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出现了近年少有的负增长的情况，拖累1—5月份的累计增速回落至1.4%。这样的走势实际上是商品消费持续放缓趋势的延续，社零消费增速从年初前两个月的2.8%一路下滑。这引起内需不稳的担心，与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形成较为强烈的反差。

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消费增长纪录是在“一五”期间，大量的基本建设投资转化为工人的工资和购买力，直接拉动了社会消费品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当时的名义增长率高达36.0%，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约为 28.6%。此后还有198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27.5%。主要受到80年代中后期“物价闯关”前夕、抢购风潮以及盲目扩大投资的系统性影响。再后来就是199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30.5%，这虽然是现代经济史上的另一个名义高点，但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也高达24.1%，因此实际购买力增长远没有数据看起来那么夸张。

不过再怎么样，从最高纪录往下看到负增长，这也不由得使有关消费政策的讨论更加激烈，如何推动消费？推动什么消费？都已经成为讨论的焦点。

在社零数据公布之后，《求是》也发表了题为《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的评论文章，对目前的消费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文章认为，首先，需要看到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已经接近50%，不能单纯依靠社零数据对整体消费需求作出判断。目前服务消费仍保持较快增长，在社零消费收缩的情况下，未来这个结构的分化会进一步加大。其次，从结构来看，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下降较多，主要和补贴政策退坡有关。该文章还提到一些影响消费的长期因素。一是就业压力下收入承压、预期转弱；二是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不足，居民预防性储蓄代替消费；三是房地产下滑带来财富效应减弱；四是同质化“内卷”难以满足多元化需求。

从《求是》的文章来看，其释放了几个方面的信号，一方面，终于承认了“消费不足”的严重性，商品消费负增长本身就说明问题。不过，《求是》并非首次提出消费的问题，去年以来，其已经就消费问题多次发声，谈促消费的问题。当然，去年的文章着眼于增量和总量，而今年则开始注意到存量结构性的问题和改变。这也意味着其实际上认同了安邦智库（ANBOUND）此前多次提到的消费结构和供需结构的长期性和系统性，尤其是“供给端萧条”的现实。消费疲弱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就此而言，《求是》文章的重点，其实意味着鼓励消费政策需要建立在长期性的基础上，而不是短期的刺激。

在近年来推出“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后，消费补贴对于鼓励消费效果的持续性已经不断衰减。如文章所言，“反映出前期促消费政策效应集中释放后的阶段性回调，市场需求有所回落。”这其实证实了消费补贴的短期政策效应，难以带来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张。特别是大宗耐用消费品需求已经被不断“透支”。汽车销售的负增长表现的最为突出。今年1—5月份，汽车类零售额同比下降11.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下降6.9%，反映出前期促消费政策效应集中释放后的阶段性回调，市场需求有所回落。这也意味着这些领域的消费市场已经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在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看来，消费低迷或者疲弱，其实是当前经济K型分化的结构性问题的反映。今年以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内外形势变化，国内经济走势日益表现出结构性的“K型”分化。近期公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表现出这种“K型”分化的情况变得日益显著。一方面以硬科技为主的高新技术领域仍保持快速增长，而以房地产为主的传统经济领域则“江河日下”。在需求方面，消费和投资等内需仍然低迷，而出口快速增长意味着外需对经济贡献增加。

如此前安邦智库所谈到的，在消费能力、消费预期和消费结构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商品消费放缓是经济系统性“塌陷”的一部分。消费增长其实和当前经济转型和新发展模式构建都紧密联系，促进消费政策是中国经济系统性改革的一部分，需要以系统性的维度予以考虑和实施。因此，促进消费，不是简单的花钱问题，消费结构和消费供给都需要提升和转变。这其实也是和当前经济发展新模式、新动力形成的进程相辅相成。鼓励消费需要放在建立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背景下予以考虑。

这种分化的情况，可以说是不仅意味着经济运行面临更多的挑战，也给宏观政策带来制约，需要在“收”与“放”之间进行平衡和选择。换句话说，鼓励消费政策上需要和产业周期相适配，推动经济结构性的调整。这意味着鼓励消费需要看到服务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其相对较快的发展速度，表明增量市场空间的潜力。同时，商品消费端，一方面对于生活必需品消费采取稳价保供，降低流通环境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新兴领域消费通过终端的刺激和生产端的扶持，加快增长，对于传统领域，如房地产相关的商品、装修服务等相关消费，主要还是稳定市场为主。这方面需要关注到房地产市场所代表的一系列领域产业发展方向的长期性。在生产端，企业需要把重点放在通过科技手段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以获得一席之地，而不再是规模的扩张。

消费增长的长期性，意味着鼓励消费还是需要把落脚点放在消费能力增长方面。消费能力建设自然涉及到求是文章所提到的就业、收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性、体系性改革政策的推动。这些改革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循序渐进，同样预示着鼓励消费应是长期的基本政策基调。而作为宏观政策而言，还是需要针对“供强需弱”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在“内卷”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和发展空间都受到约束，其结果必然影响到就业和工资的增长。因此，鼓励消费，需要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收入分配的改变，而不能脱离宏观、微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而就消费论消费。

《求是》有关鼓励消费的文章，也谈到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其实，近年来对于相关消费政策的讨论中，以消费促投资，还是以投资促消费长期处于政策研究的重心。其实两者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如文章所谈到的，预期不稳、资产价格下跌，带来消费需求下滑，而消费不足，会带来投资下滑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打破恶性循环，还是要回到“两手抓”的思路上，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着手解决问题。鼓励消费和推动“有效投资”两者并不矛盾。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求是》文章再次提到了稳定股市楼市对于鼓励消费的积极作用，“稳资产”并不等于“稳房价”，资产价值的替代性和结构性重组已经在发生，而且会是一个大趋势。从宏观方面考虑，根据机构测算，国内住房市值，从2023年高峰的432万亿元，回落到目前约280万亿元，而股市在2023年回落到约67万亿元，之后上涨到约120万亿元（截至2026年6月份），债券市场则从2023年末的158万亿元，上涨到目前的200万亿元（截至2026年4月份）。由此可见，国内作为资产的房地产和其他证券资产之间的价值变化，也是一个此起彼伏的替代过程。当前，资产价格的变化和经济的“K型”分化已经紧密关联。有研究显示，疫情以来A股市值直接翻倍，主要靠五大行业贡献。电子、电力设备、通信、机械设备与有色等五大行业合计贡献市值增量的近70%；而食品饮料、传媒与房地产三大行业的市值，分别下降8.41%、20.18%与56.95%。因此，虽然《求是》文章中提到稳定资产价格作为稳消费的一部分，但实际情况是资产价值同样随着市场发展的方向和预期密切相关，而且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从政策规划的回顾来看，当年安邦智库提出，政策面上一定要设法“冻结”房地产的交易而不是“出清库存”，以维持房价基本稳定的政策构想是多么重要。当然，现在必须要面对现实，几乎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形成。这仍然是一个经济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叠加，而不是单纯的周期问题。经济的K型分化，实际上就是后土地经济时代，新旧经济转换的结果。就此而言，消费增长的红利其实还是在于以科技发展带动的经济增量的红利，这种红利是因更新和换代而产生，只要新的经济形态形成，那么新的消费需求和新的空间将会得到释放。

最终分析结论：

当前商品消费低迷，不仅是消费市场本身的供强需弱问题、不仅是消费能力不足的长期问题，而且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因此，鼓励消费同样是新旧经济的转换过程，以消费红利推动经济增长，根源还是在于挖掘和培育科技的红利。（W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