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杨希特

一、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真实态势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现在数据很多，说法更多，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许多人对经济的现实体感，与官方公布的数据乃至一些权威机构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不配套，甚至可以说是脱节。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深究，它反映了当前经济分析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信息污染对理性判断的干扰。

前一段时间，高盛提出一个超级乐观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不仅可以非常容易地实现5%以上的增长，未来增长率还可能更高。这种乐观程度，甚至超过某些国内重要会议的基本判断。不过，我们需要审视这种乐观的来源。高盛本身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其首席执行官近年刚更换，而新任领导者所罗门也并不是传统金融出身，背景多元。这使得高盛近期的行为带有更多的投机性色彩。高盛尚且如此，社会上各种带有特定立场和色彩的观点就更层出不穷了。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即混淆是非的论调在某些层面变得普遍。

与这种过度乐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邦智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预测和观点始终保持着连贯性和稳定性。我们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维持在4%左右的水平。并且，我们相信，能够将经济增长稳定在4%的状态，就已经是一个相当理想的结果。这并非一个短期的、以年为单位的预测，而是基于长期趋势的判断。安邦为此曾建立模型进行推算：假设中国当前的经济总量（GDP）为100万亿单位，如果以相对较高的7%的增长率增长五年，其累积效果与以4%的增长率增长八年多的时间是大致相当的，区别只是在投资和债务增长的不同。这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行稳致远”。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追求可持续的增长速度，才是正确的路径。反之，如果勉为其难，非要强行拉高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导致更多的债务问题和后遗症。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高速增长同样需要为其“高速”支付成本，这种成本往往体现在结构失衡、债务累积和风险增大等方面。

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需要客观分析其两面性。既有好的方面，例如在部分高端制造、绿色能源等领域取得的进展；也有不太理想的方面，尤其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消费、中小企业活力等领域面临压力。关键在于能否摆脱预设立场，客观看待这些问题。

当前的经济环境，有一点像一场准备就绪的游泳比赛。池边站满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高手，他们都具备夺冠的实力和决心，但问题是，游泳池里的水却快要干了。没有水，再好的游泳健将也无用武之地。现在的经济环境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政治议题被反复强调，经济工作的地位相对于过去的某些时期，似乎退居到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例如，在近期的重大会议中，“自我革命”这个概念被频繁提及。这清晰地表明，政治建设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理解这一宏观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解释和理解许多经济增长数据背后的逻辑。

从背景和底层逻辑来看，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当前中国仍有活力的生产部门，主要依靠两大引擎：一是出口，二是国家级的重大项目投资。

在出口方面，虽然数据显示对美直接出口有所波动，但实质上，美国市场仍然是最核心的支撑。部分对东盟出口的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最终目的地仍是美国市场。因此，美国经济的需求变化，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出口部门。

不过，更具活力的部分，可能还是来自于国家级的重大项目。这类项目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和信贷支持。但能够主导这些项目的，基本上是“中央军”——即中央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它们能够拿走重大项目中最核心、最肥美的部分。地方上的其他生产部门，大多只能从“中央军”那里获得一些分包机会或边缘项目。这种格局导致面向广大民生的生产部门，状态大多不太理想，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

这就引出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过去几十年，中国很多企业通过努力，将市场拓展至全球，建立面向全球市场的庞大产能。如今，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市场空间收缩，原本面向全球的产能骤然变得严重过剩。试图依靠国内市场、内需来消化如此巨大的全球性产能，是不现实的。国内市场需求再旺盛，也难以替代过去的全球市场。因此，产能严重过剩是必然结果。这种过剩很难通过企业自身调整来消化，无法消化的部分便会转化为沉重的债务包袱，不仅压在企业身上，也会逐步分摊到地方财政身上，这是当前中国债务问题形成的一个重要逻辑。

