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杨希特[1]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中国经济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尽管如此，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仍保持了相对的增长。但在2023年，中国GDP增速降至5.2%，低于除疫情两年外的以往增速水平，且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多样，包括外部需求疲弱、内需不振以及结构性问题等[2]。这使得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性逐渐显现，尤其在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方面的需求愈加迫切。

自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通过融入全球化进程，借助廉价劳动力、勤奋精神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功承担了“世界工厂”的角色，为全球市场提供大量廉价商品，也为自身的快速发展积累了财富。中国经济在加入WTO后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实现了快速崛起。

但是，全球化的繁荣并非永恒。从2017年起，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了空前的贸易战，试图通过加大关税、限制投资、压制科技企业等手段推动中美全面“脱钩”。尽管许多全球化支持者认为中美不可能完全脱钩，但随着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更替，逆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地缘政治摩擦也愈发激烈。如今，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特朗普即将二次上台并威胁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60%关税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仍将持续。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曾经的“世界工厂”来说，逆全球化对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就是，大量的制造业迁出中国，在中国之外重新构建全球供应链。外迁的企业中，既有真正来自欧美日韩、东盟的外资企业，也有来自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的“外资”企业，还有不少中国内地的本土企业。外迁的企业，有的是因为担心地缘政治风险，有的是因为跨国公司调整全球产业布局，还有的是作为供应链一员，必须要跟随下游终端企业、“链主”企业来转移。

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我们都必须承认，近几年在全球供应链的系统化重构中，中国“损失”了不少的制造企业。还需要意识到，这种转变只是刚刚开始，未来还可能会有更大规模、更广范围的产业外迁。要说明的是，在市场经济下，虽然企业投资迁移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迁移过多，对于迁出地的经济和就业来说，无疑会造成不小的损失。

二、中国“世界工厂”模式当前面临严峻挑战

虽然中国“世界工厂”模式有力支撑了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且在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化、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大趋势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面临的挑战也十分明显。

（一）制造业外迁与全球供应链重构

随着逆全球化潮流的兴起，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以来，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加剧，尤其在关税壁垒和技术禁令的双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选择将生产基地迁出中国，重新布局全球供应链。这种外迁现象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传统制造业，还对高端制造业、科技行业甚至整体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外迁企业的类型多样化。从全球视角来看，外资企业出于避免贸易壁垒的考量，纷纷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低成本或有贸易优惠的国家。例如，许多美国和欧洲企业选择将生产线迁往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以规避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关税压力。据统计，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后，2018年美国企业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总额下降了约14%，而相同时间段，美国从越南的进口则增长了约30%。

此外，不仅外资企业，许多中国本土企业也加入了这一外迁潮。许多中国制造业巨头，如富士康和比亚迪等，已经在海外建立了新的生产基地。富士康在印度、越南和巴西等地建立了多个工厂，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对于一些中国企业来说，外迁不仅是规避贸易风险的策略，也是拓展国际市场的必要选择。

更为严重的是，外迁不仅仅局限于制造业的部分低端环节，还涉及到部分中高端产业的外移。以手机产业为例，过去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诸如苹果、三星等国际品牌的大多数生产订单都由中国企业承接。然而，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越来越多的手机品牌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家。据苹果公司2022年财报显示，其在印度和越南的生产比重正在逐年上升，尤其是苹果在印度的生产额已从2018年的35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的75亿美元，预计2025年将进一步增长至150亿美元。

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不仅失去了部分外资制造业的订单，而且还面临着中高端制造业的外迁压力。这一趋势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发生着悄然变化，虽然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中国的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受到严峻考验。

（二）过度依赖出口与低端制造

中国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工厂”享受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带来的巨大红利。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3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3.74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约14.3%，仍居全球首位。但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带来的一个显著问题是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尤其是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面临着对外出口需求的不稳定。例如，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时，全球需求骤减，导致中国的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20年中国出口增速降至3.6%，相比2019年的出口增速6.7%显著放缓。再如，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扬言将对中国所有商品加征高达60%的关税，这也将导致中国的出口受到显著影响，

