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观察 2026-02-10
战略观察 2026-02-10
一、从“双壳社会”到“结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从发展政策实践的角度来看，包括“有计划的社会主义”以及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实践中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实质上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以及相关的有效性问题。
一般地来说，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种主张社会生产、分配和管理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控制，以实现社会平等、正义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理论和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中，社会主义被视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其核心在于消除剥削、解放生产力，并确保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根据现在的经典理论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实践，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方式和发展道路，通常主要集中于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生产资料由社会或国家掌握，以防止财富过度集中。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定义，实际非常广义，并未能够基于效率原则而得到精确、有效而富有实践成效的定义。所以在社会实践中，范围空间上的进退失据情况是存在的。此外，“主导”要做到什么程度，同样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按劳分配。这里强调的是，个人收入主要取决于其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旨在消除绝对意义上的“不劳而获”。实际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关键已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如何获得“钱”的问题，特权、腐败以及“摸鱼式”的低效劳动，都在不劳而获之列，并且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
第三，社会平等与公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关系到消除阶级对立，社会福利供给水平。显然大的理想目标是，提供均等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做到、实现这种大的理想目标？如果连最基本社会医疗保障都举步维艰的话，那就证明从整体来看，社会福利供给水平的提升尚不具备现实中的整体条件，必须要做另辟蹊径的考虑。
第四，有计划的协调发展，也就是强调计划性。经典理论是通过宏观调控，确保经济发展不仅为了利润，更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但深入实质来看，这其实就是权力与资源的问题。如何运用权力资源使之产生最大经济效益，依旧存在实践中的障碍和问题。
从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可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可以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如“五年计划”、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等来纠正广义的“市场失灵”。不过，难点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市场失灵”？哪些才需要“纠正”？这里的政策实践分野十分困难，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经济增长忽快忽慢，产业忽而鼓励发展，忽而发展受限，导致发展失去方向感，进而因为“没钱”，实际社会福利供给的提高也会步履维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非常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在权力与资源的关系方面是一种根本保证。进入202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更加强调“共同富裕”，通过第三次分配（社会慈善）和区域协调发展如乡村振兴来缩小贫富差距，总的目的是增加社会福利供给水平，但这一方向的发展，明显受限于总体经济环境，受限于总体经济实力。
此外，还有全过程人民民主，高度的技术自主与体制优势等等。在部分领域，因为资源的集中投放，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现出优势特征（如举国体制），特别是在AI、新能源和深空探测等战略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不过，实践中存在的各种可持续问题也不容小觑。
事实上，经济发展的不成熟以及局限性，还包括收入分配的差距，虽然强调共同富裕，但城乡差距和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依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还有人口压力，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在2026年之后将会愈发严峻，这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提出了巨大挑战。此外，外部环境也是极为重大的挑战，地缘政治的摩擦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巨大的竞争挑战实际是来自外部并且这种竞争还会非常强烈而持久。
从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看，中国也在积极地寻求政策解决方案，尝试通过将“高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问题在于，政府的“有为”，可能意味着权力干预的放大；权力干预的放大，意味着“市场”空间的缩小，因而这种已经在事实上转化空间问题的问题，如何平衡，在现实中实际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挑战，目前依然缺乏边界感。笔者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以及问题性质来看，应该正视并定义这实际是一个空间的问题，而不是政策规划的问题，所以未来依旧将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课题。
