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观察 2025-10-21
战略观察 2025-10-21
周超[1]
中企出海的基本动向和东南亚地区的持续火热
近年来，伴随着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和美西方逐步加码的对华经贸打压举措，“出海”一词早已成为了中资和中企发展战略中最为耀眼的部署策略。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的《2025−2030年中国出海行业市场全景调研及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分析指出[2]，2024年，2024年中国企业出海规模达到2.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8.3%，预计2025年将突破2.5万亿美元大关。这一数字相当于中国GDP的12.7%，较2020年提升了4.3个百分点。中国出海规模实现总量、增量、质量的“三量齐升”，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历史峰值，其中新能源汽车、数字科技、生物医药等新兴行业贡献显著。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品牌占据全球市场近半数份额，动力电池出口额持续领跑全球；数字科技领域，TikTok、SHEIN等企业海外收入增速超六成，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显著，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动能；生物医药领域，中国企业在欧美获批创新药数量创历史新高，推动全球医药产业链深度合作。
同时，中国出海企业正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全产业链生态出海。新能源汽车企业带动电池、充电桩等上下游产业集体出海，形成全产业链布局；数字科技企业通过开放API接口，与物流、报关、税务等服务商共建生态，推动跨境支付、投融资、保险等领域服务升级;生物医药企业以技术授权、管理输出、市场对接等方式，帮助被投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实现从“财务投资者”到“生态共建者”的角色转变。这种产业链协同不仅降低了企业出海风险，更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话语权。
就具体出海区域而言，该报告显示，中国出海企业的市场布局已从传统欧美市场向新兴经济体全面拓展。东南亚市场成为中国企业的“第二本土市场”，占有率超四成，本地化竞争日益激烈；欧洲市场以新能源和高端装备为突破口，合规成本上升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标准；拉美、非洲等市场人口红利巨大，中国企业在农业、制造业、消费电子等领域加速布局，与中亚贸易额持续增长，凸显“一带一路”倡议的辐射效应。中东市场则成为数字经济和绿色科技的新热土，5G、智慧城市、光伏等领域合作需求旺盛。
相关研究还指出[3]，就出海企业的构成而言，当前，制造业仍是当前出海企业的主力军，占比40%。而出海目的地的选择，也显得高度趋同：超过76%的企业聚焦东南亚（越南，泰国等国家）市场，东南亚地区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出海第一站”。
就中资和中企出海东南亚而言，最初是作为规避美西方贸易制裁的“避难所”而存在。2010年之后，尤其是特朗普1.0时代以来，美西方对中国商品（尤其是新能源领域）的贸易限制越来越多。为了对应美西方的贸易限制和打压举措，大量中企转而向东南亚加大投资以规避美西方的贸易限制，这一波转移浪潮甚至绵延至今。特朗普2.0时代启动以来，对于中资和中企“洗产地”操作的针对性限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繁密和精致。
在美国数次全球性的关税风波以及政治压力下，美国正主导着一套更严格的原产地判定标准[4]。
1、新规超越传统的“实质性转变”原则，即从原来的产品名称、特性或用途，更侧重于从原材料来源、间接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等多个维度进行量化计算，以精确界定“本地产品”与“转运产品”。其目的在于精准识别并限制那些仅经简单加工、试图改变原产地身份以规避关税（如301条款关税）的中国商品。
2、美国要求贸易伙伴，包括东南亚国家，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建立可追溯系统，并配合美国加强对“中国痕迹”的审查，旨在促使全球供应链进一步重组，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
3、美国国内计划建立全球货物追踪系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全球货物运输路径进行实时监控，更有效地发现潜在的规避关税行为。
美国此举使得全球贸易正从过去以“市场效率”为导向的自由化规则，向以“供应链安全”、“技术自主”和“可追踪性”为核心的方向演变。原产地认定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标准，更成为国际经贸的制度门槛和主权工具。