此外，中国的制造业仍然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虽然已经逐步向高端制造业转型，但低附加值产品依然占据主导地位。2023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和传统消费品仍然占据了出口的大头，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相对较小。根据《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占总制造业产值的比重仅为15%左右，远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过度依赖低端制造不仅导致产业链附加值低，且容易受到全球市场波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冲击，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压力。

（三）产业升级困难与创新能力短板

中国的产业升级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足和核心技术依赖进口。虽然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显著的制造业进步，但整体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的R&D（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4%，虽然这一数字已经位居全球前列，但在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仍然落后于美国、瑞士、瑞典等国，显示出整体创新能力的不足。

此外，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仍严重依赖外国技术。虽然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芯片消费国，但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仍然依赖进口，尤其是高端芯片领域。2023年中国半导体的进口额达到3500亿美元，占全球半导体进口市场的近三分之一，而自给率仅为15%左右。缺乏自主技术和核心竞争力使得中国在全球高技术产业链中仍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产业升级的步伐因此受到限制。产业升级的难度还体现在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上。中国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才，但高端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的供给仍显不足。中国在全球创新领域的核心技术人才缺口较大，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亟待解决人才储备和技术创新的双重瓶颈。

（四）内需不足与消费结构失衡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成了庞大的消费市场，但相较于其制造业的强大，中国的内需发展仍然滞后。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44万亿元人民币，但与中国的GDP总量相比，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仅为39.5%，低于欧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平。反映出中国居民仍然偏好储蓄而非消费，且在不同收入群体中消费能力差距较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尤其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长期以来，高投资、高储蓄、高出口的发展路径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叠加收入分配结构、预防性储蓄等多种因素，导致居民消费受到抑制并长期低迷。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9%，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58%。对比发达经济体，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和欧元区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8%、66%、58%、56%和54%；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巴西、南非、印度和俄罗斯的消费率分别达到64%、60%、59%和49%。可以看出，中国居民消费率明显低于大多数经济体。

而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愈发严重。从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实际增速看，剔除价格因素后，这一指标从2014年12月的9.6%降至2022年12月的1.8%，接近历史最低水平。而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其实际增速从2012年12月的15.2%降至2022年12月的-1.8%，触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此外，尽管居民消费率在2010至2016年有所回升，但始终低于40%，并在2017年再次降至38.8%，出现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这表明，“世界工厂”模式使居民消费水平长期低迷，居民福利持续受到损失。

此外，消费结构也存在失衡问题。虽然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逐渐扩大，但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比例仍然较低，低端消费品仍占主导地位。根据《2023年中国消费者消费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中，约70%集中在食品、日用商品等基础消费品上，而奢侈品、旅游、教育等高端消费占比仅为15%。这种消费结构的失衡不仅限制了消费市场的升级，还影响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在于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型，推动消费升级与内需扩展。消费信心的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收入分配不均等因素仍制约着内需的增长。2023年中国的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直接导致消费的局限性。如何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激发内需潜力，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扩大居民消费以提升福利水平。“世界工厂”模式下居民消费与福利水平持续偏低的现状，显然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中国亟需对“世界市场+低消费”模式进行深刻调整，通过扩大内需、优化收入分配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真正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全面转型。

三、中国“世界市场”的潜力和规模

中国的“世界市场”潜力和规模可通过狭义比较来衡量，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中国的消费能力。以年度GDP规模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基准，2001年中国的两个数字分别为9.59万亿元和3.76万亿元。到了201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到了39.80万亿元（2001年的4.15倍）和15.70万亿元（2001年的4.18倍）。而到了202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了126.06万亿元（2001年的13.14倍）和47.1万亿元（2001年的12.54倍）。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不完全消费指标来看，当前中国“世界市场”的扩张速度已超过了GDP规模的增长速度，这表明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结构正在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同时也显示出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潜力正在显现。

实际上，衡量中国“世界市场”还可以从中国巨大的进出口规模，以及中国人在海外的消费能力得到反映。2010年，中国进出口只有约3.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6万亿美元，进口约1.4万亿美元。到2023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5.94万亿美元，其中，出口3.38万亿美元，进口2.56万亿美元。不难看出，从2010年到2023年，货物进出口的增量差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中国人每年的海外消费水平，在2019年疫情肆虐以前，都达到千亿美元以上的规模。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数据，2018年中国公民出国旅游花费更是排名世界第一，全年在国外花费达到277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2%。实际上，早在2013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就通过外交言辞表达过类似思路——“中国愈发展，愈能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发展机遇”。当时，习近平主席向全球传达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蛋糕”——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中国计划进口约10万亿美元的商品，并将对外投资规模扩大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次超过4亿。这些数据吸引了外国政府和投资者，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的需求[3]。

