元，同比多增8990亿元。非银存款增加，与居民存款的减少相呼应，反映出居民支出的改变，消费的减缓或许和居民增加理财等投资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消费增速的趋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财富分配结构改变，增加理财、投资以期待更广泛的资产收益和未来的保障。

从历史来看，2015年到2020年，我国新增的居民存款分别从2015年4.4万亿元，一路涨到2020年11.3万亿元，这同样伴随着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在2022年之后，伴随着消费增速持续放缓，住户新增存款规模却明显大幅提升，2022年新增17.84万亿元，2023年新增16.67万亿元，2024年新增14.26万亿元，2025年新增14.64万亿元。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住户贷款的持续走弱和存贷利率的一路走低。这意味着其实整体而言，人均达到12万元存款规模的居民端其实并非真的缺钱消费，更多还是预期不稳情况下，居民缺少消费的动力和意愿。

如果考虑到2022年作为房地产市场转向的分水岭，很多研究都指向居民消费趋缓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走低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房地产相关消费因楼市低迷而走低；另一方面，房价下滑带动居民去杠杆，走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恶性循环，这种结构性变化同样降低了消费在财富分配中的占比。当然，存款增长和消费低迷反差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在于高净值人群消费预期减弱而增加存款，而低收入家庭收入下降降低了消费能力。这些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因素恐怕也是当前消费需求转弱的深层因素。

与居民存款变化相对应的是居民端贷款的下滑，同样反映消费预期的改变，以及其与房地产变化的相关性。4月居民贷款净减少7870亿元，同比少增2650亿元，成为信贷主要拖累项。其中反映消费信贷需求的短期贷款减少4460亿元，同比少增440亿元；而更多反映购房投资需求的中长期贷款减少3410亿元，同比少增2180亿元。中金的报告认为，这样的数据反映出，居民去杠杆趋势明显，一方面是房价走低后购房信贷需求减弱；另一方面是提前消费的意愿低迷。就此而言，存贷款数据的变化，其实也反映了消费趋缓的现实，以及其与房地产市场变化的密切关系。

不过，社零消费的低迷并非消费领域的全部。从消费结构来看，与社零消费增速低迷相比，服务消费仍保持较快的增长。1-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比社零消费的1.9%的增速，有3.7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使得整体消费增速（1-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换句话说，相对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的增长空间更大，对稳定内需的贡献越来越大。

近年来，围绕促进消费的政策有很多争议，有的建议在需求端入手，甚至直接发放补贴；有的建议从供给侧入手，继续通过扩大投资增加就业，解决收入和消费能力瓶颈。社零消费的持续低迷意味着，各种建议和政策实际上都不具有立竿见影的直接效果。实际上，投资方面的收缩更甚。其不仅不能为消费带来贡献，反而成为拖累。今年前4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41293亿元，同比下降1.6%；其中房地产投资23969亿元，同比下降13.7%；工业投资同比增速也只有2.5%。虽然政策支持下基建投资增速达到4.3%，但仍难以扭转投资低迷的态势。这表明，消费低迷并非单一问题，而是整体经济系统性“塌陷”的一部分。

鉴于消费与房地产、投资、收入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当前消费的低迷并非单一的周期性问题，而是“后土地经济”时代，结构性、周期性矛盾在居民消费端的映射结果，近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研究论文警示，居民“不买房、去杠杆”的信心修复，远比政策投放更缓慢。而且全民财富结构重构、地方财政去土地依赖、经济动能向高端制造与内需转型，注定是漫长且充满阵痛的过程。

这其实验证了安邦智库（ANBOUND）此前有关提振消费长期性，以及中国经济稳定重要性的观点。安邦智库曾多次提出，鼓励消费并不能短期解决问题，而是需要系统性的政策调整与协同。因此，促进消费，不是简单的花钱问题，消费结构和消费供给都需要提升和转变。这其实也是和当前经济发展新模式、新动力形成的进程相辅相成。因此有关鼓励消费的政策仍需要从长计议。

最终分析结论：

在消费能力、消费预期和消费结构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消费放缓是经济系统性“塌陷”的一部分。消费增长其实和当前经济转型和新发展模式构建都紧密联系，促进消费政策是中国经济系统性改革的一部分，需要以系统性的维度予以考虑和实施。（W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