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八年美联储主席交出的答卷

每日金融   2026-06-23

美联储主席换届已经完成,新任主席已经开始工作。杰罗姆·鲍威尔交出了一份横跨八年、两届任期、两任总统的答卷。这段时期经历了全球新冠疫情、美国四十年来最严峻的通胀,以及战后最激进的利率周期。从最直观的数据层面看,其任期内,月均失业率压至4.6%,低于格林斯潘、伯南克和耶伦时期的平均水平;任内平均通胀率3.09%,虽远超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但考虑到疫情冲击、俄乌战争、伊朗战争的冲击,这个数字尽管远高于目标值但并不离谱。

然而,要全面地看待这份答卷,就不能只看基础数据。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这个机构在其任内有没有出现异化?答案是肯定的,美联储在其任内变成了一台被高度政治化、监管失灵且内部道德约束松弛的机器。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有五名联储高层涉道德丑闻;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四起银行倒闭案,三起发生在这期间;更为关键的是,美联储深度卷入两党政治博弈,其独立性受到了自沃尔克时代以来最严重的侵蚀。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鲍威尔任期内的美联储,正在从技术性政府机构,变成一个政治博弈的领域。

首先看数据,4.6%的失业率尽管亮眼,但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在疫情期间长期容忍通胀远高于目标的前提下实现的。2021年,鲍威尔和美联储反复使用“通胀是暂时性”这样的判断,导致加息行动严重滞后。当通胀从2%一路飙升至9%以上时,美联储才被迫开启四十年来最激进的加息周期。最终,美国经济虽然避免了深度衰退,同时也付出了高通胀的代价。鲍威尔所谓的“守住就业底线”,本质上是用通胀换来的。这是鲍威尔的一个结构性选择,那就是就业优先于物价稳定。

再看银行业危机。2023年,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相继倒闭,加上2008年的华盛顿互惠银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四起银行倒闭案中,有三起发生在鲍威尔任内。这不是巧合。这些银行的共同特征在于,资产负债结构极度脆弱,且处于监管盲区。硅谷银行持有大量长久期国债,在利率快速上升时出现巨额未实现亏损,而美联储的监管体系并未及时发现并干预。更关键的是,2018年国会通过法案放松了对中型银行的压力测试要求,而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并未采取任何内部监管补强措施。当利率从接近零飙升至5%以上时,那些依赖低息环境生存的商业模式崩溃。监管失职,是鲍威尔任内无法回避的污点。

道德丑闻则暴露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波士顿联储主席罗森格伦等五位高层官员,因在疫情期间进行异常活跃的股票交易而被迫辞职。他们在美联储实施大规模资产购买、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的关键时刻,个人账户中却频繁买入卖出同样类型的证券。这不是技术性违规,而是对职业基本原则的公然违背。鲍威尔对此的反应并不及时,直到舆论压力足够大,他才默许这些人离开。这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文化的松弛,以及鲍威尔作为管理者的软弱。

政治化则是鲍威尔所有问题中最致命的。传统上,美联储主席被称为独立的技术官僚,其政策应当超越党派。但鲍威尔任期内,美联储被反复拉入两党斗争的旋涡。特朗普公开辱骂他,威胁要解雇他;拜登政府则在选举年持续施压,要求尽早降息以提振经济。鲍威尔试图在夹缝中保持姿态,但每一次公开讲话都会被解读为对某一方的偏向。更严重的是,美联储在2020年后大量介入财政政策的外延——购买公司债、支持市政融资、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便利。这些行动虽然是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的,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美联储从此不再只是利率设定者,而成了事实上的财政政策协同者。这种角色的模糊,使得它更容易成为政治攻击的目标。未来,无论谁入主白宫,美联储的独立性都将面临比过去几十年更严峻的挑战。

除了上述问题,鲍威尔在政策节奏上还有一个较大的失误,2024年下半年,美国通胀已明显回落,就业市场虽然保持韧性但已出现降温迹象,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连续数月处于收缩区间。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启动降息周期。然而,鲍威尔和美联储反复强调“数据依赖”,降息一再推迟,且降息幅度远远无法抵消此前累计525个基点的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这种“加息时激进、降息时犹豫”的做法,导致货币政策滞后。企业融资成本长期维持在6%以上,投资决策被迫推迟或取消;消费者信贷成本高企,耐用品消费受到抑制。鲍威尔对降息的保守态度,根源在于他对通胀反复的过度担忧,以及对就业市场韧性的误判。结果是,美国经济虽然避免了衰退,却陷入了一个低增长、高利率的困境,潜在产出水平低于其本该达到的位置。

高利率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制造业领域,高利率推高融资成本,强势美元削弱出口竞争力,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制造业PMI在2023年至2024年间连续16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创2008年以来最长纪录。疫情后一度被寄予厚望的“制造业回流”热潮明显降温,传统制造业资本支出停滞,就业增长基本归零。

高利率对房地产领域的打击,比制造业更为直接。截至2026年初,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仍维持在6.3%至6.45%之间,相比疫情前3%以下的水平而言,对购房者是翻倍的负担。结果是,成屋年化销量从2022年初的643万套暴跌至约353万套,缩水近40%,创三十年来最低。

总而言之,鲍威尔守住了就业,却是以通胀为代价;在降息上犹豫不决,致使制造业和房地产长期低迷;美联储保持了名义上的独立性,其实际上的政治化程度却达到历史高位。很难完全说这些都是鲍威尔个人的责任,但鲍威尔的决策偏好、对监管的松懈态度、对降息时机的误判,以及对内部文化问题的处置不力,加速了这一趋势。

鲍威尔已经离任,但美联储面对的问题不会消失。新主席面对的问题仍然棘手:通胀严重,利率仍处高位,房地产市场依旧低迷,两党对美联储的攻击已经成为常态。在这种环境下,美联储能否重回沃尔克-格林斯潘时代的独立性和专业主义,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最终分析结论:

鲍威尔任内的美联储,在就业数据上交出了亮眼成绩,但在通胀控制、金融监管、道德治理和政治独立性等多个维度上均暴露了严重问题。最深层的问题不在于某一次利率决策的对错,而在于美联储作为一个制度机构,其独立性、专业性和公信力都受到了侵蚀。这种制度性的损耗,远比一次经济衰退更难修复。(L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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