此外，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这为构建一个超级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奠定了基础。也要看到的是，中国采取的“世界工厂”发展战略已严重抑制居民的消费，导致中国经济呈现出“低消费”的特征。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平均仅为44%，并且从2005年至今一直低于40%。相比之下，全球居民在同一时期的平均消费率为58%，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消费率甚至已超过65%。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面临诸多重要问题。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63%，而发达西方国家的贡献率已超过80%。此外，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仅为4.6%，达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增长面临巨大挑战。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在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看来，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世界工厂+低消费”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当前，内需恢复不及预期，暴露出中国经济存在诸多“内伤”。其中，房地产市场持续、全面下滑，对经济复苏造成了较大的拖累。外需市场虽相对较好，但因美国新一轮关税上调和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未来外需面临边际减弱的风险。同时，市场预期和信心低迷，资本市场表现疲软，地方债务问题持续加剧。这些问题叠加，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因此，有必要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世界工厂+低消费”模式做出调整，以有效应对当前外部环境的持续性冲击，防止中国陷入经贸脱钩的局面，从而全方位带动就业，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转型的意义

在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恶化、中美关系面临“脱轨”等复杂形势下，中国经济正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着眼于实现“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的新模式[4]。过去十年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不仅仅是“世界工厂”，同时也是“世界市场”。中国向全球市场提供着物美价廉、种类丰富的商品，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的中国市场发展机遇。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市场”不仅仅是指中国市场对世界各国的开放，还包括国内市场的规模。这个规模必须足够大，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中国大市场。因此，需要大力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加快国内市场的发展，以实现中国发展“世界市场”的前提和关键[5]。同时，还需要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特别是要加快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此外，需要全面促进消费恢复向好发展，打造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新角色，以应对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问题。这种新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正逐步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这种转变将有助于避免中国陷入经济和贸易脱钩的危险。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已导致各国采取不同程度的贸易管制措施。如果这些措施常态化，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加剧，将进一步加速“空间碎裂化”并增加中美经济脱钩的风险[6]。即使只是有限程度的脱钩，也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扩大中国市场规模，尽可能地开放中国市场，以应对受限贸易的形势，有助于发挥中国市场的优势和潜力。中国向“世界市场”的转型不仅有利于释放中国市场的潜能和活力，而且可以加深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有效防范中国陷入经济和贸易脱钩的局面。

二是“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的新模式有利于全方位推动就业发展。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其关乎国计民生，更关乎千家万户。在持续受到疫情冲击的背景下，酒店、餐饮等行业只得不断地停工停产，导致失业率反复攀升，就业增长停滞不前，“四小”企业纷纷停业。特别是2022年3月，上海遭受了长达57天的封控，对当地餐饮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以2021年上海餐饮收入1456亿元为基准，每天的封控导致营业额损失4亿元，而这背后涉及到30万个城镇就业岗位。疫情的冲击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低迷，进而影响了就业市场的稳定。这也提醒我们，中国需要通过“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的新模式，持续扩大居民的消费能力，为企业创造更多收入，提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困境，实现经济稳定复苏。从长远来看，随着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服务性消费的需求将持续增加，这将为“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的新模式提供适宜的发展环境，同时服务行业的用工需求也将相应上升，从而更大程度地推动就业增长。因此，发展“世界市场”不仅是中国实现就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稳定的重要保障。

三是“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的新模式有利于中国在全球建立新的秩序。一方面，中国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扩大中国居民的国际消费水平，将能有力带动全球经济发展，进而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推动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在2023年“五一”假期期间，多家媒体报道，中国的消费潜力不只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有力带动了全球经济发展[7]。另一方面，中国正在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转型到先进技术型的“高端制造业”，且已取得一定成就。在高端制造产业出口丰期，打开中国市场吸引海外对高新技术的投资，有助于中国高新技术持续蓬勃发展以及增强技术出口竞争力，而这也将成为中国释放国际影响力、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另一个支点[8]。