那么，国家级重大项目能否持续充当救世主呢？考虑到中央财政自身也面临紧张局面，未来我们必然会看到越来越多关于“节约”“节俭”的提法出现在重大项目领域。这本身就暗示着，国家级重大项目并非会无止境增加，其规模和频率可能会受到制约，前景并非无限乐观。

综合来看，各地都可能面临困难，但坦率地说，未来压力最大的省份可能是山东和江苏。这两个省份都是中国制造业最发达、最集中的区域。四川的经济形态相对混合，压力可能稍小，但如果将四川也算上，那么山东、江苏和四川可被视为未来压力最大的三个省份。这一判断的底层逻辑就在于制造业的严重过剩。制造业越发达、占比越高的地区，在全局性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承受的压力自然就越大。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呕心沥血、拼命发展，目标就是提升第二产业，做大做强工业。时过境迁，如今形势发生逆转，第二产业最强大的省份，反而可能成为前景最不明朗、压力最大的省份。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各方应有清醒认识，早做打算。未来要想从压力环境中脱颖而出，关键无疑在于发展服务业，即做大做强第三产业。只有在第三产业找到突破口，才能真正摆脱当前的困境。

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四大焦点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社会各界解读未来一年政策方向提供重要窗口。陈功先生认为，这次会议在节奏上给人的感觉略显散乱，仿佛弹琴时十个手指头都在同时按压琴键，缺乏清晰的主旋律和层次分明的逻辑顺序。这是对本次会议的一个总体印象。

从基调层面分析，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异常强调“四稳”：稳企业、稳就业、稳预期、稳市场。需要明确的是，“四稳”并非此次会议首创，在之前的重要会议上已有强调。但此次将“稳企业”特别突出，具有新的含义。过去往往更直接地强调“稳就业”，这当然没错，但逻辑链条需要完整。必须认识到，稳就业的前提是稳企业。很难想象，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数亿劳动力的大国，能够脱离健康发展的企业部门，而依靠个体户或灵活就业来完全解决就业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因此，将“稳企业”明确置于重要位置，抓住问题的关键一环。从“四稳”的整体基调可以清晰看出，决策层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增长前景的基本判断是“稳”字当头，核心目标是保持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任何与这一目标不一致的做法或预期，都可能面临调整。

本次会议第二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提法，是“要推高物价”。这一表述在通常的政策语境中是非常罕见的。一般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因为物价水平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民众的实际购买力。物价上涨相当于隐性削减居民收入。因此，政策导向通常是抑制通胀预期。但此次会议却反其道而行之，明确提出要推高物价。这实际上等于下达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各方想办法抬高物价水平。其背后的原因和目标，主要是为应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通缩压力。通过推高物价，试图使经济摆脱通缩区间。这一提法本身，强烈折射出政策层面对于摆脱通缩的急迫心态。

第三点关注在于财政政策的发力。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最近从最高层讲话到各类会议，都反复提及，期待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态度，也似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然而，在此次会议上，与“积极财政”相伴而生的还有一个新概念——“债务笼子”。会议强调，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要控制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这意味着，发债并非没有边界，而是存在一个隐形的“债务笼子”。这一提法表明，中央层面，特别是财政部门，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债务规模过大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期待通过无限制发债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债务笼子”的存在，将引发地方政府之间对于发债额度的竞争。哪个地区动作快，先发债，就可能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动作慢的地区，可能因为总额度限制而面临发债困难或额度被压缩的局面。这可能会加剧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第四，是“政策一致性评估”这一提法。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我们承认，要推动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指导。但长期以来，各类政策层出不穷，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政策“打架”的现象屡见不鲜，几乎成为一个历史性顽疾。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进行政策一致性评估，表明最高决策层已经高度关注到政策内耗问题。政策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抵消，会大大降低政策的整体效能，导致许多政策“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无法真正落地见效。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必然引起中央的重视。不过，政策一致性评估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陈功仍持保留态度。原因很简单，这个几十年未能解决的难题，能否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三、全球经济疲软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的双位数高歌猛进，回落至如今5%左右的水平，这一变化引来众多关注和解读。在审视这一现象时，我们需要具备更全面的视野，而非仅仅从批判性的角度出发。一个关键的基本判断是：经济疲软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承认这一点，是进行客观分析的前提。