多数东南亚国家在迫于美国的压力下，选择了配合美国的政策，并制定的具体的法律法规来界定产品是否符合原产地。美国的新规和东南亚国家的配合，使得转口或“Origin Washing”风险加剧[5]，一旦被发现，货物可能被扣押，企业可能面临出口额20%−50%的罚款。
可以说，伴随着美西方限制举措的日益绵密，东南亚地区对于中企“转口”的重要意义已经大为下降并且还会持续削弱。但是，在中企看来，出海东南亚依然有着极高的经济价值。相关评论指出[6]，东南亚地区有着6.7亿人口的潜力市场，还有有218亿美元规模的电商蓝海。并且，得益于更为年轻的人口结构，东南亚地区消费潜力的可持续性较为理想。
虽然现有的研究和评论也都承认，东南亚地区社会形势较为复杂，文化习俗和社会观念也与中国本土存在显著的不一致，也有不少中企因此而吃了亏。但是，很多评论也指出，就出海东南亚地区而言，因为血缘—文化等因素的相近性，当地的华人华侨群体可成为中企出海东南亚的重要助益因素。
今年以来，对于东南亚华人华侨助益中企出海的论述得到进一步强化。人民日报海外版明确提出[7]，为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必须进一步广聚侨力。“全球华人华侨共同富裕联合体”（OCCPD）更是把联合华人华侨优化所在国资源以服务中企出海需求作为自身的关键战略目标[8]。近期，缅甸军政府领导敏昂莱访华并签署了一系列对华合作协议，甚至考虑允许人民币直接投资[9]，这一系列最新动向更是将“出海东南亚”的话题热度进一步推升。对此，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一直强调，作为世界知名的“政治碎裂带”，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社会情势极其复杂，相关风险因素更是犬牙交错且暗礁丛伏。东南亚华人华侨群体也远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内部矛盾和纠纷，这一群体的内部情势就是东南亚政治碎裂带之“碎裂态势”的生动体现，恐难以真正助益中资和中企出海。就东南亚华人群体内部的复杂情势而言，马来西亚华人大亨陈群川的人生际遇堪称就是生动写照。
陈群川的人生际遇和起伏轨迹
陈群川（Tan Koon Swan，1940年9月24日—），是一位华裔马来西亚人，现在也是一位退休政治人物，他曾经挤掉梁维伴担任马华公会第六任总会长[10]。后来，他在1986年因“新泛电事件”在新加坡被提控失信罪而辞去总会长职，并由署理总会长林良实接任。
令人感觉奇妙的是，2012年9月9日，新加坡当年的检查主控官格林奈（ Glenn Knight）自己出书揭露[11]，这起在1985年轰动一时的“新泛电事件”中，他错误地提控了陈群川，他对此深感遗憾。陈群川的继任者林良实感慨的说：“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历史将会改写，今天的局面也不一样了。”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当年的陈群川是马来西亚华人群体中的的风云人物，他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中集资，建立控股投资集团，声势浩大，他试图依靠华人的经济力量，在马来西亚建立华人政治，脱离马来人巫统党一家独大的政治联盟，为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打下属于华人的政治天下。
陈群川（Tan Koon Swan）在1980年代通过激烈的华人内部政治斗争，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公会（MCA）主席，此后他积极推动“华人自救论”（Chinese self−empowerment），通过发起和领导存款型合作社（Deposit−Taking Cooperatives,DTCs）以及马华控股公司（Multi−Purpose Holdings Berhad, MPHB）等机构，鼓励华人社群集资进入大企业领域[12]。目的旨在应对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下马来人经济主导的挑战，打破传统华人家族企业的局限，实现华人经济现代化和多元化投资。
陈群川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一、存款型合作社（DTCs）的资本积累：陈群川被视为DTCs的“发起人”和“金融奇才”，这些合作社以高利息（往往高于银行）吸引华人小额存款，用于投资大企业。到1980年代中期，全国共有约35家此类合作社，主要由MCA和其青年团（马青）主导。
二、峰值规模：1986年合作社危机爆发时，政府冻结了24家DTCs，这些合作社拥有超过58.8万名存户，存款总额高达15亿令吉（约6亿美元）。这笔资金主要来自中下层华人社群的“血汗钱”，都是用于对抗“马来人主导”的金融机构和企业。
三、整体华人集资影响：除了DTCs，陈群川还推动MCA成员通过股票和债券集资，支持马华公会控制的MPHB等控股公司。到1985年，这些集资活动累计吸引了数亿令吉的投资，MPHB的市值一度成为华人企业集团的象征，但具体资产规模难以精确量化（估计总资产超过10亿令吉，包括子公司价值）。
上述所有这些资本并非陈群川个人所有，而是通过MCA控制的集体资金池，旨在“以卵击石”挑战政府支持的马来人企业。
从发展过程来看，从1968年起步，到1980年代中期的快速扩张与崩盘，可以分成下述几个阶段。
起源与初期发展（1968−1970年代）：DTCs的前身可追溯到1968年由马青发起的“马来西亚多元化合作社”运动，经过约14年发展，到1980年代初已形成网络。 陈群川在1970年代加入MCA后，迅速成为关键推动者。他从作为云顶高原（Genting Highlands）赌场的高管转型政治家起步，利用商业经验将合作社从小型存款机构转型为投资工具，强调“华人集资向大企业进军”。
