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杨希特

增长放缓下的就业压力全面显现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似乎极少为失业问题而真正担心。先是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计划，包括国家分配，就业不是问题；后是改革开放的经济高增长时代，企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供给端的繁荣，“抢人”大战在各地上演，就业也并非难题。从宏观经济上看，由于中国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因此在全球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三大进程的持续推动下，庞大的劳动力人口被不断扩张的企业群体所吸纳，失业问题在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基本被掩盖或被视为次要矛盾。

不过，随着国家经济增长红利的消退，进入“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更是被设定在4.5%至5%的区间，这是在连续三年提出“5%左右”目标后的首次下调。同时，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全国城镇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16.9%，结束了此前连续六个月的下降势头。这两个数字，一个反映了对未来预期的审慎，一个揭示了当下现实的严峻，两者共同指向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日益凸显的紧张关系——经济增长放慢与就业压力加大之间的重大矛盾。

从政策面来看，人社部在2026年春季为解决就业问题的动作，也密集得异乎寻常。

2月份，人社部和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了本科毕业生“回炉”深造、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的政策导向。这份通知特别指出，要“鼓励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通过培训、再教育提升技能，适应市场变化”，这实际上是对“大学生回炉重造”这一社会现象的政策性认可与引导。

其后，在4月15日，人社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意见》，开宗明义强调要“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其实在更早的4月3日，人社部与教育部还紧急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如此高频率、高规格地出台专项就业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即现在就业形势的紧张程度，已超出常规管理的范畴，需要采取超常规的应对措施。我们都知道，政策文件的温度往往与经济现实的“寒意”成正比，就业领域的现实情况的确非常严重。

从现在就业市场的需求端来看，存在着“历史峰值”与“存量消化”的双重挤压。毕业生规模的“洪峰”，年复一年，持续推高刚性就业需求。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1270万人，同比还要再增48万人，总量再创历史新高。这已是毕业生人数连续多年站在千万级的高位，社会吸纳能力面临持续的考验。

与此同时，存量就业的压力也并未消散。过去几年受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部分行业整顿影响的失业、半失业人群，其再就业过程远未结束。这一部分具有一定工作经验、但技能可能面临淘汰的存量劳动力，与毫无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在有限的岗位池中同台竞争，加剧了内卷。更值得警惕的是，25岁至2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在3月达到了7.7%，成为有该项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就业困难正在向更成熟、本应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群体蔓延，问题的严重性早已远超“应届生就业难”的这一单一维度。

压力之下，失业数据的“张力”也愈发明显。国家统计局自2023年12月起调整青年失业率统计口径，发布“不包含在校生”的数据。这一调整理论上是为了“更精准地反映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的就业状况。不过，16.9%的数字依然令人触目。即便如此，这一数据依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因为“灵活就业人员”如打零工、送外卖、做直播等，只要每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就“不算失业”。类似网约车司机，他们也属于灵活就业，但准确地说，实际只是“偶尔就业”。此外，大量“慢就业”或“备考”状态的青年也未被计入。显然在这些统计数据的背后，是一个规模可能高达2亿人的“灵活就业群体”，他们的真实失业率可能远比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更为严重。

“供给端萧条”才是就业问题的核心

失业总是与生活水平下降直接挂钩的，如何理解这样的就业形势？如何理解现在中国出现的新贫困问题？

经济学界有着诸多的技术性解释，理论概念繁多，数据图表叠床架屋，但直指问题要害，切中主要矛盾的分析解构是少之又少。与这些分析相比，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的观点似乎更为值得认真思考。陈功先生认为，从当前中国就业形势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形势显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可谓是矛盾丛生，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关键就是与企业发展困境紧密相关的“供给端萧条”，这个“供给端萧条”，也就是企业真实困境，才是造成现在就业难的、极易被忽略的、真正的主要矛盾！

所谓供给端（注：或称供给侧），主要指的就是企业，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动力源，经济形势的好坏，就业形势的好坏，均取决于生产者（企业和劳动力）的积极性和效率。这里实际并不涉及凯恩斯主义与里根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之争，这是现实中风雨飘摇的社会物质基础层面的问题。企业是构成社会整体的底层细胞，这是整个社会的底盘和根基，离开了这个底盘和根基，哪里还会存在就业和发展？所以表面看到的就业形势的严峻问题，实质就是企业的困境问题，各种负面因素叠加的影响力，从宏观渗透到微观，使得处于社会微观层面上的中国企业群体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再转而积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这一基础性的逻辑关系正是陈功先生指出中国正处于“供给端萧条”的意义所在。