为何会出现全球性的经济疲软？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必须厘清。不理解这个逻辑，就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世界经济图景。问题的核心钥匙在于“逆全球化”。安邦智库提出并研究“逆全球化”议题已有近十年时间。我们最初是从“新空间论”的角度切入，观察到全球空间正在发生“碎裂化”。全球化时代追求的是全球一体化大市场，通过各种国际条约、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而“逆全球化”正是全球化的反向过程，它表现为空间的碎裂：大的变成小的，整体的变成局部的，统一的大市场被切割成区域市场、国家市场甚至更小的单元。简言之，这是一个市场空间由大变小、全球范围内“缩表”的过程。

在这种全球“缩表”的大背景下，过去支撑高速增长的全球化红利消退，大量的资产和产能相对于收缩的市场而言变得过剩甚至无效。生产得越多，可能意味着报废越多，债务积累越快。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适度减少生产反而是明智之举，有助于消化过剩产能和减轻债务负担，而不是一味地批评“产业空心化”或“去工业化”。从时代趋势看，这是结构性调整的必然阶段。当全球市场“缩表”、资产普遍面临价值重估、产能严重过剩时，不可能出现“别家屋顶漏雨，唯独自家屋顶干爽”的局面。经济疲软必然具有全球传染性。此时，比拼的是在逆境中“火中取栗”的能耐和判断力。

当前国际经贸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非常规手段，例如某些国家通过司法程序强行剥夺外资企业控制权等事件，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却真实发生。这正说明在缩小的市场空间里，竞争变得空前激烈，各种极端措施都可能出现。

在普遍疲软的全球图景中，美国可能是一个看似例外的主角。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门罗主义”近期备受关注，其核心是将美国的战略焦点收回到美洲，强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实则是美国的美洲）。安邦在内部报告中早已指出美国会转向“美洲政策”和“美洲市场”。其底层逻辑同样是逆全球化：美国经济也需要在全球化退潮中找到稳固的立足点。美洲市场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后院”市场。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潜力要看消费和人口，美国拥有3亿多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加之美洲其他人口大国（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构成可观的人口基数。同时，美洲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意味着这些国家具备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潜在支付能力。因此，美国将经济重心转向美洲，在战略上是合乎逻辑的。

不过，战略构想与落地实施之间存在距离。要想完全实现控制并主导美洲市场的战略构想，需要时间。在特朗普可能的剩余任期内，能否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陈功先生持怀疑态度。如果“特朗普主义”或其代表的政策取向能够由后续的共和党政府延续，那么美国经济这一转向的成功概率会增大。但就短期（如一两年内）而言，由于战略调整难以迅速到位，美国经济可能同样无法完全摆脱全球疲软的影响，甚至出现下滑。这种经济表现将会清晰地反映在未来的大选政治中，影响选情。此前美国股市屡创新高，但仔细分析可知，其主要推动力集中在少数几家巨型科技公司身上。这种由极少数股票拉动整体指数的现象，本身就暗示其他大量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是潜在的风险信号。近期的市场波动，再次依靠科技巨头（如谷歌发布人工智能新进展）来提振，这进一步凸显美国经济增长基础并非全面坚实。因此，美国同样面临经济疲软的压力。

再看欧洲，其经济状况长期不佳，陈功先生《欧洲的衰落》一文在欧洲媒体发表后也引发了关注和讨论。实际上，从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强劲活力。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其经济规模至今仍未恢复到欧债危机前的水平。葡萄牙情况稍好，但也仅是勉强爬出泥潭。整个欧洲的经济增长率常年徘徊在低位。欧洲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存在变数的情况下，欧洲市场的地位更显重要。但欧洲经济不仅深受逆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疲软影响，还面临一个更为棘手的结构性矛盾：社会福利与国防开支的“二选一”难题。