高峰期扩张（1980−1985年）：在陈群川领导下，MPHB（1975年成立，1982年上市）成为核心平台，通过多元化策略收购或新建子公司。该公司从单一控股扩展为大型企业集团，吸引MCA成员和华人社群投资，掀起“华人投资热潮”。发展速度迅猛：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MPHB资产翻倍增长，影响东亚市场。合作社则从地方性存款点扩展到全国性网络，提供高息存款以回笼资金，用于股票、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
崩盘与后果（1985−1986年）：1985年经济风暴和“泛电危机”导致投资回报滞后，合作社资金链断裂。陈群川的入狱进一步引发信任危机，MPHB股价暴跌，合作社存款无法兑现，损失约15亿令吉，影响数十万华人家庭。此后，政府加强监管，DTCs模式基本终结，马来西亚华人的经济影响力大幅衰退。
从结果来看，这些合作社从草根集资起步，最后发展到控制数百亿资产的网络，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社会形成挑战。
陈群川的合作社和MPHB在马来西亚的经济体系中，针对华人经济占GDP约70%，但多为中小企业的特点，试图集合华人的力量，改变华人社群的经济弱势，因而试图通过集资掌握关键华人经济链条[13]。最后的结果是：
一、金融与银行业：通过DTCs积累存款资金，间接影响华人金融流动。MPHB控股马来西亚法国银行（Malaysian French Bank），这是华人社群少有的外资银行股份，提供贷款和投资服务，对华人中小企业融资至关重要。
二、房地产与土地开发：MPHB拥有大片土地资产，包括城市发展项目（如Bandaraya开发公司），控制了吉隆坡和槟城等地的部分商业地产开发。这占MPHB资产的很大比例，帮助华人进入高价值房地产市场。
三、制造与多元化商业：MPHB收购多家子公司，涉足建筑、保险、出版（例如东方日报集团）和制造业（如电子和纺织）。这些领域是华人传统强项，通过合作社资金注入，扩大了华人企业的市场份额。
四、股票与投资市场：推动MCA成员投资MPHB股票，控制了华人社群的部分股市影响力。泛电案前，MPHB是东马股市的“华人旗舰”，影响华人投资者的资金流向。
五、陈群川很早就提出，要加入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进入中国市场。他因为这样的努力方向，也与新加坡产生竞争关系。
当然，陈群川的所有这些努力，目的是控制“华人内部经济命脉”，旨在对抗马来人巫统控制下的马来人企业的扩张（如土著信托基金），但未触及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如能源或交通）。随着陈群川的在新加坡被捕，这些资产多被重组或出售，华人经济控制力减弱。马来西亚社会业因为失去了陈群川及其带来的挑战，导致马来人的巫统联盟更加巩固，华人社会则因为投资损失而抱怨连连[14]，内部分裂态势进一步加剧。
陈群川政治受挫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陈群川被捕以及新泛电的垮台，涉及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社会的多层次问题，是东南亚社会内部的碎裂特点和深刻复杂性的生动体现。
首先，陈群川及其势力的垮台大概率是马来西亚马哈迪政权与新加坡李光耀政权的联手政治操作。在东盟国家，这种高层政治的黑箱作业，基本就是常规作业，今天依旧是如此，只是存在更加隐秘的圈子，更加冠冕堂皇。
陈群川在新加坡被捕是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马来西亚后一天发生的[15]。李光耀访问马来西亚是为了解决马来西亚向新加坡供水的问题，因为新加坡长期依赖马来西亚的供水。在这次神秘访问之后，新加坡就逮捕了陈群川，虽然明知道此事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区影响重大，但李光耀否认有任何关联。
陈群川后来谈到[16]，他曾经意识到去新加坡的风险，曾经向马华高层或是巫统的领导人（应该是马哈迪）询问，“可以去新加坡吗”？而得到的回答是“可以”。结果陈群川一去，就被新加坡找个理由抓了起来。据说，还被酷刑虐待，被迫认罪。显然，马来西亚的马哈迪与新加坡的李光耀是联手合作，将希望改变马来西亚政治的陈群川给收拾掉。至于是不是马来西亚用“供水”来交换新加坡抓陈群川，就没有人知道了。
其次，马来西亚华裔社会的分裂和竞争态势。
陈群川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提升是一种明星般的窜起。因此，嫉妒和仇视他的华裔政治人物大有人在。在陈群川事件发生之后，甚至是现在，依然有部分华裔政治人物声称[17]，陈群川的道路是不正确的，华裔就是应该接受巫统的领导，而不能仅追求华裔的利益，要以马来西亚国家利益为重。他们坚持认为，陈群川走错了路！
实际上，这批人原来就是陈群川的政治反对者。陈群川出山之后，与原来马华公会的领导人梁维泮激烈竞争领导权，得到了马来西亚华裔社区的大力支持，以大比数击败了当时的马华公会领导人梁维泮。陈群川的胜利以及后来在华裔社会集资成功，将生意越做越大，引起了其他许多华人政治人物的嫉妒和反感，他们下绊子，使坏是显而易见的。甚至直到今天，他们依然持有这种态度。他们是与马来人的巫统站在一起，得到巫统的支持和关照。
