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分析结论：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更是一项利在千秋的系统工程，需要持久的投入和耐心。基础研究见效慢、周期长，很难在短期内产生经济效益的特点，也决定了基础研究发展将在资金实力强、科研人才聚集、试验能力强、成果转化好的几个地区率先成熟。现在，我国基础研究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加速提升阶段，“十五五”时期更需要新的科研战略思维和科研组织模式，在原创、前沿、颠覆上下功夫。基础研究虽离市场较远，却直指未来发展方向；虽短期难以见效，也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决定着原创成果、关键技术的高度。这种布局是长期的，是提升我国科技实力、产业竞争力和赢得发展先机的底层支撑。只有熬得住基础研究“冷板凳”立起骨架，科技自立自强才有真正的底气，才会涌现出来更多的“产业推动力”。（LQY）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2026年6月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础研究工作研讨会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更加注重需求导向，在制定产业战略、规划、政策、标准过程中充分考虑基础研究需求，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配置资源。

加强基础研究已成我国发展定势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进入范式重构的新阶段，基础研究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4月30日举行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一）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研究

近年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2018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在更多重要领域引领全球发展。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统筹推进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2026年6月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础研究工作研讨会。会议强调，要注重问题导向，善于发现和提出“真问题”，包括产业发展自身遇到的问题、国际竞争中的问题以及可能催生颠覆性技术的问题等，对行业发展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技术领域提前预判和布局。注重创新平台，充分发挥各类平台作用，把产业需求畅通地反馈给平台，同时把平台的创新成果顺畅地“接回产业”。

（二）近年来我国科研实力逐渐强劲

2026年6月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简称《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成功跻身全球创新型国家前列。这背后支撑体现在：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历年发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保持稳定增长，从2020年的24393亿元提升至2024年的36326.8亿元，年均增长10.0%；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020年的2.36%提升至2.80%，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实现了较快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取得新突破。2024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2500.9亿元，比2023年的2259.1亿元增长10.7%，比2020年的1467.0亿元增长了70.48%，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基础研究经费所占比重为6.88%，比2023年的6.77%提升0.11个百分点，创历史最好水平。

图1、2020年−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安邦智库（ANBOUND）制图

加强基础研究，人才是最宝贵的“第一资源”。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基础研究人才规模持续壮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757万人年，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相较于2021年的562万人年增长了34.70%。而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则由2021年的47.2万人年增长到2024年的59.7万人年，增长率达39.9%。同时，人才队伍质量不断提升，2024年，我国高被引科学家达到1405人次，比2021年增长50.37%，占全球的19.72%，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从潘建伟团队在量子科技领域的持续突破，到马延和团队实现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再到刘若川在数学前沿的深耕细作……不断壮大的人才队伍，推动着我国基础研究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图2、2020年−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单位：万人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安邦智库（ANBOUND）制图

与此同时，地方科研实力也在迅速累积，为我国下好基础研究“这盘棋”打牢坚固堡垒。英国知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2024年发布的《自然》杂志增刊《自然指数−科研城市2024》显示，在排名前20的全球科研城市中，中国城市占据一半席位。除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以外，南京、武汉、合肥等在西方没那么知名的中国省会城市，也正迅速崛起。北京2024年连续8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科研城市，上海则超越纽约都市圈跻身全球第二，纽约都市圈从2023年的第二滑落至第三，波士顿都市圈、南京分列第四、第五。第六到第十依次是旧金山湾区、巴尔的摩−华盛顿都市区、广州、武汉和东京。此外，杭州（第13）、合肥（第15）、天津（第18）、香港（第19）和西安（第20）也均在列。

基础研究投入的“真金白银”，培育出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科研人员，科研成果累累是顺其自然。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曾发布的《202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热点论文数量世界占比首次过半，达53.2%，世界排名保持第一位；高被引论文数量保持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8月，我国的热点论文数为2342篇，数量比2024年统计时增加了4.6%；美国的热点论文数为1511篇，居世界第二位。我国高被引论文数为76271篇，占世界份额提升至37.41%，与排名第一位的美国仅相差11篇。这些科研论文只是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底层理论支撑，更重要的是这些科研论文成果还不断被成功转化，成了实实在在赋能我国经济、产业、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三）全球科研竞争愈发激烈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正在向基础前沿领域前移，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日益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变量。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格局深度重构，中美围绕研发投入、基础研究、专利成果、前沿赛道、人才与产业链开展全方位科研博弈，叠加欧日韩加码自主创新，全球科研竞争日趋阵营化、白热化。据OECD2026年3月数据，2024年中国研发投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1.03万亿美元，小幅超过美国的1.01万亿美元，两国合计占全球研发支出近六成；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近4万亿元、强度2.8%，增速高于美国。各国同步出台大额专项科研扶持政策，掀起研发投入竞赛。

科研产出方面，2026年6月10日，国际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向媒体通报，其自然指数当天实施升级，随之最新发布的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基于2025年全年数据）显示，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根据自然指数2026榜单，中国科研产出仍居全球首位，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22.4%，是全球十强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科研产出领先于美国。在自然指数追踪的七大学科领域中，中国有5个领域排名第一，分别是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美国则在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位居第一；美国和德国在所有7个学科领域均位列前五，英国在化学之外的所有领域均排名前五；韩国在应用科学领域表现出色，位列第三。学术话语权与国际标准争夺持续加剧。