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高福利制度，整体社会福利的供给水平远超美国，公共福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很高（通常超过40%），其中医疗保障又占去很大一部分。如此沉重的福利负担已经让财政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若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以应对地缘政治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不仅是欧洲的难题，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类似选择。如果美国减少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欧洲自身能否解决这个“二选一”的困境？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此，欧洲经济未来很可能不是缓慢下行，而是可能面临“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届时，欧洲能为世界提供的市场空间将大幅收缩。

理解欧洲经济，需要一种“历史现实主义”的视角。纵观历史，欧洲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外部区域的“剥削”或利用之上——从早期的殖民掠夺，到后来苏联解体后对东欧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的利用，再到全球化时代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在全球布局。其自身内部的创新经济活力虽然存在，但欧洲的科技发展远不及美国强劲，无法成为主导力量。如今，逆全球化趋势打断其传统的依赖路径，必然引发欧洲内部的剧烈冲突、政治动荡，甚至不排除欧盟解体的可能性。这一切变化的根源，都离不开“逆全球化”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框架。

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警示

要理解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必须深入解读美国刚刚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文件并非简单的政策宣示，而是理解美国未来数年战略走向的钥匙。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总统的意志需要通过一套复杂的系统来传达和执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是为了向国会、官僚体系、盟友乃至国内公众阐明其战略意图、为后续政策铺路的关键文件。它体现了决策层的共识与优先方向。

细究这份报告，有三个看点至关重要，它们共同勾勒出未来世界格局的演变轮廓。

第一个，也是最具震撼力的看点，是“门罗主义”的回归。安邦早在2023年开始研究和定义特朗普主义，在2024年就已精准预测，特朗普先生若再次执政，必将重拾这条路线。这一切并非偶然，其底层逻辑和认识框架，深深地植根于“逆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在全球化高潮期，美国追求的是全球领导地位，而逆全球化意味着战略收缩，聚焦核心利益区。什么是门罗主义？简单回溯历史，1823年由门罗总统提出，其核心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实质是排斥欧洲列强对美洲的干预，将美洲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反欧”色彩，针对的就是欧洲。这一点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当前美欧关系龃龉不断。

还记得美国副总统JD万斯此前在德国慕尼黑安全论坛上的演讲吗？那是一次历史性的决裂信号，一位美国高层政治家公然在欧洲的主场上指责欧洲，预示着战后美欧同盟关系的基石正在松动。门罗主义的回归，正是这种战略疏远的理论注脚。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其“推论”更赋予门罗主义军事干预的色彩，美国直接动用武力将欧洲势力清除出美洲。特朗普在报告中也提出自己的“推论”，其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因此，将门罗主义的回归简单理解为美国的“战略撤退”是肤浅的，至少并不全面，实质是其在逆全球化时代，面对资源约束，被迫进行战略聚焦的必然选择。它不是衰败的象征，而是面对现实的力量重组。其潜台词是：既然全球治理成本过高，那么将优先确保“后院”的稳固与利益。

