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过去十余年，埃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2013年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后，时任将军的塞西逐步掌握国家权力，并于2014年出任总统。当时的埃及刚刚经历数年政治动荡，经济增长低迷，开罗交通拥堵、住房不足、供电紧张，城市基础设施长期欠账。塞西上台以后，选择了一条十分明确的发展路线，就是利用国家力量推动大规模建设。从新行政首都，到高速公路、桥梁、电力、港口、住房，再到苏伊士运河和周边经济区，一系列大型项目陆续铺开。

这种建设的规模相当惊人。2015年，埃及启动新行政首都建设，项目规模约580亿美元；同年完工的新苏伊士运河扩建工程耗资约82亿美元。2014年以来，埃及提供的住房接近196万套，其中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超过100万套。贝尼苏韦夫、布鲁卢斯和新行政首都三座大型燃气电站合计增加14.4GW发电能力，基本扭转了此前频繁停电的局面。道路、港口、新城、电力和住房同时推进，形成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国家建设浪潮。

IMF将埃及过去十年的发展方式概括为“国家主导的增长模式”，大型公共投资长期承担着刺激增长和就业的重要作用。到2022/23财年，公共投资已经占到全国总投资的74%。这套办法在早期确实有效。塞西执政初期，大规模建设与经济增长回升基本同步，埃及实际GDP增速从2014/15财年的4.2%升至2018/19财年的5.6%。此后经济受到外汇危机和地区冲突冲击，2023/24财年增速跌至2.4%，但在宏观调整之后，2024/25财年又恢复到4.4%，2025/26财年上半年进一步达到5.3%。

塞西治下的埃及，很大程度上学习的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塞西本人对此并不讳言。2018年其在访华期间曾明确表示，希望学习中国发展经验，并希望中国企业扩大在埃及投资。对一个长期政治动荡、人口快速增长、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经验的吸引力当然很大。政府集中资源，先把道路、电力、住房、港口和城市建起来，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创造需求、就业和增长，再利用基础设施改善为后续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塞西时期的埃及，走的基本就是这样一条路线。

问题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对于埃及来说并不可持续。中国能够长期维持极高投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国内储蓄率极高。在中国投资驱动最强的时期，IMF曾估算中国投资占GDP接近45%，但其中约90%由国内资金提供，当时国民储蓄率高达55%左右。大量建设资金最终来自本国居民和企业储蓄、银行信贷和企业留存收益，而不是像埃及一样持续依赖美元融资。与此同时，中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又与快速工业化结合在一起。公路、电网、港口建起来之后，大量工厂也随之兴建，最终形成了庞大的制造业和出口体系。中国虽然同样积累了房地产、地方债务和投资效率下降等问题，却长期拥有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因此高投资没有演变为典型的外汇短缺和货币危机。

埃及的情况则不同。IMF的报告指出，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压制了埃及的私人经济活动，并降低了其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埃及在自身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承担大量建设任务，结果只能更多依靠财政融资、债务以及海外资金。

外债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3年，埃及外债由约418亿美元增加到1682亿美元，接近扩大到原来的四倍。外债增长当然不能全部归因于基础设施建设，但至少说明，在这一轮国家投资扩张过程中，埃及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显著上升。

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埃及原有的外汇脆弱性迅速暴露。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叠加美联储加息，推动国际资本撤离新兴市场。IMF数据显示，仅2022年2—3月，埃及就出现约200亿美元非居民资金流出；2022年1—3月，埃及总外汇储备减少121亿美元，降至369亿美元。为稳定汇率，埃及央行一度大量动用外汇储备，同时依靠海湾国家提供的130亿美元短期外汇存款补充流动性。此后外汇短缺持续发酵，到2024年汇率统一之前，埃及银行体系积累的未满足外汇需求一度达到70亿—80亿美元。2024年3月，埃及转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埃及镑官方汇率单日贬值约38%，官方与平行市场汇率差价才基本消失。与此同时，汇率贬值和外汇短缺不断向国内物价传导，埃及城市通胀率在2023年9月达到38%的历史高点。

这一轮外汇和通胀危机，使埃及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与土耳其长期高通胀相似的状态，也就是患上了“土耳其病”。