从现实的政策实践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依旧是一种尚在实践中的、摸索中的、探索中的动态模式，尚未达到经典的、有效的、可检验的理论阶段。从效率原则与财富的关系来看，决定了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不考虑效率，否则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根本无从体现。因此社会主义的任何政策实践，均不能漠视效率原则的存在及其作用。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强调关注效率的生产方式，依旧需要有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激励国民经济的增长，为共同富裕创造财富基础。
以中国的土地资源为例，各地在长达几十年的政策实践中，几乎都是通过园区建设，将土地等资源廉价配置给生产单位，相对来讲，让中国的服务业承受了更高的成本。这实际就是一种有计划的资源调配，也就是说，权力干预将便宜的关键资源优先提供给了生产制造单位，将更高的成本赋予了服务业。这当然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权力干预，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鼓励了生产，让中国实现了经济崛起，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服务业增长的障碍。
由现实的例子可见，土地，是一种关键的资源。在中国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再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必须要有资源的支持。所谓转型，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和调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核心的权力干预和倾向。调动这样的资源，实现转型，需要权力的再配置和再定义，没有权力因素，仅靠市场力量去实现，难度就太大了，甚至可能根本实现不了。这种权力的介入，实际就已经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由此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运用权力调动、支配关键资源，所以才有可能在资源高度上，高效地实现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
问题在于，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同时还可发现存在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实现方面，实际是分层的。如果说关键资源的调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主体表现形式，那么福利的分配则不是，因为这个层面依旧建立在财富扩张的基础之上，必须真的“有钱”，才能论及分配。因此这个层次依旧是“多劳多得”，强调的是效率原则，简单直白地说，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主张分层的结构社会主义观点，就与现行主要社会主义理论在政策实践上产生了差异。换句话说，结构社会主义主张的是，底层逻辑是社会主义，但也仅仅是在底层空间；在底层之上更加丰富的社会生产部分，必须继续运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奉行资本主义的效率原则，这就是结构社会主义。
就此而言的解释，所谓的“结构社会主义”，简单来说就是，核心是社会主义的，外壳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福利则必须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获得。整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个层面来共同实现，进而形成一种可以理解的“双壳结构”社会。
这种结构社会主义的实现与关键资源的支配存在密切关系。实际上关键资源并非仅仅是土地资源（注：中国的宪法已经定义）；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另一个关键资源是主导市场，也就是资本市场（注：中国的宪法没有定义）。在有关后工业化社会的论述中，笔者一向坚持主张，资本市场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龙头和抓手，市场投资者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政府财政以及中央银行同样也可以而且也应该利用好资本市场！投资者与政府财政，在生产性金融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面前，均存在重大机会，并且政府在制度干预方面还拥有支配性的核心权力，以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所以，在后工业化社会中，资本市场作为关键资源，实际是一片等待开发的、富饶的处女地。
笔者认为，所谓“关键资源”只要抓住了土地与资本这两个根本点，结构社会主义的核心就已经在底层逻辑上牢固存在。其余更为广泛的社会空间，应该坚持放开搞活，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谋求并且从事高效率的生产和发展，因为完全没有必要仅仅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而选择放弃社会其他层面的大规模生产以及效率竞争。
现在的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已经被大力推进，但这种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远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市场的建设，应该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建设，需要拓展、发展和丰富，而“结构社会主义”的观点，其实就是其中一个可能的理论试验窗口。
可以相信的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一，社会阶层以及意识形态的平均化假设是不成立的；其二，源自外部的资本主义竞争是跨国界的，全球性的。这两大趋势，实际就已经决定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将会长期处于进行时状态，甚至几乎就是永久的。各种基于理论探讨而出现的超越式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实践构想，即便一时能够居于主导地位，但最终也将会遭遇现实的巨大障碍。“没钱”不能靠“觉悟”解决，福利的提升，只能通过财富积累以及福利供给的足够丰裕、充沛而实现。在物质基础并不丰裕的情况下，各种从国家、社会的整体角度而不是从个人竞争性的角度来考虑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和政策实践，实际是不现实的，这样的认识显示了结构上分层实现，进而建立清晰边界的必要性。