第二个看点，是明确以“G2”（两国集团）为导向构建大国关系。这里的“两国”，毋庸置疑指的是美国和中国。这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俄罗斯已降格为次要角色，真正有资格与其在全球层面进行全方位博弈、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唯有中国。这种“G2”框架的大国关系，旨在取代全球化时代盛行的多边国际组织和联盟体系（如WTO、WHO，甚至北约也面临挑战）。它强调的是基于实力（尤其是军事、经济、科技实力）、地理疆域和资源禀赋的结构性竞争与合作，充满现实主义色彩，而与过去强调规则和合作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分道扬镳。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特朗普政府为何在气候变迁、绿色能源等问题上持消极态度，转而大力推动传统能源发展，这与其强调大国竞争、相对收益，而不是全球公益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框架的公开确立，反而可能使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高层沟通变得比过去几年更为“顺畅”和可预测。因为规则明确了：双方是平等的、对等的战略竞争对手。一切谈判和互动都将在此基调下展开。这无疑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一种体现，是经过几十年发展换来的世界舞台“入场券”。然而，获得入场券并不意味着已准备好扮演好这个角色。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内部结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乃至战略准备上，是否已完全适应这种“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角色所要求的责任与挑战？这中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疑问。我们是被时代和对手“哄抬”到了这个位置，但内部的整合与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第三个看点，同样石破天惊，即在报告中将欧洲明确界定为“敌对势力”（adversary），并且不止一处提及。这一定性极具颠覆性。纵观历史，美欧同属西方文明核心，战后更是铁杆盟友。如今，美国战略报告竟将拥有相似面孔、曾并肩作战的欧洲主要国家（其政府多为中左翼自由派）视为意识形态上的“敌手”。这清晰地表明，美国内政中的政治极化已深刻投射到外交领域，保守主义的美国将与它视为“堕落”的自由主义欧洲划清界限。这一界定必将导致跨大西洋联盟的进一步空洞化，甚至可能鼓励欧洲内部疑美、疏美势力的增长，加剧欧洲自身的分裂和动荡。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一个失去美国锚定、可能陷入内顾和混乱的欧洲，其市场稳定性和投资环境会恶化。机遇在于，这为中国与欧洲特定国家在某些领域深化关系提供了战略回旋的空间，但也需要极其谨慎地把握分寸，避免卷入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

透彻理解这三大看点，才能摆脱对国际时事碎片化的围观，建立起一个观察未来十年国际风云变幻的底层坐标系。世界正在回归到以大国实力和势力范围划分的、更赤裸也更残酷的竞争时代。

五、东三省经略与后工业化时代的战略逻辑

安邦近期发布的关于东三省经略问题的研究报告，之所以与长期主导舆论的“东北振兴”传统论调截然不同，其根源在于我们采用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分析框架：后工业化社会！这一认知框架的提出，是理解中国众多当前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区域发展问题的钥匙。

后工业化社会并非安邦首创的概念，但其理论内涵对于解释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具有极强的适用性，所以安邦选择其作为认识、构建未来大政策的战略工具。它描述的是一系列结构性变迁：制造业在经济中比重持续下降（目标区间在15%-20%），服务业占比显著上升（超过70%）；劳动力结构转向白领和脑力劳动为主，但就业市场出现“两极化”现象，即高端专业岗位和低端服务岗位需求增长，而中等技能岗位被挤压；金融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渗透度和影响力空前深化（金融深化）；城市化进程进入高位平台期，从规模扩张转向城市更新与内涵提升；同时，人口结构上面临生育率持续下降和老龄化加剧的挑战。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GDP在1.3万至2万美元之间，开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中国目前人均GDP约1.33万美元，正处在门槛之上。相比之下，西方主要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已陆续进入这一阶段。

用这一副“后工业化”的眼镜重新审视东三省、甘肃等地区长期困扰的“人口流失”问题，我们会得出与传统工业化思维完全不同的结论。传统观点视人口流出为绝对的负面信号，是地区衰败的象征，对策思路自然是“筑巢引凤”，通过产业政策、投资拉动试图让人口回流，重现工业化辉煌。然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全国层面都面临着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困境，试图在东北、甘肃等地“再工业化”，无异于逆历史潮流而动。过去“东北振兴”战略效果不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试图用一个工业化时代的方案，去解决一个后工业化时代的问题。

