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金融 2026-07-26
近日,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公开。其中,一个颇受市场关注的新提法是,把住房与汽车、家电等一起纳入“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体系,并提出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建设“好房子”、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提升物业服务等一系列措施。同时,《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房地产是不是又要重新成为经济增长引擎?但在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看来,真正值得注意的,可能并不是房地产政策重新变为刺激买房,也不是城市更新获得了更高政策地位,是住房在消费政策体系中的定位,出现了新的表述。把住房直接纳入“大宗耐用消费品”,看起来只是一个概念调整,背后却可能涉及消费与投资边界,乃至GDP核算口径的重大变化。这才是这一政策调整值得讨论的地方。
从国际通行的经济核算逻辑来看,住房购买通常被视为“投资”,不是一般“消费”。住房建设和购置形成的是固定资产,进入GDP中的资本形成部分。居民实际使用住房所获得的居住服务,包括租金和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才被计入居民消费。简单来说,“买房”和“住房子”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属于两个不同的篮子,前者偏向投资,后者才属于消费。
这种划分直接关系到GDP的结构。GDP通常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四部分构成,即GDP=C+I+G+NX。如果把原本属于投资范畴的住房购置,重新解释为居民消费,就可能在经济活动本身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使消费数据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数字看起来会更友好,但真实的居民收入、就业、消费能力和市场需求并不会因此自动改善。
因此,这一政策提法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其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影响消费统计的分类和使用。如果住房的政策定位进一步延伸至统计核算,未来可能在实际需求变化有限的情况下,对消费总量和消费占GDP比重产生较大影响。在扩大内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重新定义住房属性,从统计结果上看,可能会使消费数据表现得更加突出。但这更像是调整消费篮子的构成,并没有创造新的收入和需求。这种做法并不等于真正扩大了居民日常消费,也不能替代提高收入、稳定就业和改善社会保障等实质性政策。
除了统计边界之外,住房本身的经济属性,也很难与汽车、家电等传统耐用消费品等量齐观。大宗耐用消费品通常是指价值较高、能够使用较长时间,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折旧、贬值的家庭消费品,一般具有比较明确的使用期限和消费属性。汽车、冰箱、电视等商品,都符合这一基本特征。住房虽然也可以长期使用,但它往往不会像普通耐用品那样持续贬值,在部分城市和特定时期甚至可能升值。
更重要的是,住房具有非常强的资产和金融属性。居民购买住房,往往需要使用长期按揭贷款,住房又可以被抵押、交易、出租和继承,并直接影响家庭资产负债表。很多购房行为本身就包含保值、增值和资产配置的目的。把这样的资产与家电、汽车放在同一个消费品篮子里,在经济逻辑上并不严谨。
住房购买的决策方式,也更接近投资。居民购买一台家电,通常不会背负几十年的债务。购买一套住房,却可能改变一个家庭未来二三十年的现金流。住房需求高度依赖居民收入、就业预期、人口流动、金融条件和房价预期,具有高金额、低频率、长周期和高杠杆等特征。这些特点都说明,住房购置很难被简单归为一般消费行为。
实际上,“大宗耐用消费品”这个提法本身也值得推敲。在通常语义中,“大宗”往往带有交易规模较大、标准化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批量交易的含义。但住房高度依赖区位、土地、公共服务和个体差异,很难像一般商品那样标准化,更谈不上以普通消费品的方式批量购买。居民买房基本都是单套、长期、低频决策,把住房称为“大宗耐用消费品”,概念上多少有些生硬。
概念上的变化,未来也可能反映到数据使用和政策分析上。如果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按照国际通行口径,把住房购置计入投资,而中国未来若在部分统计或政策表述中更多强调住房的消费属性,那么中国消费率、居民消费规模以及消费对GDP的贡献,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就需要更加谨慎。即便国内消费数据出现明显上升,也必须先判断住房统计口径是否发生变化,才能判断真实消费究竟有没有改善。
同样,在分析中国消费的历史变化时,也必须区分实际增长和统计调整。如果未来政策实施前后的消费篮子或统计分类发生变化,那么新的消费数据与过去的数据就可能不再处于完全相同的口径下。表面上看,消费可能增加,消费占GDP比重也可能上升,但其中一部分可能来自统计分类变化,而不完全是居民实际增加了商品和服务消费。如果忽视这一变化,就容易把统计上的增长误判为真实需求的恢复。
当然,《规划》中提出建设“好房子”、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改善物业服务,这些政策本身具有现实意义。陈功先生此前也多次提出,随着增量开发退潮,城市更新、存量土地优化和既有住房品质提升,将逐步成为房地产和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向。
但这需要与住房本身的统计属性分开讨论。旧房改造、适老化更新、智能家居、装修、物业服务和社区商业,确实能够形成新的商品和服务消费;住房本体的购买,却仍然具有明显的固定资产和投资属性。不能因为围绕住房产生了一系列消费,就把住房购置本身也一并放入消费篮子。
中国房地产由增量开发,变为存量调整,也不能成为改变这一基本边界的理由。房地产发展模式可以转型,住房品质可以提升,城市更新也应继续推进,但越是在房地产深度调整时期,越需要准确区分投资、消费和金融行为。否则,消费数字的表面改善,可能掩盖房地产投资下降、居民资产负债表承压和真实需求不足等问题,并对宏观政策判断形成干扰。
这一点,与安邦长期关注的宏观问题是一致的。陈功先生此前多次强调,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内外循环失衡、供给扩张快于需求恢复,以及企业和居民缺乏足够的投资与消费信心。在这种情况下,真正需要做的是改善收入分配、稳定就业、修复企业经营环境和居民资产负债表,让居民真正有能力、有信心增加消费,而不能主要依靠调整统计分类,让消费数据看起来更快增长。
因此,讨论住房消费,需要坚持一个基本边界,即住房周边的商品和服务可以计入消费,居住服务也属于消费,但住房购置本身仍应主要按照固定资产投资和资产交易来理解。只有把这些概念区分清楚,消费数据、房地产数据和GDP结构才具有真实的政策分析价值,同时消费增长的政策也才会成为具有获得感的社会价值。
最终分析结论:
国务院日前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纳入“大宗耐用消费品”,这一提法有助于突出住房的民生和居住功能,但未来是否涉及消费与投资统计边界调整,仍需观察。如果相关定位延伸至统计核算,可能影响消费数据和GDP结构判断。因此,今后使用相关数据时,应充分识别口径变化,避免误判真实需求。总体来看,这一调整值得商榷,其负面影响可能大于正面作用。(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