此外，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角度来看，也必须首先是一个市场，才能谈得上统一。作为市场，就必须强调效率，强调“资本主义效率原则的哪一套”，而不能反向并轨，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行低效之实际。所以，从统一大市场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以及意识形态平均化假设的不成立，还有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都让中国不得不做出合理的空间选择，划分较为清晰的政策边界。因为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看，唯有这样，统一大市场才可顺利成形并且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奠定形成国家治理及其内部联系的牢固基石。
当然，“关键资源”是不是真的“关键”，是否能够足以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属性和价值，这个问题值得深入地专门研究，也存在很多的制度建设技巧、经验和规律，但土地和资本市场都是各国发展的基础领域，这基本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识。即便是在后工业时代，服务业依旧也是一种广义的“生产”，依旧是在建设，依旧是在发展。所以，即便中国已经渐渐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阶段，结构社会主义也依旧有条件继续延续和发展，更何况服务业的根本基础就是一个结构社会主义的关键资源——资本市场。
如果说实践中的大胆探索也包括理论探索的话，那么“结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理论领域，它定义并且明确了社会现实中的许多含糊界限，为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活力的进一步迸发，有效打开了政策实践的窗口，创造了可能的条件和机会。
二、有关社会主义的现代理论和学派
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学派，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洗礼，已经变得枝繁叶茂，除了长期存在并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理论如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实际还有一大堆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谱系，成为世界上一大批左翼学者的理论根据地。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右翼学者同样也需要这些社会主义理论的存在，因为右翼学者的存在以及他们的批判性思想，同样有赖于左翼理论，否则右翼理论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意义。
从社会主义理论的现代思想演变来看，下述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主要学派和思想谱系：
1、市场社会主义
严格来说并非是单一学派，而是一个跨越20世纪的内部差异很大的思想谱系。这个学派的主要目的是，就是要解决一个老问题，没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能不能有效利用市场？
这个学派最核心的理论观点：1、所有制。强调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社会所有，而非是私人资本主导。对所有制的坚持，让问题变得非常僵化和对立，因为当所有制问题突出，坚持社会所有的时候，实际权力的介入就没有边界，甚至完全的权利集中也无法避免，因为最后总要有人并且有权力拥有支配性的地位，才能真正解决归谁所有的问题。2、市场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体经营、合作社、中小私营部门的存在。这一点，虽然与“市场”的意思相通，但因为对所有制的制度形式的坚持，实际在本体上就存在着矛盾，因为这些“允许存在”的非社会所有部门，均是可以被消失的。3、市场社会主义强调的配置方式，是市场而非指令。这一点对于经典社会主义，已经有了根本修正，差异主要是在这里，也是一种修正的趋势。4、市场社会主义定义的国家角色，是规则制定者，而非微观指挥者。显然，这一点又与所有制的制度形式存在一定的矛盾。
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奥斯卡·兰格，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个。他提出过“兰格模型”。有人说他的理论是“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还有阿巴·勒内，他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标准不是所有制的形式，而在于是否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有一句名言，经济制度是工具，不是信仰。他的这一观点，实际被结构社会主义所实际吸收，因为结构社会主义同样认为，所有制的形式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结构社会主义反复强调公共福利供给。弗雷德·泰勒，他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市场只是技术手段，市场不必专属资本主义。
2、实践型市场社会主义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的理论有较大影响力，他的观点主要是，工人自我管理，企业由工人集体控制，市场决定价格和竞争。从爱德华·卡德尔的理论来看，现代市场社会主义对于效率的关注，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是基于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在具体实践方面的缺陷所导致的理论变异。
爱德华·卡德尔的理论有着很强的社会背景，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社会背景去理解和认识。他的观点实际是在强调某种生产部门的“自治”，并且“自治”的主体是生产部门如企业的工人，进而脱离了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已经陷入僵化的社会主义官僚体系，这在当时的时代是一种进步，但显然也低估微观企业和经济管理的难度及复杂性。
正如后来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结果，在开始的初期，有着效率方面的改善；但此后尤其是后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投资失衡、地区分化、软预算约束等诸多问题。实际上，只要有市场竞争的存在，就会有成功者和失败者，社会主义没有理由成为各种各样失败者的理论避风港，以公平的名义去庇护失败者以及各式各样的不劳而获者。社会主义唯有持续地奖励各种层面的、有价值创造的真正劳动者，才有可能实现持续的财富积累，并通过创造财富提供高水平的公共福利供给，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3、现代社会主义理论（70年以后）