安邦的研究认为，东北、甘肃等地的人口流出，在后工业化视角下，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这些地区在原有的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后，其比较优势已不再是承载密集的制造业产能。东北曾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和粮仓，甘肃则生态脆弱。在后工业化时代，它们的战略价值恰恰可能在于“减压”和“恢复”。让东北恢复其“大森林、大草原、大农业”的自然本色，保护好珍稀的黑土地资源；让甘肃逐步从过度开发中休养生息，治理沙化，恢复生态。这本身就是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巨大贡献，其价值远胜过在当地勉强上马那些注定缺乏竞争力的工业项目。对于全国而言，允许乃至引导人口从这些生态敏感或传统产业衰退区域，向更具服务业发展潜力的城市群流动，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然要求。这就像治理一块土地，有时“休耕”是为了未来更可持续的产出。陈功先生特别指出，清朝时期，甘肃在战乱后也能较快恢复至600万左右人口，主要是因其自然承载力与当时的生产方式匹配。而今人口数千万，远超其生态承载的理想容量，人口流出是市场与自然规律共同作用下的调节过程。

因此，对于东三省、甘肃这类区域，政策重点不应再是徒劳地追求“逆向”工业化振兴，而应是“顺势而为”：一方面，承认并适应人口减少的趋势，规划“收缩型”城市和区域发展模式，提高留存人口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将资金和政策重点投入到生态修复、农业现代化、特色旅游，以及为留守老龄人口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上来。它们的未来，不在于GDP增速的排名，而在于能否成为国家生态安全的屏障、特色资源的供给地和诗意栖居的样板。这需要决策层摆脱根深蒂固的GDP锦标赛思维，建立起与后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政绩观和发展观。安邦的政策研究人员，就如同门诊的中医，运用“后工业化”这味药，为区域发展开出了不同于常人的新药方。

六、中国房地产业的转型

曾经风光无限的房地产业，如今已彻底告别黄金时代。过去那些爬山、抽雪茄、打高尔夫、高谈阔论的企业大佬们，如今大多已经沉寂。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房地产是否依然是一个“产业”？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概念。如果一个“产业”的标准定义是追求规模持续扩张和产值不断增长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房地产业确实很难再被称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当下行业的核心矛盾是：谁还有规模，谁就可能死得更快！这个行业高负债、高周转的模式已然彻底破产，还有庞大的存量资产亟待消化。因此，再用“朝阳”“夕阳”或是“产业”来界定它，实际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房地产行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

未来的房地产业，本质上将演变成一个“资产管理”行业。其核心任务从“创造增量”转变为“盘活存量、管理风险、维护价值”。行业的主角可能从过去的开发商，转变为资产管理人、运营商和金融专家。未来的舞台，将主要集中在“城市更新”领域，而非过去的大规模新城建设。与之配套的金融工具，将是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各类信托和资产证券化产品。这些工具的目的，是让庞大的、难以流动的不动产资产变得更具流动性，从而实现价值的发现、提升和稳定。因此，未来的房地产将更紧密地嵌入金融体系，其金融属性将远远超过其作为建筑业的属性。

这意味着，与此前行业繁荣息息相关的建筑师、规划师、大量建筑工人等职业前景将面临严峻挑战。大学里相关的专业教育，也需要从过去侧重开发建设，转向资产运营、金融管理、社区营造等新方向。

那么，作为未来主战场的“城市更新”应该怎么做？它绝对不应该是过去“大拆大建”模式的翻版。正确的理念应是“节点式”操作，而非“全局性”推进。意思是，不再追求大面积、成片区的推倒重来，而是精心选择城市中关键的战略节点（可能是一个废弃的工厂区、一个衰落的商业街、一个交通枢纽周边），进行精准投入和改造。目标是“做活气氛，拉动印象”——即通过激活一个关键节点，带动周边区域的活力，提升整个城市片区的形象和品质。这就像下围棋，做活几个关键的“眼”，整盘棋就有了生气。反之，如果继续追求宏大的片区改造项目，其本质仍是开发思维，而非更新思维，在当前资金和需求条件下，失败风险极高。

