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对于传统商业竞争中的信息调查，一般的理解是，此类活动通常服务于投资决策、竞争分析、合规审查或诉讼取证。但在中美竞争持续向产业链和供应链延伸的背景下，一类新的信息活动正在出现。这类活动使用的主要是公开资料，采取的也是企业调查、政策研究和风险咨询等合法形式，最终产生的影响却可能越过一般商业咨询的边界，进入政府监管、国会立法、供应链审查乃至企业市场准入领域。美国地平线咨询公司（Horizon Advisory，HA）近年的活动，就是这一变化趋势中较为典型的案例。值得关注的是，这类信息活动最终影响的已经不只是企业声誉和政策环境，而可能沿着监管、采购和市场准入渠道进一步传导至企业订单、投资预期、融资条件和资产估值，使原本看似远离金融市场的开源信息逐渐成为影响资本定价的前置信号。

HA成立时间并不长，规模也无法与传统大型咨询机构相比，但观察其2020年以来的研究轨迹，可以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即其核心能力并不是掌握了多少秘密情报，而是能够持续从中国的公开信息中提取材料，再按照美国政府正在形成的政策议题重新组织这些信息以形成决策依据。企业年报、政府招商文件、产业基金投资情况、招聘信息、扶贫项目、产学研合作、地方政府新闻乃至企业党建材料，这些原本分散在不同信息系统中，相互之间未必存在明确联系的信息资料，一旦经过检索，筛选和关联，却可能被重新组合成有关“强迫劳动”“军民融合”“政府补贴”“外国实体控制”或者供应链安全的证据链。

这使HA的活动与传统意义上的负面舆论生成存在明显区别。舆论攻击的主要目标通常是企业声誉，而这种信息分析直接指向政策工具。2021年前后，HA研究重点集中于新疆供应链和光伏产业；此后又逐渐进入铝业、半导体、动力电池以及清洁能源领域。近年来，随着美国政策重点由限制中国企业直接进入美国市场，逐步转向审查第三国投资、技术授权、股权关系和供应链控制，其研究内容也随之向“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海外合资企业以及中美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延伸。不过，在这一过程中，HA的基本信息处理方法并没有明显改变。这也意味着，对HA研究重点变化的观察，实际上可以提供一个观察美国对华产业限制边界变化的特殊窗口。

从信息分析角度看，这种模式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并不需要证明某一家中国企业存在传统法律意义上的违法行为。它需要证明的，是企业与某些已经被美国政策体系定义为风险因素的事物存在足够多的“联系”。过去企业风险判断更多关注行为本身，例如是否违反出口管制、是否存在商业欺诈、是否违反当地劳动法规。如今，供应链安全需求开始越发关注企业的身份、股权、技术来源、政府关系、供应商以及历史合作对象。风险判断由“做过什么”逐渐扩展到“与谁有关”“从哪里获得支持”以及“处于什么关系网络之中”。一旦这种关系型风险进入监管规则，企业即使没有新增违法行为，也可能因为既有股权、技术或者供应链关系而面临新的政策约束。

一般而言，证明具体违法行为往往需要内部资料、司法调查甚至情报手段，而绘制企业关系网络，大量情况下仅凭公开资料即可完成。中国企业的公开信息数量庞大，地方政府又长期将招商引资、产业扶持、重大项目、就业扶贫和校企合作作为政绩宣传的重要内容。单独来看，这些信息大多属于正常经济活动，但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和供应链政策框架后，同样的信息可能被赋予完全不同的解释。企业获得地方产业基金投资，可以被用于论证政府支持；与高校联合建立实验室，可以成为技术关系调查的线索；参与特定地区就业项目，则可能被纳入劳工问题调查。信息本身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信息被置入的解释框架。

HA的作用，其实更接近信息链条中的“转换器”。它一端连接中国庞大而分散的公开数据，另一端连接美国国会、政府部门、智库、媒体和产业利益集团。HA的两位创始人的经历也与这种功能较为吻合。Emily de La Bruyère长期研究中国政策和产业问题，具备直接处理中文材料的能力，并活跃于美国智库和国会政策讨论；Nathan Picarsic则更多关注产业竞争、国防供应链和资本问题。两种能力结合之后，产生的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搜集，而是把中文商业和政策信息转换成美国政策体系能够直接识别和使用的风险标记。其价值不在于获得别人无法获得的信息，而在于能够从任何人原则上都可以获得的信息中，发现哪些内容能够嵌入美国正在形成的政策议程。

这种转换能力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规模有限的私人机构也可以形成超出自身规模的政策影响。现代政策制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政府拥有行政权力，却很难持续跟踪数量庞大的海外企业、供应商和地方产业网络。专业机构恰好可以填补这一信息缺口。它们首先确定值得关注的企业和产业，再建立股权、技术、人员、供应商和政府关系图谱，随后把其中符合政策议题的部分提炼出来。报告进入媒体、智库和国会讨论后，原本复杂的商业关系就被压缩为更容易传播的风险标签。政府部门最后未必直接采纳某一份报告，但这些材料能够有效降低监管机构寻找目标、建立初步怀疑机制和解释政策合理性的成本。