实际上，马来西亚的华裔社会组成非常复杂，各有各的站位，各有各的利益，讲出来的话都不能全信，除非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否则讲出来的话都不能全信，他们的内部绝非是铁板一块。在马来西亚的华裔社会中，就拥有多个政党，这些政党之间都有很深的纠葛和斗争。简单说，就是华人族群传统意义上的碎裂，互相不信任，互相看不起，彼此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的传统缺陷，在东盟国家的华裔内部，实际存在更为剧烈的斗争和表现。东盟国家的社会空间碎裂，不同社群之间的严重板块裂痕，就是东盟碎裂带的根本的基础。
第三，马来人政权在马来西亚牢不可破的地位[18]。
马来西亚实际上是一个有着三重法律体系的独一无二的国家，有面向华人的法律，还有照顾马来人的法律，还有独立的伊斯兰教法。在总体上，马来人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华人总是吹嘘经济上多么强大，实际政治地位不高，陈群川当年想改变的就是这一点。
陈群川最后的失败，当然就是马来西亚人巫统政权的成功。实际上，陈群川做搞的合作社会模式，今天依旧存在，只是规模不一，不但马华公会依旧有合作社，而且巫统自己也有样学样，也有自己的合作社。陈群川的麻烦，在于崛起太快，得罪了太多的人以及华人不团结、积极内斗的传统。
现在，陈群川事件，在自诩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依旧是敏感的。新加坡前主控检查官格林奈（Glenn Knight）自己出书，承认在新泛电事件错误指控马华前总会长陈群川之后，新加坡因为担心对该国司法声誉有所冲击，甚至会影响新马两国关系，以至于由新加坡检查当局的官方出面发表声明，坚称过去对于陈群川“新泛电”案件的判决是没有错误的，因为“陈群川自己已经认罪了”[19]。
对当事人陈群川来说，事过境迁，应会点到为止，不会揭露前尘往事；何况新加坡的主控官仅是听命于李光耀的总检察长负起去执行工作的责任。就法律观点上，不可能进行平反和讨回清白。新加坡的资深律师指出，陈群川判决书留在新加坡档案无可更改，除非获得总统特赦始可翻案。
在马来西亚，有人追忆当年在马华总部工作时，经历李三春与曾永森之争、李三春芙蓉助选及梁陈党争（即陈群川）、麦汉锦暗示“叛变”等重大事故，指出马来西亚的政治社会非常复杂，马哈迪从一开始就不支持陈群川出掌马华公会。后来又三次警告陈群川，搞经济不要搞政治[20]。陈群川也亲述曾经“不听劝告”——即“退出政坛，转向商场”而感到后悔。很多人都认为，李光耀政府在准备逮捕陈群川之前，的确前来“听取”马哈迪的意见。因为陈群川已经当选务边区国会议员，尽管未受委为内阁部长，李氏仍有必要谘询马哈迪的同意，避免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换句话说，新加坡政府提控陈群川是获得马来西亚总理默许的。从当时马哈迪准备的新内阁阵容也可看出，马哈迪不委任新任马华总会长陈群川出任部长，显然不想马来西亚的内阁部长被邻国逮捕及提控引起尴尬，他那时就已经先作好了准备。
陈群川后来回忆，因不听从马哈迪劝告退出政治而失去了他的支持。事实上，马哈迪还感到受辱而怀恨在心。巫统在马来西亚的地位超然，当时马来西亚各报刊出图文并茂报导，马哈迪居中，梁维泮与陈群川互相握手的和解照片，双方达致由梁任代总会长，陈氏署理的协议，直至下届党选为止。可是，这项调解方案不获陈派内部的主战领袖接受。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推倒梁氏的中央代表人数已经足够，如箭在弦，胜券在握，不满这项人事安排；惟由于陈氏无法劝服主战领袖，只好上演“到澳洲去”避避风头的一幕，让主战领袖继续进行特大倒梁的活动，并且最后获得成功。
马哈迪在这个阶段是支持马华当权派的，因而其选择革除林良实、李金狮等人的官位。由于1985年8月，国阵最高理事会要马华3个月内解决党争，否则将被逐出巫统。当时作为首相及国阵主席的马哈迪名正言顺负起调停的任务。但到头来事与愿违，严重损害马哈迪的威信、形象与地位，从而放弃后来在“新泛电”事件上给陈群川支持。
在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教授看来，马来西亚的华人世界，在整个世界并不大，相当于只是一个“螺丝壳”，但在这个“螺丝壳”里的战斗，实际上异常激烈，并且绵延今日。
就陈群川的案例而言，从其个人的具体境遇和其境遇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中，一个值得进行进一步阐述的观点就是，就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群体而言，其恐怕很难成为中资和中企出海东南亚的真正依凭。
首先，就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群体而言，该群体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并不统一，也不强劲，“中华文化纽带”的论述更多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的描述而非真正的现实。确实，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群体是海外华人群体中规模最大的存在，也保留着诸如孔子祭祀和妈祖崇拜等一系列中华传统文化。但是，既有的研究早已指出，就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群体而言，其整体上已经被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文化意识所同化[21]，既存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基本只具有符号性的象征意义，并不成为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因素。