纵观全球，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经历过快速城镇化和大规模建设后，其房地产业都最终走上了资产管理和精细化运营的道路。中国的房地产业正在经历这场痛苦但必然的蜕变。认清这一趋势，相关企业、从业者乃至地方政府，都需要彻底转变观念，从追求规模的“地主”，转变为善于运营和资本运作的“管家”。这不仅是行业的出路，也是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七、后工业化时代的地方经济发展

2025年，中国经济在变乱交织的全球环境中顶压前行，全年有望实现5%左右的增长，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与活力。在高质量发展引领下，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动能加快集聚。不过，在宏观数据向好的背后，地方层面正经历深刻的转型阵痛，尤其是地方财政压力、房地产行业调整与对旧增长模式的依赖相互交织，对区域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当前地方经济面临的困境，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更反映在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以及传统增长动力减弱与新兴动能培育之间的时间差，可谓“乌云压顶”。

那么，该如何看待地方经济现状，又应如何应对？陈功认为，中国已进入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社会。随着第三产业在GDP和就业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并超过50%，中国经济已呈现出明显的后工业化特征。这一转型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动能的根本性转变，也标志着区域发展逻辑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地方经济格局已基本“定型”。

以义乌为例，安邦智库曾将其称为“现实版的世界贸易中心城市”。其他省市可能也希望依托自身资源打造类似枢纽，对城市进行类似改造，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行；但当义乌已发展到现有规模、形成稳定形态后，其他地方很难与其竞争。原因在于，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活动更加依赖于历史形成的产业生态、要素集聚和区位优势，这些因素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不可复制性。换句话说，多数地方在过去发展中形成的样子、表现、城市形态、经济规模与体量，目前已经基本固化。如长三角地区的乡镇工业转型，正是依托几十年积累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才形成星链式分布的产业生态肌理，这是其他地区难以简单复制的。

当然，地方格局的“定型”并非绝对，但这是有条件的。除非能争取到中央布局的重大项目，如国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重大政策平台，凭借巨额资金与政策资源注入实现“改天换地”，否则地方发展格局很难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宜过度追求“大变样”或复制所谓“样板戏”，而应脚踏实地，唱好“地方戏”。这意味着地方发展必须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与特色培育。正如佛山在转型过程中，没有盲目追求新兴产业的全盘布局，而是紧扣“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两条主线，立足自身制造业基础寻求突破。

因此，具体到地方经济与治理，陈功先生认为应聚焦两件事。

第一，地方官员要当好“工兵司令”，做好排除风险的工作。无论是市长、省长还是其他层级官员，都需具备识别与防范风险的能力，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期各类矛盾风险交织的背景下。要像工兵排雷一样，提前排查并化解债务风险、就业压力、环境治理等领域的隐患，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唐山市在转型过程中就曾面临经济增长失速、生态承压等多重风险，通过建立系统的风险防控机制，才实现了平稳过渡。

第二，着力培育特色经济。后工业化时代的地方竞争不再是同质化的规模竞争，而是差异化、特色化的质量竞争。特色经济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文化传统，避免盲目跟风与低水平重复建设。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如浙江金华通过培育信息网络经济、健康生物医药等五大千亿产业，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特色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

进一步看，要做好这些工作，对地方官员的文化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许多发展机遇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需要主动发掘、识别与激活。这不仅包括有形资源整合，更涉及文化传统、生态价值、创新氛围等软要素的把握。缺乏文化底蕴和战略眼光，只是跟风行动，很难做好这些工作。例如，德国许多企业选择留在乡村发展，正是基于对乡村文化底蕴和生活方式的深度理解与尊重。

地方经济的转型，实际上也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文化等“软实力”已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影响着地方的创新能力、品牌形象与居民认同。过去，地方经济角色可称为“土豪”——重财富、重增长；今后则将日益转向“乡绅”，即更富文化内涵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地方必须更加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生态保护、公共服务与治理等多重价值的实现。如佛山在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同时，也注重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将制造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提升产品附加值。