这种政策传导链已经在多个领域有所体现。2020年以来，HA围绕中国供应链形成的一系列研究，与美国对华经济安全政策重点的变化表现出较强同步性。疫情初期，其研究迅速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和政策讨论范围；2021年前后，其对新疆光伏产业链、劳动力转移以及多晶硅生产关系的调查，与美国随后加强新疆供应链审查、将部分中国光伏上游企业纳入限制范围以及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建立更加严格的进口审查机制形成衔接。此后，其研究又由光伏向铝业、半导体和动力电池延伸，对中国政府产业基金、科研计划、企业股权关系以及所谓“军民融合”联系进行系统梳理，相关研究和两位创始人的观点持续进入美国国会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等政策讨论平台。随着美国政策重点转向限制中国新能源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合资生产和技术授权进入美国市场，HA又将注意力转向中美企业合作模式以及中国企业在第三国建立的生产和股权网络。2024年以来，其与美国本土产业组织合作开展的研究进一步把中国新能源企业获得美国税收优惠、技术许可安排以及供应链控制等问题推入政策讨论；到2025—2026年，其研究重点已经延伸至FEOC规则执行、第三国实体穿透以及美国采购商的合规风险。虽然很难据此证明某一项美国政策由HA单独推动，但可以观察到一个稳定现象：美国对华产业限制每欲向前推进一步，这类机构往往能够迅速提供企业名单、关系网络和公开资料依据，使宏观的政治目标获得可以落实到具体企业、产品和交易关系上的信息支撑。HA不是政策的最终制定者，却近似于政策机器前端的目标识别和信息加工环节。

对金融市场而言，这种前端作用尤其值得注意。一旦一家企业被纳入风险识别链条，其影响可能迅速从政策领域传导至商业和金融领域。采购商需要重新评估供应链风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能提高合规审查等级，投资者需要重新估计海外项目收益和政策折价，保险机构也可能调整承保条件。企业即使最终没有受到正式制裁，但受到持续性的政策争议和监管审查的处境，也会增加交易成本、延缓投资决策，并影响合作方最终决策。由此形成的已经不只是狭义制裁风险，而是企业未来现金流、海外资产价值以及融资条件被重新定价的可能性。

由此产生的对华影响，也不能只用某份报告是否导致某家企业受到制裁来衡量。更重要的变化，是这种信息生产正在形成一种持续的“目标发现机制”。美国对华产业政策每向新的领域推进一步，围绕该领域就会出现相应的信息需求。早期是新疆和光伏，此后是半导体、动力电池和关键矿产，现在进一步进入第三国投资、技术许可和供应链控制。只要美国对华经济安全政策继续扩展，就会不断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哪些中国企业以及哪些与中国有关联的海外企业应该被纳入审查范围。HA这类机构提供的正是发现这些对象所需要的信息基础。对于投资者而言，正式的制裁名单和监管文件往往只是风险显性化的最后阶段，而此前的信息搜集、研究议题和国会讨论，则是政策风险逐步累积的过程。

并且，这种影响还存在明显的累积性，并由此形成一种容易被金融市场持续关注的“信息存量风险”。公开信息一旦被收集并结构化，很难随着一轮政策争议结束而消失。企业历史上的政府补贴、科研合作、股权变动和供应商关系，可以不断进入数据库，并与后来出现的新规则重新匹配。今天尚不构成风险的信息，在新的法律和监管标准出台后，可能重新获得政策意义。对于金融市场而言，这意味着部分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政策风险并不完全来自新的经营行为，也可能来自既有信息在新的监管框架下被重新解释。一旦这种重新解释进入国会调查、监管审查或供应链限制，过去未被充分计入估值模型的政治因素就可能转化为订单、现金流、海外资产和融资风险。因此，相关调查并非一次性的企业背景调查，而是在逐步形成可以反复调用的中国企业关系图谱，其积累本身也构成一种具有潜在金融影响的“信息基础设施”。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具有较强的复制能力。它不需要庞大的秘密情报网络，也不高度依赖人员进入中国境内。随着企业数据库、机器翻译、知识图谱和人工智能工具不断成熟，对中文工商资料、政策文件和地方政府信息进行大规模整理的成本还会继续下降。过去需要分析人员数周完成的企业关系梳理，未来可能越来越多地由自动化工具承担，人的工作将更多集中于选择目标、判断关联和构建政策叙事。这会使针对中国企业的开源调查由少数专业人员的手工作业，逐渐转向规模化、数据库化和持续监测。其结果是，对一家中国企业进行跨国股权、技术、人员和供应链穿透的成本不断降低，而企业过去多年积累的信息暴露却不断增加，两者之间的不对称可能进一步扩大。

因此，HA真正值得关注之处，并不在于是否可以把它简单界定为一家“反华公司”，也不在于其每项判断是否都能够经受严格验证，而在于它体现了一种正在成熟的信息运作方式。公开信息经过筛选、关联和重新解释之后，可以沿着私人咨询机构、智库、媒体、国会和行政监管部门构成的链条进入政策过程，并最终影响企业融资、采购、投资和市场准入。私人机构与国家政策之间并不需要存在直接指挥关系，也能够形成较为一致的行动效果。从金融风险识别的角度看，真正值得观察的因而不仅是美国政府已经公布了什么限制措施，还包括哪些产业和企业正在被这一政策外围的信息网络持续研究、重新分类和赋予新的风险标签。

最终分析结论：

从这个意义上看，HA带来的风险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只要美国对华竞争继续由关税和出口管制向供应链安全、投资审查和经济安全扩展，对中国企业进行关系识别和风险标注的信息需求就只会持续走强。HA只是目前较为活跃的参与者之一。真正需要看到的，是其背后已经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信息分析运作机制，即利用中国自身高度公开的信息资源进行汇总，即使是碎片化的信息点也能够被有机整合进更广泛的信息结构中。通过这种分析机制，持续绘制中国企业及其海外关系网络，再根据不断变化的美国政策标准识别并锁定新的风险点。与一次制裁或一份负面报告相比，这种能够不断发现目标、积累数据并随政策变化重新解释既有信息的能力，对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乃至中国部分产业参与全球供应链所形成的长期影响，更加值得警惕。（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