就东南亚地区华人群体的被同化而言，既有如越南[22]、缅甸[23]地区的强制同化进程，也有如在泰国[24]等国的怀柔型同化进程，但无论是哪一种同化进程，华人群体大体上都接受了东南亚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作为东南亚海外华人群体所在国的泰国，其对华人群体的同化最为彻底，泰国华人在姓氏这一关键的文化因素上都放弃了中国传统而改用泰姓。
同时，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近几年，伴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经贸—投资关系的加强，以及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文化输出的强化，东南亚华人群体中的“寻根”意识有所提升。但是，伴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文化传播工作的加强，东南亚华人群体内部的谨慎态度同样有所强化，对中国文化可能会冲击东南亚国家主体文化认同的担忧提升很快[25]。
其次，东南亚地区华人群体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裂甚至对立，中资和中企贸然进入则可能会涉入当地华人群体内部的争端。华人群体内部的对立态势，在上文陈群川的案例中已有生动说明。需要看到的一点是，这一现象并非个案。就缅甸而言，面对历史上缅甸当局的同化要求，缅甸南北华人群体之间就有着持续的对立[26]。就二战结束之后，东南亚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华人群体内部的对立态势也基本延续至今[27]。因此，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扩张而言，华人群体内部的态度也不是铁板一块，更谈不上全体一致的支持和鼓励，而贸然进入的中资和中企则有可能因无意介入华人团体内部的冲突而蒙受损失。
再次，华人群体在东南亚并非是具备政治统摄力的群体。就这一点而言，上文陈群川的案例中已有生动说明。就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28]，由于此前西方殖民者的政治安排，本土族群的政治统治地位自二战结束之后从未有过改变。华人群体最多只能具备较强的经济影响力，突出的政治地位则成为了华人群体的禁区。因此，在逆全球化时代，华人群体并不能够为出海中资和中企提供最为关键的政治支持。也有相关评论指出，有部分华人豪族凭借经济实力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掮客，有着较强的政治影响力，或可作为出海的助益力量。对此，剑桥大学教师Joe Studwell在其专著[29]中明确指出，东南亚的华人豪族往往从过去殖民政权所给予的权力缝隙中得以发展壮大。作为能在夹缝中找到发展机遇的投机者，他们懂得与权力周旋，懂得如何让利益共享，甚至懂得如何在腐败与规避之间保持平衡。到了后殖民时代，这一逻辑延续下来：新的政治精英选择扶持部分华人豪族阶层，让其依赖于政权，从经济租金中抽取红利，同时也确保这些大亨不会威胁政治势力。
Joe Studwell强调[30]，这样的豪族虽然创造了巨额个人财富，却几乎没有对东南亚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真正推动东南亚发展的，是外向型的跨国公司和无数灵活的小型制造企业。同时，这些豪族也并不拥有决定性的政治权力，不能为中资和中企提供真正有价值且持久性的政治保护，反而会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化而首先和中资与中企划清界限。并且，这些豪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其对中资和中企的发展需求未必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助益，反而有可能对中资和中企进行“围猎”。
四、总结
既有的研究和追踪都显示，近几年，中资和中企出海东南亚已经蔚然成风，制造业更是中资和中企出海东南亚的重心。伴随着美西方贸易打压举措的持续加码，东南亚地区自身的贸易价值也逐步凸显，而不再仅仅是作为对美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在拓展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方面，不少评论和分析都认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群体可以作为出海东南亚和拓展当地市场的重要依凭。但是，安邦智库认为，作为一个显著的全球政治破碎带，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群体内部也有着这一政治破碎带的显著特征，其中的风险和挑战十分复杂和艰巨，恐难真正成为中资和中企深度拓展东南亚市场的关键助益力量。就出海东南亚而言，中资和中企仍需多多谨慎。（完）
[1]作者为安邦智库研究员。
[2]https://www.chinairn.com/hyzx/20250818/171309914.shtml