从更高层面看，这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从十九届四中全会到近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文明被屡次强调，文明建设被提升到新高度。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关乎社会和谐，也是提升地方软实力、吸引高端人才的重要因素。后工业化社会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强调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这要求地方治理必须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因此，地方与地方经济的“乡绅化”已逐渐演变为一项现实任务。在社会治理方面，这体现为推动社区回归、构建新型“熟人社会”、促进多元群体和谐共处、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它既是主动的转型方向，也可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如浙江省提出的“智库当师爷，市场当主体，村民村集体当主人，政府当店小二”的模式，就体现后工业时代对多元主体参与和文化价值的重视。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经济的“定型”不等于“僵化”。它意味着发展路径更依赖于对内在基因与独特优势的挖掘与提升，这实质上是区域竞争从同质化的规模扩张转向差异化质量竞争的根本表现。在此背景下，现代精神文明下的“乡绅化”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与特色经济，正是地方突破固化格局、培育持久竞争力的关键。它要求地方治理必须超越短期GDP导向，转向长期创新生态、营商环境与生活品质的构建，从而在深度转型中实现真正的韧性成长。

八、总结

基于对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深层结构的系统性剖析，安邦智库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揭示了一系列严峻而复杂的真相。核心论断在于，中国已步入一个以结构性调整为主导的漫长阶段，传统认知框架与增长模式亟需根本性转变。理解这一系列挑战，必须穿透纷繁的数据与嘈杂的论调，把握其底层逻辑。

首先，经济增速下移至4%左右，并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长期趋势。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不仅代价高昂，且难以持续。当前经济的根本矛盾，在于逆全球化导致的全球市场“缩表”与国内庞大的存量产能之间的剧烈冲突。这决定了“稳”是压倒一切的主题，也解释了为何“国家级重大项目”与“稳企业”成为政策焦点，而“债务笼子”的提出则揭示了财政扩张的刚性约束。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正从制造业的全面扩张，转向对服务业突破口的寻觅。

其次，国际格局的剧变构成所有问题的宏大背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标志着世界正式进入以“G2”为导向的大国关系时代，其“门罗主义”回归与将欧洲定义为“敌对势力”，深刻反映了逆全球化下美国的战略内收与阵营重组。这迫使中国必须直面作为“平起平坐”对手的全方位竞争，而我们在内部资源整合与战略准备上仍存在显著差距。全球经济疲软具有普遍性，欧洲在福利与国防的“二选一”困境中可能滑向衰退，进一步压缩了外部市场空间。

再次，国内发展已呈现出鲜明的“后工业化社会”特征。这要求我们彻底摒弃以工业产值和人口规模论英雄的旧思维。东三省、甘肃等地的人口流出，在此视角下具有合理性与必然性，其未来价值在于生态恢复与特色农业，而非强行“再工业化”。房地产业则已蜕变为“资产管理”行业，核心任务是盘活存量、控制风险，城市更新必须转向“节点式”的精耕细作。

最后，地方经济进入“定型期”，多数地区难有格局性巨变。地方官员的核心角色应从“增长冠军”转变为“工兵司令”，首要任务是防范化解风险，确保不“爆雷”。发展的唯一出路在于深耕“特色经济”与地方文化，实现从“土豪”到“乡绅”的治理角色转变，这对其文化素养与发掘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总体来看，中国的未来不在于回到过去，而在于深刻认知并主动适应逆全球化、后工业化、大国博弈深化叠加的新时代。希望蕴藏于对“行稳致远”的坚持、对结构性改革的勇气，以及对自身独特道路与地方特色的深度发掘之中。这是一条充满挑战但必须穿越的路径。

（完）

本文作者为安邦智库宏观研究中心杨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