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更为倾向、接近制度设计，强调现实政策。这种倾向制度设计和现实政策的理论特点，显然与结构社会主义是一样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米德，他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由于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了开创性研究，与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一起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理论著作《贸易与福利》中，详尽分析了各种贸易限制工具（如关税、配额）对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并探讨了国际资本流动如何替代或补充商品贸易来调节各国间的经济差异。
在职业生涯后期，米德提出过前卫的社会改革方案，建议通过建立国家资产基金，向公民发放“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以应对自动化带来的失业问题并缩小收入差距。米德实际已经具体到微观政策设计，试图引入社会主义思想增进公共福利到供给。
约翰·罗默是一位耶鲁大学教授，研究数学的出身，他提出并研究了马克思计量经济学模型。证明生产领域和交换领域相互依存的关系，罗默的观点，认为剥削率实际上是一系列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同样它也可能受到市场价格的反作用。他相信，即使没有劳动价值论，也可以有剩余价值论。
罗默的模型非常现代化的，接近金融资本的结构。他的意思是通过证券化、基金形式实现社会持股，用制度设计减少社会性的不平等，而非取消市场。如果稍微看一下结构社会主义，就会发现罗默的理论观点，实际与结构社会主义非常近似，但他是从整体上看的，而非分层的去看，所以他的理论实际“有道理”，但却可能很难实现。
阿莱克·诺夫，他是一位享誉国际的苏联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理论专家，其核心理论“可行的社会主义”（Feasible Socialism）旨在探索一种既能实现社会公平、克服资本主义弊端，又能避免苏联式命令经济弊端，如官僚主义、低效的有效模式。他强调社会主义应基于公有制但需引入市场机制，主张“混合经济”模式。
他提出了“可行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承认，完全计划是不可行的，市场是不可或缺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混合体制。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承认了过去不好意思承认的部分事实，但问题在于他依然是在从不切实际的整体上看问题，所以才有“混合体制”的提出，但在实践中难就难怎么混合？怎样才算是合理的混合？实际他并未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一问题。
4、改革派社会主义
改革派社会主义思想同样是个谱系，而并非是简单的学派。改革派社会主义的主张实际不复杂，就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通过持续的改革，把社会主义目标分解、转化为可运作、可调整的各种制度安排。改革派社会主义，关心的是可持续性、可治理性、可修正性。就此而言，结构社会主义实际就已经有改革派的味道，不过其中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
改革派社会主义的核心出发点主要有5个：
（1）不推翻旧制度，强调渐进式的改革，通过“试点-推广”的办法实现。改革派社会主义，强调通过内生性的制度安排，在不推翻现有政治框架的前提下，识别并修复政策偏误、官僚僵化或资源分配不公强调纠错机制。中国在上世纪的改革开放，就明显具有这样的特点。
（2）所有社会治理工具，要被社会主义目标驯化。不再将市场、技术、资本和管理手段视为中性的工具，而是通过制度约束和导向，强制这些工具服从于“社会公平、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等社会主义核心目标。
（3）混合结构的所有制，但强调公有制是“基础性”“兜底性”的角色。多种所有制并存，关键不是谁拥有，而是谁控制，谁受益，如何监管。
（4）“强国家”以及“自我克制”。国家要强，指的是能调控，能执行，但在国家层面，并不是事无巨细的管理，要依靠自我克制。在改革派社会主义理论中，“强国家”与“自我克制”被视为是一对理论上的辩证统一的核心概念。这种组合旨在解决一个历史性的难题：如何拥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府来保障公平和秩序，同时又防止这个政府因权力过大而变得僵化或专横。
（5）结果导向。不追求理想模型。追求的是，收入差距是否缩小；公共服务是否改善；社会流动性是否增强。
改革派社会主义代表理论和人物，著名的主要有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是社会主义鼻祖级别的思想人物。他主张议会民主，社会立法，反对暴力革命。卡尔·考茨基，他的观点是，强调制度演化。还有更为普遍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主张福利国家化，税收-转移支付的制度化，他们迄今还有很强的影响力。
5、凯恩斯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学派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与社会主义学派（Socialist Schools）在“主张政府干预”的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但其核心哲学、目标和手段存在一些区别。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而提出的改良理论，其核心是解决短期经济波动和失业问题。当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凯恩斯认为，经济萧条的原因不是生产能力不够，而是大家不花钱，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凯恩斯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市场失灵”。当经济低迷时，政府应通过赤字财政、扩大公共开支和降息来刺激需求；当经济过热时，则反向操作。
在各国的政策治理实践中，凯恩斯主义与改革派社会主义经常被结合使用。例如，改革派社会主义会借用凯恩斯的政策工具（如政府投资刺激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如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凯恩斯主义解决了“如何让机器转起来”的技术问题，而社会主义学派回答了“机器为谁而转”的本质问题。
在凯恩斯主义者当中，詹姆斯·米德其实就是一位典型人物，他在思想路径上实际是混合经济的制度设计者，一向主张广泛福利，或许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势。奥塔·希克，他是著名的“布拉格之春”的经济改革设计者，他主张企业自主，强调市场价格的意义，推崇国家宏观调控。安东尼·吉登斯，他主张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他虽然淡化了社会主义标签，但本质上还是改革派社会主义。