从20世纪80—90年代起，土耳其就长期受到高通胀困扰，2001年金融危机时年通胀率一度达到68.5%。此后土耳其曾进行过一次相当成功的稳定化改革，改革一度取得明显效果，通胀率从2001年的68.5%降至2005年的7.7%。但土耳其并没有真正摆脱通胀。2011年以后，土耳其通胀长期高于央行5%的目标，从2017年开始，其年末通胀连续维持在两位数以上，2018年升至20.3%，2021年达到36.1%，2022年和2023年进一步超过64%，到2026年8月，土耳其的通胀率仍有31.5%。从本币贬值、外汇短缺以及通胀长期高企等表现看，埃及已经具备向类似“土耳其病”演化的条件。

埃及为什么会出现“土耳其病”？土耳其过去更多依靠低利率、信贷扩张和刺激国内需求维持增长，埃及则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大型投资和财政融资推动经济发展，两种模式最终都碰到了同一个约束：国内需求和资金使用规模超过了经济自身稳定创造外汇的能力。当资本流入充足时，这种失衡尚可通过外部融资维持，一旦国际资金流向改变，外汇短缺就会迅速转化成本币贬值，然后通过物价传导机制造成通胀。当这一过程持续多年以后，通胀就不再只是外部冲击的结果，而会逐渐获得自我延续的能力。土耳其过去几年已经清楚表现出这种“高通胀—货币贬值—资产美元化—通胀惯性”的循环，埃及目前也正在出现类似特征。

不过，同样是得了这种病，土耳其和埃及的“体质”并不一样。

土耳其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可以在长期高通胀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继续增长。2025年底土耳其通胀率仍有30.9%，实际GDP预计却增长4.1%，经常账户逆差只有GDP的1.4%左右，一般政府债务只有GDP的23.1%，外汇储备达到1841亿美元。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土耳其并没有治好这种病，而是在相当长时间里学会了“带病增长”。

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土耳其背后还有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实体产业体系。2025年土耳其商品出口达到2734亿美元，同时获得652亿美元旅游收入。汽车、机械、家电、钢铁、纺织和化工等产业深度嵌入欧洲市场。里拉贬值虽然不断削弱居民购买力，却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出口企业以欧元和美元计算的成本。只要工厂继续生产和出口、游客继续进入、银行体系继续运转，美元和欧元就会持续进入经济体系，土耳其因此可以在高通胀环境下维持一种并不健康但仍可运转的均衡。

埃及恐怕没有这样的“体质”。

2025年埃及非石油商品出口虽然已经增长至486亿美元，但规模与土耳其仍有明显差距，而且建材、化肥、黄金、食品等产品占比较高。埃及重要的外汇来源更多集中于苏伊士运河、旅游、海外劳工汇款以及海湾国家资本。这些收入都十分重要，却具有比较明显的外部脆弱性。战争会影响旅游，红海冲突会减少苏伊士运河收入，国际金融环境变化会影响外资和债券融资。一旦几个渠道同时受到冲击，美元短缺就很容易重新出现。

财政条件的差异更加明显。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财年末，埃及中央政府债务仍相当于GDP的82.5%，仅利息支出就达到GDP的10.6%。土耳其政府债务率只有23%左右。同样面对30%的通胀，土耳其可以通过长期高利率压制物价，而埃及如果长期保持极高利率，首先受到压力的就是已经沉重的政府债务和利息支出。高通胀要求高利率，高利率又增加财政融资负担，最终可能反过来削弱稳定货币所需要的财政基础。

所以，对埃及而言，真正麻烦的是把高通胀变成一种长期的经济状态。土耳其用了几十年时间，至今仍没有彻底摆脱这种状态，但它至少还有制造业、出口、旅游和较低政府债务作为缓冲。埃及的产业基础、财政空间和外汇稳定性都弱得多。如果同样长期陷入货币贬值和高通胀，土耳其可以“带病增长”，埃及则未必承受得起。

最终分析结论：

埃及所采用的国家主导与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令其很可能发展成长期性的“土耳其病”。不过，土耳其仍然有工业出口、旅游收入和相对占比较低的政府债务作为缓冲，埃及则是储蓄不足、财政债务较高、外汇来源相对脆弱。这就使得土耳其可以“带病增长”，埃及则没那么幸运了。（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