[3]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jg1MjA4OA==&mid=2247525365&idx=2&sn=6ae0336885c58bdab32ac8aa6bdf6d87&chksm=fae25056f8e76eb9a72afb9e3ff43e36acc1ac417cc908fda85cbb9fd4b532524ab0199d0e36&scene=27
[4]https://mp.weixin.qq.com/s/d2Q_OdNQXwBtGKGUcV5qRw
[5]所谓Origin Washing，是指货物仅在中转国进行少量加工或重新包装，便凭新的原产地证书再出口以规避关税的做法
[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2086175935955928&wfr=spider&for=pc
[7]http://www.qb.gd.gov.cn/qwdt/content/post_1290973.html
[8]https://www.occpd.com
[9]https://elevenmyanmar.com/news/myanmar-mulls-direct-yuan-investment-to-attract-chinese-businesses
[10]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n_Koon_Swan#cite_note-5
[11]https://theedgemalaysia.com/article/koon-swan-wrongfully-jailed
[12]https://theedgemalaysia.com/article/rise-and-fall-tan-koon-swan
[13]https://cilisos.my/in-the-80s-an-mca-president-was-jailed-in-two-countries-but-may-not-have-been-guilty/
[14]https://liewchintong.com/2016/09/17/tan-koon-swans-ideas-hurt-millions-in-1980s-need-no-repetition/
[15]https://www.nytimes.com/1986/01/27/business/singapore-arrest-jolts-malayasia.html
[16]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126970578/Tan-Koon-Swan-A-Victim-of-UMNO-s-Black-Hand
[17]https://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16/09/18/liew-attacks-koon-swans-outmoded-thinking
[18]https://www.ewadirect.com/journal/asbr/article/view/20512
[19]https://theedgemalaysia.com/article/koon-swan-not-saying-anything-soon-singapores-wrongful-prosecution
[20]https://cilisos.my/for-10-months-in-the-80s-a-malay-minister-was-in-charge-of-the-mca/
[21]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19791839302700107
[22]https://cga.shanghai.nyu.edu/the-chinese-in-north-vietnam-assimilation-exodus-and-resettlement/
[23]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pdfs/TRS15_15.pdf
[24]https://www.thailawforum.com/blog/chinese-assimilation-in-thailand-vs-malaysia
[25]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east-asia/china-influence-southeast-asia-reshape-perceptions-ethnic-chinese-vietnam-philippines-malaysia-5015586
[26]https://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commentary/pdf/commentary353e.pdf
[27]https://ics.um.edu.my/img/files/stanislav(1).pdf
[28]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chinas-role-in-east-asia-now-and-the-future/
[29]Joe Studwell, Asian Godfathers: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Profile Books Ltd,2008
[30]https://gavekal.com/CRM/attachment.cfm?MediaDocID=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