五、中国如何打造“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新模式

当前中国消费低迷，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模式有待调整、居民收入增速偏低、消费品质量不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要有效扩大消费，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市场”，并构建起“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必须多措并举，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系统制造”，强化系统制造能力，在国际市场上围绕系统制造来构建自己的竞争力。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在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化、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大趋势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系统制造”，强化系统制造能力，在国际市场上围绕系统制造来构建自己的竞争力。

所谓系统制造，简单来说就是指围绕复杂的工业产品进行的有较复杂的供应链关系、强调产业环节系统配合的制造模式。系统制造涉及的产业门类多，产业环节多，要求有密切的产业链配合，对供应链的效率和生态有一定的要求。与系统制造相区别的概念就是“单一制造”，它是指围绕某一种单一产品进行的制造活动。比如，生产芯片、杯子、刀具、锄头、矿泉水等等，这些制造更多是单一制造，考验的是企业在单一产品上的技术、资源或生产能力。一般来说，单一制造比的就是硬碰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现代制造则大多数都是系统制造。比如，生产一部汽车需要25000个零部件，生产一架大型商用客机，则需要数百万个零部件。所以，造汽车、造飞机都是典型的系统制造活动。可以认为，在飞机制造、汽车制造中，整合多种复杂系统和零部件的系统制造，远比提供单一零部件的生产制造更加复杂、更加重要。这并不是要以系统制造否定单一制造，而是强调系统制造能力对于现代化工业的重要性。系统制造的出现体现了时代变化，可以说，现代制造都是系统制造。在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全球化时代，系统制造的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打个不贴切的比方，越来越多的现代制造业，它们从事的实际上类似一种“攒机”的工作，在市场上可以获得足够多的零部件供应时，整合资源与技术的“攒机”工作，就是系统制造。

发展系统制造对中国是机会，也是在企业外迁不断发生的背景下，能够形成中国制造的系统竞争能力的制造模式。发展系统制造，有一定的曲线可以走，硬碰硬的正路如果走不通，那就可以走曲线。搞系统制造的关键，在于形成可制造的“攒机”。比如中国的高铁，最初的技术可能来自西门子公司、阿尔斯通公司、川崎重工等其他公司转让的技术和产品，但这些东西最后被“攒”在一起，整合在中国的高铁市场上，就形成了中国高铁这种系统产品。

二是优化发展模式，推动高质量发展。“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发展模式虽然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导致资本积累过度，使其偏离黄金律水平。随着资本过剩，消费受到挤压，经济可持续性被削弱。若要将资本积累水平调整至黄金律水平，经济增速短期内可能下滑。因为降低资本存量要求提升消费并降低储蓄率，短期内导致投资增速减缓。因此，提高消费率的前提是降低资本积累速度，这可能导致经济增速的暂时性下滑。但是，改革开放后，追求高增速一直是首要目标，这使得经济增速的显著下滑难以被接受，从而掣肘了发展模式的优化与改革。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债务负担加重的背景下，继续追求高速增长已不可取。“高投资、高储蓄、高出口”的模式不可持续，过度的资本积累将导致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一方面，这加重债务负担，另一方面，诱发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进而增加高债务风险与资产泡沫风险，使这种资本驱动模式难以为继。[9]因此，必须坚定改变这一发展模式，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要目标，以此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将居民部门消费率提升至国际平均水平，甚至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

三是加快产业升级与创新驱动。要实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型，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是核心任务。中国必须加大在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逐步减少对低端制造业的依赖，向更具技术含量和创新性的产业发展。首先，国家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中国研发投入已突破2.7万亿元人民币，但相较于美国和德国，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除了增加公共资金投入，还需要鼓励企业增加自主研发投入。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创新基金等政策激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战略性产业领域，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其次，应加强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技术突破，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量子计算、新能源等领域。中国必须深化“产学研”合作，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攻关关键技术，打破技术封锁。如国家已通过“制造强国”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产业链的上游领域仍然存在技术壁垒，尤其是在高端设备和精密制造领域。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能够加速科技创新的转化和应用。