三、关键资源的物质基础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否能够依靠关键资源的控制来实现？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关系到巨大的操作性现实，结构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
社会主义非常强调计划性，因为这种计划性与公平性的普遍意义存在很大的关联，但以往这种计划性的实现，则存在很多大的问题。结构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计划性的实现并非仅局限于全面的控制，以往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大问题就在于，过于强调“全面控制”，而忽略了计划性的实现其实存在有多种方式，多种机制以及多种渠道。结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计划性的实现，可以通过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沿着资源路径的辐射，资源的支配性关系，实现巨大利益的分配和调整，进而得以实现“计划性的意义”，进而达成公共福利的普遍性。结构社会主义非常强调的关键资源是土地和资本市场，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关键资源具有强大的资源辐射、支配关系、利益分配和调整的意义和价值，它们实际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的底层资源，已经足够体现计划性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意义。
事实上，关键资源的影响能力和范围，我们在几篇文章中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再进一步地加以引用，我们试图通过举例说明，土地和资本市场的确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关键资源。
以中国的土地资源为例，各地在长达几十年的政策实践中，几乎都是通过园区建设，将土地等资源廉价配置给生产单位，来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市场。当然，相对地来看，服务业就因土地这种关键资源的调控，而承受了更高的成本。有关数据显示，2000年—2025年，中国生产用地与服务用地价差持续扩大，一线城市核心区价差可达数十倍，三、四线城市多为数倍至十余倍。
图1：全国主要城市平均土地价格
数据来源：《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2000—2018年）
在市场化初期，大约在2000年—2005年，中国生产用地以极低价“出让”，服务用地则是“招拍挂”起步，价差初显。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调查结果分析，2005年，我国工业用地价格平均每平方米492元（每亩32.8万元），而同期商业用地平均地价为每平方米2062元（每亩137.5万元），后者为前者4倍多。其中，2005年，杭州商业用地价格已达到11000-12000元/㎡量级，工业用地仅493元/㎡，商业/工业价差已高达约24倍。
在土地价差的扩大期，大约在2007—2019年之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商服地价飙升，工业用地受政策调控低价稳定。综合对全国32个地级市的研究显示，商业用地与工业用地价格差距悬殊，并不断强化；增速差异显著，导致价差持续扩大。根据一份研究，针对277个城市的学术调查表明，在2000—2018年间，商服用地与工业用地的平均价差指数为9.293。其中，广州商业用地从2010年的5356元/㎡上涨至2015年的15351元/㎡，涨幅187%；而工业用地2015年市辖十区均价为887元/㎡，远低于商业用地。
在价差高位期，大约2020年—2025年，随着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城市核心区服务用地溢价仍高，工业用地因集约利用政策价格小幅波动，价差仍然维持高位。2020年深圳市商服地价22855元/平方米，工业地价1752元/平方米，价差约13倍；2020年广州市商服地价13073元/平方米，工业地价1463元/平方米，价差约8.9倍。
这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计划性意义，已经清晰体现在对“关键资源”——土地的支配，它被优先提供给了生产制造单位，将更高的成本赋予了服务业。这当然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权力干预，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影响“关键资源”的分配，激励了生产，让中国经济实现了崛起，当然同时也在发展成本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国服务业显而易见的增长障碍。
资本市场作为一种关键资源，实质上也具有同样的性质。2025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年度交易额（主要指股票市场）是420万亿元人民币，而当年的中国经济总量是140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交易规模与代表全社会经济活动总量的中国经济增长（GDP）之比，约为290%左右，资本市场的活动与交易远超当年GDP总量，实际是其300%，清楚地显示了资本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支配性地位。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后现代社会中，资本市场往往被视为一种极其关键的、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即便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市场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从“全面排斥”到“工具化利用”，再到“战略性重构”的演变过程。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图：安邦智库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图：安邦智库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在以往，资本市场就被视为“高效的资源配置工具”，在现代社会主义理论中，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认为，资本市场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加速器和放大器。它可以发挥枢纽作用，将社会零散的闲置资金转化为长期投资，支持国家战略产业，如半导体、新能源、量子计算的爆发式增长。在风险分散方面，相比银行贷款，资本市场允许社会共同承担创新风险，这对于2026年处于“科技深水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突破核心技术至关重要。