那么，“供给端萧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陈功先生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并非是典型的、作为货币现象的金融危机。他认为，中国现在经济、金融、产业所遭遇的危机局面，均是发展中的次级后果，如果一定要说危机，那也是次级危机，真正的根源性问题并不在那里。众所周知，企业是具有内生动力和活力的，因此原本是可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凭借自身努力和市场资源条件走出困境，或者通过变身，求变转轨来谋求发展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企业逐渐丧失了活力，失去了这样做的可能性，渐渐失去了可以这样做的空间，结果才造成了“供给端萧条”。陈功先生强调，这是综合因素叠加造成的“供给端萧条”，主要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因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冲击和影响，遭到一定程度的压缩所形成的危机局面。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退出市场或是变相“躺平”退出。

国内企业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压

在导致“供给端萧条”、挤压企业生存空间的这些方面，驱动性因素实际是极多的，从枚举的角度可以略察一二。

劳动保障法规是一种无边界的成本，随着劳动保障法规对企业的加压渗透，社会福利总供给从政府转移到了企业，最后买单的都是企业。这种单向提供福利供给的压力，使得企业失去了活力，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助长了阶级对立，让企业边际成本和风险成本高得离谱，成为不可承受之重，退出市场几乎已成为企业唯一可选的明智选择。

有人坦言，现在还能继续给员工发工资的企业，那老板简直就是“活菩萨”。这种说法的原因就是现实企业环境中，由于中国劳动法规存在超前福利化的倾向，撕裂劳动者群体为“强势”和“弱势”两个部分，完全站在所谓“弱势”劳动者群体的立场，保护了所谓的“弱势”群体。于是，企业内部只要是闹事的员工，就因自称的“弱势”群体，不分青红皂白地得到劳动法律法规的支持，让企业付出重大代价。实际这样的所谓“弱势”群体，往往是真正的“强势”群体，她们有的是隐瞒怀孕，上班即休长假，白拿工资的；有的是离职已经数年甚至十数年，再回到企业来敲诈社会福利的；有的是工作效率低下，能力很差，出工不出力的，但只要企业予以开除，立即大喜过望，谋求得到大量赔偿的；还有的是吃里爬外，索要回扣，贪污腐化的，但同样不能开除的；当然更多的则是成为企业“老油条”，混吃混喝不干活，提前数十年泡在企业，坐等荣休……。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这一切都是由真正的弱势群体，也就是企业来买单的。

实际上，由于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比美国还激进的劳动者保障法律法规，以致现在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实质是“骗福利”的行业，出现了专门搞这种操作的、提供“一条龙服务”的群体和产业。犹如电诈行业一样，成为很多人的生财之道。在其中，律师行业因为自身空间在经济下行时变得狭窄，于是加紧转向所谓“劳动纠纷”案件，他们推出大量广告，刻意刺激、挑动企业内部员工闹事，鼓励员工以非道义的非常手段去谋求更大福利，以便享受人生。这些律师赚两边的钱，吃完了员工，再吃企业，以达到充分利用劳动法规牟利的结果。

从企业视角去看现在社会的激励方向，现在的发展方向，显然已经不适合企业生存，而“谋发展”的代价可能更大。所以即便是现在还存在的一些企业，在劳动法规的重压之下，也不得不选择防卫性生存，实际处于一种苟延残喘的地步。

劳动法规压缩企业发展空间，制约效率，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造成企业生存空间压缩的，还有地缘政治因素。

特朗普在担任第47任美国总统之后，将关税作为地缘政治武器，频频提高关税，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冲突和对抗。这种情况下，中美正常贸易关系的秩序被打乱，中美冲突和对抗在中国舆论场的加持之下，迅速升温，使得企业经营环境又再遭受全球地缘政治的很大影响。

