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成为公募基金科技投资重镇的背后

地方政策追踪与观察   2026-08-25

2026年的中国资本市场,苏州正在形成一个颇具辨识度的现象。短短一年间,苏州千亿市值上市公司从0家增至6家,“苏州板块”A股总市值首次突破5万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机构资金的集中流入: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公募基金持有苏州上市公司的市值达到2776.10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深圳;其中,对苏州信息技术与通讯服务类上市公司的持股市值高达2425.12亿元,位居全国城市首位。光模块龙头中际旭创更连续两个季度成为主动权益基金第一大重仓股。

这些数字很容易被解释为AI算力行情带来的阶段性结果,但如果把观察尺度拉长,就会发现,公募基金真正重仓的并不只是几家处于风口中的上市公司,而是苏州长期形成的一整套产业组织能力。它既包括电子信息产业三十余年的连续积累,也包括政府资本、社会资本、人才政策与科技金融之间逐步形成的协同关系。资本市场看到的,是企业利润和估值;企业背后真正提供确定性的,则是一个已经运行多年的产业生态。

苏州对电子信息产业的布局,可以追溯到1994年苏州工业园成立之初。此后,随着外资企业和全球供应链持续进入,苏州逐渐在电子元器件、半导体、通信设备、精密制造等领域形成较强的配套能力。今天AI算力产业快速扩张,光芯片、光器件、光模块、光纤光缆和高端PCB成为关键环节,苏州原有的产业基础恰好能够承接这一轮技术周期。与其说苏州突然踩中了风口,不如说风口最终落在了一个供应链已经足够完整、制造能力已经足够成熟的地方。

这种积累并未停留在传统电子制造层面。2025年9月发布的《苏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城市行动方案(2025—2026年)》提出,到2026年底,全市集聚人工智能企业超过3000家,智能经济产业核心规模年均增长超过20%。同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1030”产业体系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单个项目最高支持2000万元。政策的意义不只是增加补贴,更在于把原有制造优势进一步引向AI、集成电路和高端装备等新增长方向。

资本体系的跟进,使这种产业升级具备了更强的持续性。2025年7月,苏州推出总规模各为百亿元的人才基金和重大产业发展基金。其中,百亿人才基金采用“母基金+子基金+直投”模式,并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设立子基金,覆盖领军人才、初创企业和硬科技项目。随后出台的《苏州市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又从长期资本汇聚、国有基金效能、投融资对接和退出渠道等方面推出15条举措。

目前,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等已在苏州设立相关基金,累计规模达到740亿元。《苏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城市行动方案(2025—2026年)》还提出,到2026年底形成总规模超过500亿元的人工智能基金群。由此形成的,并不是单一政府基金,而是从早期投资、人才项目孵化到企业扩产、并购重组和上市退出的多层次资本网络。对于科技企业而言,这种网络比一次性补贴更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都可能获得与之匹配的资金来源。

人才政策也被嵌入了这一资本循环。苏州对新获批的顶尖人才团队给予最高1亿元支持,对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赢在苏州”青年人才创业行动对总决赛获奖项目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百亿人才基金则把资金直接投向领军人才、赛事选手及其创业项目。人才由此不再只是被引进的对象,而是能够直接进入资本、研发和产业化链条的创新主体。

与此同时,苏州对科技企业的支持方式,也在从单纯项目扶持转向更接近“产业运营”的模式。当地建立了基于“科创指数”的投、贷、保、担服务体系,并推出“科创指数贷”。仅2025年1至5月,就已为超过6000家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超过1700亿元。其作用在于降低传统信贷体系对抵押物和短期盈利的依赖,使更多研发投入高、资产较轻、成长周期较长的企业能够获得融资。

“苏州现象”并不是一轮资本行情的简单投射,而是政策、产业、资本与人才长期共振的结果。公募基金之所以集中配置苏州科技企业,并非只是在追逐AI算力概念,而是在判断一个城市能否持续产生具有竞争力的公司。苏州用三十年的产业积累、超千亿规模的基金矩阵、亿元级人才支持和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体系,把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尽可能转化为制度环境的确定性。资本最终重仓的,既是中际旭创等龙头企业,也是苏州持续孕育下一批科技公司的能力。(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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