与资本主义将资本市场视为单纯的“逐利场所”不同，结构社会主义则更为强调其公共性与战略性。首先，资本市场是一种主权资源，强大的资本市场是国家金融主权的支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资本市场，摆脱对西方金融体系的过度依赖。其次是服务实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坚决反对资本市场“脱实向虚”。其核心逻辑是，资本市场必须服务于生产力，而不是玩弄数字游戏，因此资本市场有条件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利器。
表面看，资本市场存在着贪婪与目标的冲突。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且短视的，而社会主义目标通常是长期且具有公益性的，但结构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于资本市场应以整体来看，而不应仅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个体的角度来看问题。资本市场天然会产生财富聚集效应，因此世界上大多数改革派社会主义理论均认为，通过资本利得税、财产税以及二次分配机制，可以实现对冲资本市场带来的贫富差距。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改革派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共识：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资本市场催生了财富，有钱才是硬道理。只有做大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大市场空间，财富才会有条件集中于福利供给，否则社会生产过程可能就会消纳大部分财富。
结构社会主义认为，财富的均衡，福利供给的增加，不能依赖人为的主观实现，而应经由劳动分配自动发生。绝对的平均化，将会造成各种问题，不但困扰生产，还会制造事实上的不公平，根本无法实质提升社会福利供给水平，只会制造集体贫困。此外，缩小关键资源的空间，集中于土地和资本市场，还可以避免过多的、庞大的，并且要蚕食福利水平的非效率治理机构（典型的如官僚机构体系），需要管理的事情越多，所需要的治理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也将会越多、越大，这些治理机构本身就会蚕食掉大量的社会福利，进而等同于削减了社会福利供给水平。
四、结构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区别和重点
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看，“结构社会主义”，重点主要解决的是理论落地的空间问题。谋求的既非理论问题的突破，也非道路问题的突破，更不是什么方向问题，甚至也不是产业问题，结构社会主义是将核心重点放在政策实现上面，寻求找到有根基的、能够真正深入社会底层的发展理论，从而夯实社会底盘。事实上，长久以来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在制度实现以及理论实践方面，就存在根深蒂固并且反复折冲、难以有效落地的问题，经常存在进一步退两步或者是时进时退的情况。众多社会主义理论的纠结之处，实际往往就在于理论实践存在很大的挑战，甚至在某些特定环境之下，这个问题之严重只能依靠政治话语权来暂时消解、搁置或回避。所以，显然结构社会主义的概念提出，在这方面是一种有价值的、突破性的理论尝试。
理论的核心问题，关键在于空间共存。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客观上存在两个空间，以往这是一种冲突和矛盾。在发展问题上，这两个空间彼此挤出的情况比较明显，尤其是在理论不明确的条件下更是如此。现在的政策与法律，都展现出了整体向左转，急于增加整体福利供给，急于整体求成的现象，如劳动法规对企业的巨大限制，如社会医疗保障的难以为继，然而客观上，这些理论意义上的愿望都与经济增长无法配合，因此缺乏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性支持。
此外，社会中无法配合并产生矛盾的还有一些传统的、未经改造的社会主义领域如大学教育。中国的大学几乎全部是公立的大学院校，私立大学的探索可以说很不成功，并且日益萎缩，如李嘉诚赞助的大学，外国合作办学叫停。因此寻求两个空间上的融合发展，这是社会发展在结构上的重大挑战和任务。
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方法方面，结构社会主义实际秉持的是一种“药方主义”的实用态度，其意义在于打开窗口，解决有效政策的问题，在最大程度上通过有效政策为有为政府创造理论条件，毕竟任何一个有为政府都必须通过有效政策来加以实现。具体来看，我们认为结构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区别和主要重点包括以下若干点：
1、结构社会主义，存在分层-空间-结构的理论路径。分层，提供了可操作性，便于国家治理的调整和改革。空间，社会性质清晰可辨，市场的价值和意义非常明显。结构，方便社会治理及其理解，显示了社会主义底层逻辑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充分兼容和共存。
2、结构社会主义在实质上解决了以往理论难于在整体上实现的问题，将其分解为各自可操作的结构化空间，从而在空间上解决了理论上的难点。各种明显存在并且在实践中造成极大困扰的大而无当的问题，终于有可能得到解决。
3、结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点，从政策研究的角度出发，完全放在了现实性的空间，而不是两个世纪以来各种理论所痴迷并且梦想化的所有制问题。由此而进，摆脱了理论上的约束，在客观上释放了市场的发展动力，调动了财富追求的冲动，强化了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4、结构社会主义重点强调在发展中实现财富积累，这一点符合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实践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一理论轨迹是通过财富积累，实现并提升公共福利的供给水平。再经由公共福利的供给水平提升，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当然，这样的理论路径与很多社会主义理论有所不同。
5、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传承来看，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难以解决和克服的问题，如所有制与财富创造的矛盾，分层压缩，通过范围和空间的缩小（仅限“关键资源”），以客观存在的产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来间接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和目标，实质上增加了政策实现的容易程度。
6、在后现代社会中，关键资源中包含了资本市场，但这并非是指控制资本市场，而是指的国家治理包括国家财政，同样要充分利用这个资本市场。这种情形犹如一个强大而有影响力的投资者一样，为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服务。这仅仅是一种因应后现代社会的角色变换，对关键资源的利用目标与普通投资者不同，但同样达成且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意义。此外，资本市场的规则以及法律制订，同样也可具有特定的社会目标意义。
7、结构社会主义让社会主义理论，彻底脱离了长期的空想性质，摆脱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从而进入了一个宏大而持久的发展空间。