实际上，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和冲击，不仅仅是在贸易领域，聪明智慧的中国的企业家，虽然受到冲击和影响，但他们本着企业家的先知先觉，尚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和减少地缘政治的冲击和影响，这些企业真正难以克服的问题，实际是发生在社会内部。首先是“爱国生意”的突然崛起，这仅仅是少量有资源、有关系，有条件掌握传媒关系的特定企业，他们以“爱国生意”自居，谋求市场垄断和政策垄断，顺带打垮其他更多的竞争企业。其次是外资经营环境迅速恶化，经营气氛急剧转坏，有时仅仅是因为外部“一句话”的不慎，就会遭受铺天盖地的“网暴”和政策压力，甚至干预贸易秩序，造成社会和市场原本的骨架基础，也就是制度法规大幅度让位于不可控的政治因素，“合规”在实质上已经演变成“不可能的任务”，这让外资无所适从，无法适应，只能考虑撤资、撤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就业市场上，外资实际是被低估的主力军之一。外商投资企业（含港澳台）因撤资、撤离造成的失业人数不可计算，但根据高峰期外资在中国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曾经长期稳定在3000万左右的数据估算，有理由相信，这个方面造成的失业数字应该是在千万级别左右。

此外，由于资本雄厚的外资比民营企业所提供的待遇往往更为优厚，相对更加遵纪守法，提供的就业职位相对更为稳定。因此，外资撤离造成的群体性失业，几乎很难在国内找到对应的、同等待遇的对口单位接受，极易形成永久性失业。更为严重的是，外资在中国的生产活动，往往还涉及利用本土供应链，因此外资的撤资和撤离，基本影响呈现出“一条龙”的形态，大批中国企业也会被牵连受到冲击和影响，共同加剧失业困境。所以总体而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外资撤资和撤离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到看到就业形势已呈艰难之势的时候，恐怕为时已晚。

再来看看高科技方面的就业问题。

理论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就业带动力量，以先进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确实释放出旺盛的招聘需求，甚至频频出现“人才荒”。过去就有分析指出，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新能源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最高，有时可达95%以上，但这仅仅惠及了极少数的毕业生。

我国的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领域。这些领域的总从业人员大约在1500万至1800万之间。高技术服务业，包括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与软件行业。根据人社部和工信部的数据，这些互联网与软件行业的从业人员总共是在1000万至1500万左右。即便是这两大类高科技就业人员相加，总数大约也仅为3000万左右，而我国的总体就业人数是7.4亿人，这就是说我国的高科技就业人数大约只占总体就业人数的4%左右，而且这还有可能被高估。很显然，这是完全彻底的杯水车薪，依赖发展高科技来稳定中国就业市场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从人类技术发展史来看，高科技越是发展，对其他行业就业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因为高科技是一种效率杠杆，高科技上来了，就业就下去了，两者在历史时期的特定作用完全是相背离的。最近一个时期，美国企业大量引入使用AI工具，结果就造成了严重的解雇潮，大批著名企业诸如微软、亚马逊之类的企业，解雇的人员的数量一次就动辄近万人，除了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时期，这样的解雇规模可以说非常罕见。从这些例证来看，中国必须在高科技发展问题上保持冷静，尤其是对它在就业领域的负面影响要及早警醒。

稳就业的关键仍是重振民营企业活力

论及中国的就业问题，无法不论及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因为中国的就业问题，从来都与民营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众所周知，中国的民营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以及90%以上的新增就业。因此如果民营经济的活力不能有效恢复，那么再多的政策性岗位也只是杯水车薪。今年，人社部、财政部的通知将“实施民营企业促就业行动”放在首位，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关键在于如何真正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让他们放手发展，勇于在市场中拼搏。

现在客观地看待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其实不容乐观。因为政策的发展和变化，实际采取的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致化的取向。最明显的例子是，今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的最新司法解释，引入、采用了“国企民企同罪同罚”的原则。从今后的政策发展方向来看，大体上这种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致化的政策取向，已然固化，今后在法律法规、制度环境中将会全面实现，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问题在于，这样的政策取向将会引出了一个现实问题。

