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近段时间，一些地方上的不少生意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直观感受：政府与国央企的采购订单，越来越难落到中小民企手中。细究背后原因可以发现，当下地方国企格局迎来核心变局，城投平台作为体量最大、业务覆盖面最广的一类地方国企，正处于全域市场化转型关键期，告别过往单纯替政府举债融资的功能定位，亟需自主盘活项目、留存营收、做实现金流、化解债务压力，这也大幅助推了地方国资闭环经营的意愿。各地地方国企顺势将项目、资金、资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悄然构建起一套“超级内循环”体系。说直白点，就是“自己的活儿自己干、自己的项目自己建”。从前期策划、活动执行、物业服务，到绿植园林、传媒宣传、供应链配套，全链条都由城投系子公司总包、分包，形成一个闭环。无形之中，让本该充分竞争的市场，变成了少数国企的“自留地”，中小民企只能在门外“望单兴叹”。

当然，类似这种地方城投及国企“内循环”的排他现象并非个例。根据安邦智库（ANBOUND）多年实地调研观察，在全国多地普遍存在，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安徽、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区），其中尤以三、四线城市、县域及资源型地区为甚，属于是地方发展中的一种“隐性共性”。

具体来看，不同地区的“内循环”玩法虽有差异，但核心逻辑高度一致。在苏北、徐州、淮安、连云港等地的城投平台，早已将市政工程、物业服务、文旅运营、广告传媒、供应链配套等业务交由子公司全链条承接；招投标环节常常暗藏隐性门槛，民企大多被排除在核心标段之外，只能捡些劳务分包之类的“残羹冷炙”——利润低、垫资高，风险还不小。在鲁南，临沂、枣庄、济宁等城市的城投平台，则盯上了环卫、市政养护、智慧停车、污水处理等特许经营业务，部分项目干脆跳过公开招标，采用“直接选定”或定向委托的方式，直接将外部竞争者拒之门外。而在安徽，合肥、亳州、凤阳等地的市政与城市管家项目，大多被省属建工集团或地方国资联合体收入囊中，中小民企的参与空间被压缩得所剩无几。

资源型省份如云南、贵州，情况更为典型。云南建投、云投集团等省属国企，在矿产开发、文旅景区、高速公路、水务燃气等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部分地区甚至以“资源整合”“环保整治”为借口，要求民营矿业企业接受城投参股甚至控股，否则就卡住矿业权延续审批的“脖子”，倒逼民企退出核心资源领域。贵州的情况也类似，部分地区在探矿权、采矿权审批中，对民企申请“久拖不批”，对国资平台却“一路绿灯”，文旅与基建项目也基本由省属国企牵头实施，民企只能充当“陪跑者”。

到了县域层面，这种“内循环”更是普遍到成为一种“常态”。不少县城的城投公司，几乎包揽了安置房建设、园区开发、学校食堂、公共物业、河道治理等所有公共领域业务，资金在国资体系内闭环流转。而中小民企则面临着“三重困境”：准入难，连门槛都摸不到；回款慢，资金周转举步维艰；利润薄，只能在底层挣扎。对此，地方往往给出“整合资源、降本增效、防范风险”的解释，但客观来看，这本质上是用行政化手段筑起了市场壁垒，用体系内循环替代了公平竞争，既挤压了中小民企的生存空间，也削弱了市场的活力与创新动力，更暗藏资源错配、效率低下与债务累积的隐患。

面对这种现象，就首先需要回到市场经济的本质去看。

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曾深刻强调，市场经济之所以重要，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增量经济”：它能不断创造新的财富，把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可分配的经济资源与财富越来越多；更关键的是，市场经济是开放、包容的体系，其核心特点就是鼓励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鼓励区域与国家间的要素自由流动，鼓励企业与个人的创新探索。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保持持续活力，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向上演化；反之，封闭的系统长期运行下去，最终必然走向衰退与消亡。而计划经济恰恰是一种封闭的发展模式，它的重点不在于“做大蛋糕”，而在于“分蛋糕”，是一种“存量经济”，试图通过“均贫富”的方式平息各类问题。

这一观点，为解读地方城投“超级内循环”提供了重要视角。换言之，地方城投及国企打造的这种“超级内循环”体系，正在市场化进程中不自觉地、变相地向计划经济靠拢，也逐渐呈现一种“东北化”。此前，东北就都是国企的天下，最后经济失去了活力，想要再建市场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投资了。既如此，该如何去理解这一现象？

从地方政府和国企自身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有其现实动因。在地方财政承压、防范隐性债务的大背景下，通过城投整合城市建设、文旅运营、市政物业等全链条业务，既能方便地方统一统筹城市资源、把控项目质量、稳住地方资产体量，也能规避市场化招标中可能出现的资质乱象、垫资风险和履约不稳定等问题；同时，还能稳住本地国企的营收与就业，可以说是地方“管控风险、集中调配资源”的现实选择。这也是很多地方将其解读为“资源整合、降本增效”的核心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是地方在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

但跳出地方视角，从民营经济发展、市场公平性和国家长期发展来看，这种“内循环”的弊端就十分突出了。正如陈功先生所强调，市场经济的活力源于开放与竞争，而城投“内循环”的实质，是以行政背书和国资身份构筑市场壁垒，用体系内的任务分配，替代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硬生生把中小民企挡在核心项目之外，只给它们留下低利润、高垫资、高强度的边缘劳务业务。长期如此，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会被彻底扼杀：缺乏外部竞争的国企子公司，容易陷入效率偏低、服务固化、创新动力不足的“温水煮青蛙”困境；而中小民企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民间投资信心会受到严重打击，地方营商环境的活力也会被削弱，最终形成行业固化、利益封闭的“小圈子”，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背道而驰。当然，更重要的，这种现象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取向，也完全背道而驰。

更深层次来看，这种现象并非顶层设计的政策导向，而是地方出于避险、控资源、稳体量的自发行为，本质上是市场化改革推进中的一种局部倒退，是无意识形成的区域性、行业性准计划经济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循环”并非全域覆盖，它主要局限于城市运营、公共配套、市政基建等特定领域，在民生消费、普通工商业等领域，依然遵循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属于大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局部行政化回潮。

长远而言，破解这一困局的合理出路，并非完全取消国资统筹——国资在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依然不可或缺，而是要明确划定国企业务边界：该由国资主导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领域，要做好统筹规范；而竞争性领域，则要彻底放开准入，规范招投标与采购规则，破除各类隐性壁垒，让国企和民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唯有如此，才能既守住地方风险底线，又能激活市场活力，真正实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双赢。

最终分析结论：

地方城投及国企“超级内循环”现象在全国多个省份普遍存在，尤以三、四线城市、县域及资源型地区突出。这一现象有地方避险、控资源的现实动因，但本质是市场化局部倒退，变相靠拢计划经济。需强调，市场经济是开放的“增量经济”，破解困局需划定国企业务边界，破除壁垒，实现国企与民企公平竞争。（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