8、结构社会主义主张公有制的本质意义，并非是“所有”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因而让理论步入关键的发展空间领域，得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9、结构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均是实现某种社会状态的制度工具，两者是可以统一的，而并不是单一的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因此二者的共存，根本不是问题，而是以往理论在空间上并未加以关注的问题。
10、结构社会主义支持资本活动也是一种劳动累积的观点，因此反对妖魔化资本主义的观点。
结构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一方面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具有效率优势，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福利供给也是人类社会普遍的追求目标。两者之间的融合发展，避免了极端化，让效率创造最大化的财富积累，让财富最大化地转化为社会福利供给，这应该是最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方向和理论基石。
事实上，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现实。不同的理论实践，可以通过实证主义的现实来加以检验。
中国的长期发展实践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有关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存在着某些程度的偏离和错误理解，在基层社会中造成了很多的“非理论”化的现实。一种情况是，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很多都是那种热衷奢侈品消费，醉生梦死，梦想美女环绕的财富个人群体。现实中与此有关的文化传播现象，比比皆是，实际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趋势。与之对比，美国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反而产生并且拥有大批马斯克那种心怀人类社会未来梦想以及格局的科技企业家。
这样的企业家群体出现在美国而非中国，这绝非偶然的现象。马斯克能够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环境中成长并且实现太空梦想，显然与高效的竞争环境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有利于创造财富，有利于真正人才的成长。毕竟一个社会，只有真正有效奖励实现抱负和创造梦想的人，这样的社会才会具有真正财富创造的可能性。
因此结构社会主义将社会发展的理论分层实现，在空间上建立“福利+资本”的结构，对社会发展环境的整体结构予以新的刻画，实际这是现实并且有经验可循的理论进步，应该得到所有发展中社会的重视和实践。
（完）
双壳结构（Double Hull Structure），原指具有内外两层壳体的结构形式，广泛应用于潜艇、大型油船等工程设计中。内壳承担承压强度，外壳负责导流、防撞或抗爆，合理分工设计以达到卓越效果。安邦智库首席教授陈功在2026年1月18日首次引用这个概念，创新性应用于社会结构上。
《“双壳社会”的“结构社会主义”》，陈功，《每日经济》分析专栏总第7583期。安邦智库。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刘少奇等都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毛泽东明确反对搞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国要搞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我国在1953年以前，将计划管理作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方法。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
1958年，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平等不仅要求在政治、法律的层面实现人的平等权利，而且要求在经济领域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实质的结果平等，使人民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释义》2014年。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他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论断，开创了该理论。
五年计划（又称五年规划）：国家发展规划。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是中长期发展规划，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从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25年“十四五”规划即将收官。“规划治国”，在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逐渐生成并制度化，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治理范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五年规划”即是举国体制的表现之一。它明确了未来五年国家在经济、社会、科技、生态、民生等领域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现。
在我国逐步建立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在城市土地市场如火如荼地发展和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背景下，改革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是大势所趋。允许农村集体土地流转，首先是城乡土地权利公平的要求，其次是农村土地资源有效配置的必然选择，第三也是农村集体及农户财产合理实现的基本要求。……改革过程中必须防止土地过度资本化、地价过快上涨、土地过度增值等对土地生产功能的影响和冲击。（朱道林，《中国共产党百年土地制度变革》）
后工业化社会指的是工业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制造业不再是经济主导，而由服务业、知识产业和创新驱动的社会。早在2018年，安邦智库（ANBOUND）前瞻性地预示了中国这一阶段变化趋势，开创性地提出了POD理念以应对后工业化时代的潮流，并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系统性城市更新原则。
《“后工业化国家”与“生产性金融”》，陈功，战略观察总第965期，安邦智库。
《中国财政的发力需要依靠资本市场》杨希特，每日金融总第6918期，安邦智库。
笔者注释，这是一个未来值得继续讨论的巨大空间，一定会存在很多有说服力的案例以及理论总结。
