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中国既定的发展战略。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引擎。不过，科技创新能否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看论文、项目和技术概念能不能进入产业，形成产品、收入和生产能力，避免科技与经济长期“两张皮”。

进入“十五五”开局阶段，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已成为国家层面的明确导向，但在地方财政压力加大、传统增量模式失灵的背景下，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资源约束和效率约束都在增强。

从智库研究的角度看，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早已超出科技系统内部的范围，牵动政策、产业、企业、金融和市场等多个环节。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近年来持续关注这一议题，其三年前提出的科技创新转化生产力模型，在当下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该模型的核心，是把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路径概括为三种回报：产业回报、政策回报和资本回报。三种回报对应着现实中不同参与主体最关心的利益。企业关心产品和利润，政府关心产业、安全、税收和就业，资本关心估值、上市和退出。能不能把三者协调好，直接决定科技创新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还是停留在项目、补贴和概念包装层面。

第一种是产业回报路径。这是最基础，也最可持续的转化方式，核心在于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在生产过程中应用科技创新，通过新产品、效率提升、品质改善或规模扩张实现价值回报。今天看，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已经成为政策共识。从中国南方地区的实践看，这条路径的有效性往往依赖一种“养育”文化：地方政府不以企业初始规模论英雄，而是营造让企业“活得舒服”的环境；企业则善于从细分场景、边缘产品和应用市场切入，通过低成本制造、快速迭代和市场造势，把小产品做成大产业。无人机、机器人、智能硬件等领域的很多企业，早期都是从具体需求和细分市场起步，再依靠规模扩张推动技术升级。宏大叙事往往出现在后面，真正支撑企业活下来的，还是产品和订单。

这一路径说明，科技创新真正落地，首先要回答市场要不要、客户买不买、企业能不能赚钱的问题。如果没有产业回报，科技创新就容易变成样板工程。如果企业不能从创新中获得真实利润，所谓创新驱动也很难长期维持。当前，中国已经形成国有主导、民营活跃的多元创新生态，但在一些北方和内陆地区，仍存在“重科研、轻产业”“重申报、轻转化”的倾向。尤其在地方财政普遍收紧的背景下，政府“养育”企业的能力下降，有限的资源更应放在改善营商环境、保护企业家精神、降低制度性成本上。追逐热点赛道、集中上马短期项目，反而可能挤压真正有成长能力的企业。

第二种是政策回报路径。这是中国非常重要，也最具特色的一条道路。它主要依靠政府集中资源、出台专项政策和组织产业力量来推动科技转化，其回报既可能体现为经济效益，也可能体现为产业安全、技术突破和国家安全等非经济目标。比如在新能源、光伏、半导体、工业软件、人工智能、储能等领域，政策都发挥过强大的组织和引导作用。在一些关键领域，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发演进，可能既等不起，也承担不了外部封锁和技术断供的风险，因此政策回报有其现实必要性。

但政策回报最难的地方，在于要把握好尺度和均衡。政策一旦成为主要资源来源，就会形成新的利益跑道。现实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企业的成长越来越依赖政策方向、政府采购、国产替代、安全叙事和重大工程，围绕政策组织业务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产品和市场能力。部分头部科技企业的消费者业务占比并不高，其收入更多来自政府、国企、行业系统和重大工程。这种模式在特定时期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如果边界控制不好，也会诱导越来越多企业涌入同一条政策赛道。

问题在于，这条赛道本来就不宽敞。当越来越多企业都去争做所谓“爱国生意”，都把国产替代、安全自主、战略科技作为融资、拿项目和争补贴的外衣，竞争就会迅速拥挤化。由于真实市场需求有限、财政支付能力有限、重大项目机会也有限，企业竞争便可能逐渐滑向关系竞争、包装竞争和概念竞争，甚至出现虚报能力、夸大技术、重复建设、低水平替代等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政策推动型产业，早期看起来热火朝天，几年后却容易暴露出烂尾项目、产能过剩、资金空转和地方债务压力。

因此，政策回报需要极高的治理艺术。政策当然要支持科技创新，但不能让所有企业都围着政策转，更不能把政策红利变成少数企业和地方平台的固定收益。成功的政策回报，要把资源更多交给真正有产品、有市场、有技术积累的企业，让企业依靠竞争力获得发展。最会写材料、对接资源和包装概念的企业，不能长期占据政策优势。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是寻求均衡、保持均衡。政策支持过弱，关键产业可能长不出来；政策支持过强，又会扭曲市场选择，制造新的套利空间。前期如果失衡，后期就不得不再调整，而再调整往往意味着更高的财政成本、产业成本和社会成本。

第三种是资本回报路径。即通过资本市场交易、上市、并购和估值提升，实现科技创新价值的溢价变现。这是美国等成熟市场较为典型的模式，遵循风险投资、企业成长、上市或并购、资本退出的循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资本市场也在借鉴这一模式，设立科创板、创业板等服务科技企业的板块。但从现实看，中国资本回报路径仍不够顺畅。资本市场表现反复，投资者长期回报不够稳定，上市公司质量也有较大差异。一些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市之前，上市以后经营动力减弱，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效果也因此受到影响。

资本回报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能否真正识别好企业、奖励好企业、淘汰差企业。如果法治化、市场化和信息披露机制不足，资本市场就容易从科技创新的“放大器”，变成概念炒作的“扩音器”。在政策回报较强、资本回报不畅的环境下，还容易出现一种扭曲，即企业先用政策叙事获得订单和补贴，再用政策订单讲资本故事，最后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估值变现。这样一来，产业回报反而被放到后面，真实产品、真实利润和真实竞争力被概念叙事遮蔽。这种做法会直接伤害科技创新转化，也会损害资本市场的长期信用。

从三种回报的关系看，产业回报应当是基础，政策回报应当是辅助和引导，资本回报应当是放大和退出机制。三者可以相互促进，但不能倒置。如果产业回报不足，政策回报就会变成补贴依赖。如果政策回报过强，资本回报就容易变成讲故事和炒概念。如果资本回报脱离产业基础，科技创新就会走向金融化。科技创新转化生产力的核心任务，就是把三种回报放在合适的位置，维持彼此之间的均衡。单纯增加投入、扩大项目和制造政策口号，解决不了转化效率低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五五”时期，创新驱动作为国家核心战略的地位将继续强化，中国在科技创新转化方面仍会保持资源倾斜。但越是在资源紧约束时期，政策支持越要讲效率，不能简单理解成“多撒钱、多上项目、多造赛道”。真正有效的创新转化，应该让产业逻辑、政策逻辑和资本逻辑各归其位，即产业端要有真实市场和利润，政策端要聚焦关键短板和公共目标，资本端要服务优质企业成长和长期价值发现。尤其要警惕的是，在政策信号很强的领域，企业和地方一哄而上，最终形成“爱国生意”拥挤化、低水平重复和弄虚作假的风险。

最终分析结论：

在财政压力加大、旧增长模式失灵的背景下，科技创新转化更要回到产业回报、政策回报和资本回报的均衡框架。产业回报是根基，政策回报要防止“吃政策饭”和赛道拥挤，资本回报不能脱离真实产业。未来政策要把握支持力度，维持三种回报之间的基本均衡，尽量减少反复调整带来的成本，推动科技创新真正进入产业、形成收入并转化为生产力。（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