此外，产业升级需要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当前，中国在高端技术领域的核心人才依然匮乏。政府应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引海外顶尖科技人才，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领域。同时，应加快本土创新人才的培养，提高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尤其是在高技术领域的学科设置和科研支持上，为产业升级提供充足的技术支持。

四是从供需入手，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居民对高品质消费的需求。居民消费由需求和供给两端共同决定。如果供给端无法满足居民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即便消费欲望旺盛，消费增速仍然受限。这正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居民对高品质教育、医疗等民生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市场供给却明显不足，显著制约了消费的进一步扩张。大量消费者通过“代购”“海淘”等方式购买国外产品，正是这一问题的反映。要改善优质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应减少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管制，推动民间资本和外资更顺利地进入这些市场，并享有公平的市场环境，从而提升供给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在强化市场主体地位的同时，需履行监管职能，以高标准、严要求全面提升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地适应居民的高品质消费需求。

五是深化改革与优化营商环境。中国经济转型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来增强市场活力。首先，优化营商环境需要通过减少行政干预、简化行政审批、降低企业负担等方式，鼓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中国市场。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措施，如出台新的“外商投资法”“民营经济促进法”，为外资和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国内市场的进入门槛仍然较高，部分行业仍受到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导致市场的效率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反垄断法的执行，打破行业壁垒，增加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其次，创新体制改革，推动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激发国有资本的活力，推动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应进一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更多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通过推动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核心竞争力。

此外，完善金融市场，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足、融资渠道单一等。为了提升市场活力，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供更多融资途径。尤其是在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应鼓励风投和私募股权资本的投资，帮助这些企业迅速成长。

六、结论

在中国经济面临复杂转型的关键时刻，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深刻的战略选择。陈功提出的“系统制造”模式为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向。随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交织，中国的制造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产业外迁、创新能力短板等问题凸显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而“系统制造”作为一种跨越传统制造范畴的全新理念，不仅能够应对这些挑战，还能帮助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体系，推动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型。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产业外迁的加速，中国面临着过度依赖低端制造的困境，亟需从“单一制造”向“系统制造”过渡。陈功指出，系统制造不仅是应对产业外迁的有效策略，也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通过将各个产业环节有效整合，提升制造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中国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高的价值地位，从而减少对外部市场波动的依赖。

此外，推动系统制造的核心在于提升国内产业链的协同能力和创新水平。这一过程不仅要求中国加快技术进步，尤其是在关键领域如半导体、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方面的突破，还需要在政策、资本、人才等方面进行战略布局。通过加大对系统制造技术的投资和研发力度，支持产业链上游技术的创新，逐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值得一提的是，单纯依靠系统制造尚不足以实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全面转型。中国还必须解决内需不足、消费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过去，“世界工厂”模式极大地依赖外部市场和出口需求，但随着全球需求的波动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弊端愈加明显。内需的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水平的低迷，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因此，推动消费升级、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将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新模式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模式不仅要求继续巩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更要大力发展“世界市场”，通过激发内需潜力，推动消费升级，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多元化。只有通过内外需求的双轮驱动，中国才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总体来看，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型不仅是中国经济适应全球新格局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而“系统制造”作为这一转型的核心内容，将是中国实现制造业升级、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技术、优化产业链，中国将能够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占据更加稳固的地位，同时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内需驱动增长奠定基础。这一转型的成功，将为中国走向更加开放、更加自主、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提供坚实保障。（完）

[1]本文作者为安邦智库宏观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希特。

[2]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世界银行数据库。

[3]陈彦斌,刘哲希.经济增长动力演进与“十三五”增速估算[J].改革,2016(10):106-117.

[4]陈功.地缘政治学的几个理论问题[J].安邦战略观察,2019.

[5]安邦智库.世界工厂、中国市场和消费社会[J].每日经济,2018,第5815期.

[6]安邦智库.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空间碎裂化：提出、演进及影响[J].2022.

[7]《人民日报》：“为全球市场带来机遇和动力”，2023年05月04日第03版。

[8]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中信出版社, 2014.

[9]Baker S R.Debt and the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household income shocks[M].SSRN,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