市场社会主义：主张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集中于20世纪20～90年代。基本特征为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
奥斯卡·兰格（1904年～1965年），波兰经济学家和外交官，他提倡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使用市场定价工具并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
阿巴·勒内（1903年～1982年），1934年提出"勒纳的垄断势力度"；提出"公债错觉"概念并系统阐述"公债的资产效应"，揭示公债发行对经济周期的调节作用。
弗雷德·泰勒（1856年～1915年），以提出“科学管理”理论闻名于世。是早期明确提出“市场社会主义”内涵的学者之一。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引入市场机制，以实现更高效的经济运行。
爱德华·卡德尔（1910年～1979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治人物，卡达尔被认为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的先行者、铁托主义的主要理论家。
南斯拉夫于1992年走向解体。马细谱著，《南斯拉夫兴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詹姆斯·米德（1907年～1995年），代表作《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
贝蒂尔·奥林（1899年～1979年），代表作《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被纳入多国经济学教材。
其实米德与安邦智库的观点如出一辙，安邦在十几年前就曾建议用共同基金来改造中国的国有企业，提高公共福利的供给。
约翰·罗默（1945年～），试图建构一个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框架,旨在为左派的解放斗争提供理论和方向。罗默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之处在于没有提供平等的机会,正义则要求机会平等。
阿莱克·诺夫（1915年～1994年），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被认为是俄罗斯和苏联经济史的著名权威。代表作《可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研究（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Revisited）》
实际不仅仅是笔者持有这样的看法，实际还有很多学者拥有同样的看法。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虽未直接点名凯恩斯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者，但他认为凯恩斯主义赋予了政府过大的计划权。还有约瑟夫·熊彼特，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指出，凯恩斯的政策实际上在“拆除资本主义的支柱”。穆瑞·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这位极端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甚至直接称凯恩斯为“具有法西斯或社会主义倾向的精英主义者”。
可参见安邦有关的论述。
廖谋华等，2024年，《为什么住宅用地与工业用地的价格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学》Vol.24 No.3.
数据来源：中国地价信息服务平台。https://www.landvalue.com.cn/
《低成本过度扩张我国工业用地价格已严重扭曲》[2007-02-02]
https://china.zjol.com.cn/05china/system/2007/02/02/008152458.shtml
《2007—2019年中国城市土地价格的空间分》刘晓宇，辛良杰。地理研究,2022,41(06):1637-1651。
陶然著（2023年），《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居住用地基准地价5年间上涨200%.[2015-05-26]
https://www.guandian.cn/article/20150526/161127.html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报告（2020年度）.[2021-05-21
https://nr.gd.gov.cn/zwgknew/sjfb/tjsj/content/post_3288359.html
根据李迅雷在 2023年至2024年的多篇深度研究报告及公开演讲中指出，中国广义上由财政负担生计的人数规模约为 8000万人。第一财经等主流财经媒体曾对其观点进行过详细报道。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等人的最新研究（2025年发表）估算，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4.86%。以 2025 年底中国总人口 14.05 亿计算，广义供养人数约为 6800 万人。这一数据包含编内人员、编外（协警、协管员等临聘人员）以及由财政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
李嘉诚长期赞助的汕头大学，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李嘉诚基金会已经证实，他们从校园撤离，因为内地法律规定变化，将办公室合并搬迁至深圳。至于中外合作办学被停止的情况则更为普遍。2018年至2023年间，教育部先后终止了 234个 (2018年) 和 286个 (2021年) 办学项目。涉及黑龙江、上海、北京等多地的知名高校。
2015年，针对美国政治中将丹麦视为社会主义典范的讨论，当时的丹麦首相拉斯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en）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明确澄清：“我知道美国有些人将北欧模式与某种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但我必须明确一点：丹麦远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丹麦是市场经济。此外，所谓”瑞典的“教训”也很有名，瑞典社会民主党籍的前财政部长费尔德特（Kjell-Olof Feldt）曾直言：“我们年轻时作为社会主义者所相信的那套（指70年代尝试的激进公有化方案），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部分左翼学者（如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社会学家）认为，北欧模式是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Democratic Socialism) 的中间阶段。他们认为，当工会力量强大到能决定资本分配时，系统就已经具有了“准社会主义”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