国有企业如果从1953年至1956年的“三大改造”开始计算，那么在中国已经发展了长达73年的时间，几乎与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长，资源雄厚，资本雄厚，政府关系深厚，甚至有的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利益部门，本身就是权力部门或是直接参与决策。民营企业则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从小到大，摸爬滚打，满身伤痕，但满打满算也就40来年的时间。这样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一方面，要承担中国绝大多数的就业重任；另一方面，又要与国有企业“看齐对正”，显然将会大大降低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率。

如果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未来都办成“国有企业”，后果将会如何，这是可想而知的。这对中国未来就业市场的影响，显然也是至关重要，对此政策面似乎不能不察，视而不见。

坦率地说，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政策面的重压之下，经营效率已经大幅度降低了，平均利润率下降非常严重。根据截至 2026 年初的统计公报，民营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4.51%，注意这个数据并未考虑债务水平和应收账款，因而数据可能被高估。作为一个对比，国有控股企业约为5.50%，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约为6.77%。整个民营企业的利润总额在2025年约为 2.28 万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因此现在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已经远不如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了。对比最高峰时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12%，现在民企的平均利润率仅为那时的37%，实际利润水平已经跌掉了一大半。

实际上，在民营企业利润水平不断下降的今天，还有不断累加的政策成本。举例来看，中国的政策面一边搞普惠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但另一边还在不停地提高社保缴费基数，把所有的“工资性收入”全纳入了缴费范围，这种政策操作实际抬高的成本是利率优惠的数倍之多。虽然文件上总说，要进行“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但在实际政策操作中，这几乎是不存在的，一切都会在“不得不做”的理由之下照旧为之。

所以结论很明显，对比现在商业贷款利率3%至3.5%的水平，现在民营企业已经被腰斩大半的4.5%平均利润率，清楚意味着承载90%新增就业的中国民营企业，不但确实已经“没钱了”，实际还正在走向大崩溃的最后关头，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现实。

综合来看，企业是就业的基本盘，没有企业，根本不会有就业，失业现象势必会非常严重，提高和保障社会福利水平也根本无从谈起。现在企业微观层面所出现的严重情况，也不仅仅是单一因素，而是多重因素，内外因素，叠加所造成的结果。

从宏观上看，从“保8”到“破7”，再到“稳6”，现在来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增长目标设定在4.5%-5%的区间，显然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正面临着重大挑战。经济增长的放缓，意味着经济增量这块“蛋糕”变小了，能切分给新增就业的部分自然收缩。在具体承接就业需求的企业微观层面，问题更为严重，作为就业的主体基石，整个企业群体，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抑或是外资，普遍都感受到了困境和压力，甚至无力自拔。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连续下滑，这实际就是一场非典型的危机——供给端萧条。

从政策面来讲，稳就业的核心就是稳企业，特别是稳民营企业，不过这种稳定的政策需求，往往卡在“最后一公里”。一个颇具悲观色彩但日趋明显的可能性在于，现在依靠制度建设，依靠政策上的修修补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唯有在全国推行战略性的、大规模的企业再生计划，方有可能重整旗鼓，再造企业活力。这里提出“供给端萧条”这一概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应该略加强调的是，这样的大规模企业再生计划，相对现在的经济环境，相对新时期的建设任务和发展任务，实际就是一场新时期的经济革新运动。实现这一点，显然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但它的成败，明显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完）

本文作者为安邦智库宏观研究中心杨希特。

《202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国家统计局2026年4月21日数据显示，2026年3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7%，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为2023年12月发布该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力调查制度，就业人口是指在调查参考期（通常为一周）内，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一小时及以上的人员，包括因休假、临时停工等暂时离岗的人员。

根据国务院2025年12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

根据中美劳动法比较研究，中国劳动法体系以强保护和刚性规则为特征，在解雇保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方面规定比美国“自由雇佣”（At-Will Employment）模式更为严格和倾向于保护劳动者。

在劳动法规日趋严格、企业合规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劳动纠纷案件增多，部分律师通过广告等方式积极介入此类纠纷。同时，有观点指出，严格的法规在现实中可能催生利用规则谋利的现象。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公职人员犯罪标准执行，实现“国企民企同罪同罚”的司法原则。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是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政策协调机制，旨在通过系统性评估确保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的协同实施，防范政策叠加负面效应。该机制要求对各部门新出台的政策文件进行评估，审查其是否符合宏观政策取向，避免产生收缩性、抑制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