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十四五”时期，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成长为我国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重点产业，也成为各地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并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在需求端，该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完善促进消费的制度机制，清理汽车、住房等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在中央顶层规划引导下，各地陆续出台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围绕汽车产业的部署呈现出“变与不变”的特征：不变的是对汽车产业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以及推动高端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变化的是立足各自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实施差异化布局与错位竞争，进而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从共性看，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已成为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大公约数”。北京强调加快智能网联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庆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浙江聚焦智能驾驶等重点领域建设全国领先的核心产业集群，山东提出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提质扩量等。这些表述虽各有侧重，但指向高度一致：通过技术升级、体系重构和产业链延伸，推动汽车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变。

与此同时，在需求端，各地普遍将汽车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抓手。湖北提出推动汽车等消费更新升级，广东明确清理汽车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贵州强调稳定汽车等重点商品消费，北京提出优化小客车数量调控和区域限行管理政策，天津、江西、宁夏等地也纷纷将提振汽车等大宗消费、完善促消费制度机制写入规划建议。这表明，在供给端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通过放松约束、优化制度激活终端需求，正成为各地推动汽车产业良性循环的共识路径。差异化则体现在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基础、政策条件和资源禀赋，对汽车产业的发展定位和突破方向作出不同选择。以重庆为例，依托近年来快速崛起的整车制造优势，其规划更强调链主企业培育、汽车芯片基地建设以及“人工智能+汽车”生态布局，并同步推进超快充、换电、加氢等基础设施建设，意在全面提升产业链主导力和控制力。广东则立足既有燃油车产业体系，着力推动产业向新能源、高端化和高附加值环节平稳升级。陕西作为制造业大省，则将新能源汽车与重卡、半导体、光伏、航空和工业母机等优势产业并列布局，突出产业体系的整体协同。锂资源大省江西则基于现有新能源产业的优势地位，提出科学布局固态电池等产业新赛道。

政策优势同样成为地方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抓手。海南依托自由贸易港建设，提出支持新能源汽车等行业企业合理有序开展跨境布局，打造汽车及零部件维修和再制造业务集聚区；天津从港口和贸易优势出发，强调一体谋划港航贸产，做强汽车贸易功能；安徽则依托自贸试验区，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培育外向型产业集群。这些举措本质上都是通过制度型开放和政策创新，为汽车产业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也深刻影响着各地的产业选择。内蒙古围绕能源和矿产优势，提出加快新能源重卡和无人电动矿卡应用，并延伸至碳基功能材料和自动驾驶；贵州则聚焦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体系建设，推动整车与上游材料协同发展；沿海省份如浙江、广东、福建，则将新能源汽车与新能源船舶统筹布局，强化海洋经济与装备制造的联动优势。

总体来看，各地围绕汽车产业的布局，呈现出“方向趋同、路径分化”的鲜明特征。在供给端普遍强调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在需求端通过放松限制、完善制度激发市场活力。差异化则体现在，各地根据自身产业基础、政策条件和区位优势，选择不同的细分赛道和实现路径，避免同质化竞争。这种统一方向下的差异化布局，不仅契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要求，也为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具有高度供应链协同特征的新兴产业，提供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范式。（P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