专利层面，我国新能源、有色金属新材料专利储备充足，美国则掌握半导体、AI底层等高壁垒核心专利，并频繁运用知识产权壁垒限制我国产业出海。在前沿赛道，2026年美国接连收紧高端AI芯片、光刻机出口管制，联合盟友搭建排他性技术联盟；有色金属作为多地支柱与优势产业，更是竞争关键领域，我国在稀土分离、盐湖提锂、再生金属工艺具备全球技术优势，美欧加快本土关键矿产研发与供应链重构，力求降低对华材料依赖。同时各国抬高科研人才跨国流动门槛，中美学术合作持续收缩。

整体来看，当前竞争已从单一技术比拼升级为资金、科研、人才、供应链、国际规则的全维度较量，以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基础工业原材料成为大国博弈核心抓手，直接影响各国高端制造与全年工业生产节奏。

基础研究的地方新实践

加强基础研究的发展框架下，当前，各地在基础研究组织模式、投入机制、评价体系等方面正开展各具特色的创新实践。

（一）北京——政府与市场共促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

2026年3月29日，在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重大成果专场发布会上，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协同北京市多区政府和多家领军企业共同签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商业航天、智能交通、集成电路、先进能源、医学人工智能、创新药物、生物医用材料等重点方向开展资助工作。

从全国范围看，北京打造形成了建设时间最早、合作企业数量最多、外部投入最高的联合基金，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一条政府与市场协同促进基础研究与前沿产业发展的联合基金“北京路径”，真正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近年来，北京以更实举措创新基础研究支持范式，加快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2016年以来，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通过“市基金—区政府—企业”三级联动合作模式，先后与北京市相关区及区内企业按比例出资，共同设立联合基金，引导理想汽车、百洋医药、联想集团、联影医疗等科技领军企业加入。2022年，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捐资5亿元，计划每年投入5000万元，持续10年，开创了全国公益基金会向自然科学基金捐赠的先河。双方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小米创新联合基金”，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及北京市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小米公益基金会最初计划支持基础研究时，政府主导的自然科学基金接受公益捐款的渠道尚不畅通，许多做法也无先例可循，但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单位的积极推动下，基金很快得以落地。小米公益基金会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获得了北京市至关重要的政策支持。联合基金及其配套运作模式的最终落地，从制度上为后续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打通了渠道。截至2026年5月，联合基金已带动北京10个区、70余家企业及公益基金会投入基础研究，撬动外部资金投入基础研究超7亿元，累计凝练技术榜单2300余项，支持近2000个科研团队。在联合基金的引导下，参与企业与资助团队通过概念验证、中试转化、股权投资等多种合作模式，促成400余个团队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共建60余个联合研发平台，孵化10余家科创企业。

既支持科研团队深耕基础研究，又推动成果快速转化，联合基金是如何运转的？百洋医药与北京市、门头沟区共同设立的“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百洋医药创新联合基金”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

据了解，“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百洋医药创新联合基金”年度规模为5000万元，编制并发布了60项项目指南。指南包括创新药物、医学人工智能两类，涵盖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代谢性疾病及不同脏器的纤维化研究等方向。百洋医药科研管理副总裁李丽华介绍，企业深入临床场景，挖掘医疗需求，围绕临床转化与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研究命题；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统一组织项目申报与评审，将企业需求转化为面向社会的项目指南，搭建创新平台；门头沟区则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提供空间载体、政策扶持及配套服务支撑。“我们称之为‘企业出题、政府搭台、科学家答题’。北京医疗机构及科研单位对项目指南设立的这些方向非常感兴趣。相关领域的科研突破将为解决医药产业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定向放射治疗难治性抑郁症，带来很大帮助。”

联合基金在为企业提供技术储备的同时，也为企业人才培养工作带来了有力支持。理想汽车是“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顺义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创新联合基金”的联合发起方。理想汽车高级副总裁李冠华介绍，企业重点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基础研究开展资助工作。过去两年间，联合基金已资助来自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的63支团队，为企业在数据资源、实验平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除了“真金白银”的经费保障，北京还率先推动支持企业出资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落地。这也是北京的一条重要经验。基础研究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科技企业往往很难通过投入基础研究在短期内获得直接回报。如何让更多企业“愿投”“敢投”，是加强基础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科技研发机构、高校及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并享受100%的加计扣除。2022年以来，北京市已支持85家企业享受该政策，企业出资基础研究的金额合计超过31亿元。2025年，享受该政策的企业数量、企业出资基础研究金额较2022年分别增长328%和196%。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正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创新基础研究支持范式，加快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立足首都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北京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将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二）上海——打造敢闯敢试、包容失败的基础研究先行区

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在不遗余力地加强地方基础研究。上海便是最突出的代表。尤其是近年来，上海加强前瞻布局，持续加大投入，聚合优势力量攻坚突破，基础前沿方向的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2025年，上海市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达到12%左右，上海科学家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占到全国总数的近1/3，这些成果彰显出了上海作为我国基础研究重镇的分量。而打造基础研究先行区，正是上海提高基础研究整体效能的一项重要探索。目的是建立以选题为基础的选人机制，长周期稳定支持科学家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

在对长周期、稳保障的资助模式上。上海持续探索长周期的资助政策，以及非共识项目遴选、人才与成果评价改革及容错机制等，赋予科研人员充分的自主研究权。同时，科研人员也不必为下一轮项目申报、立项而担忧，上海给足了科研人员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等机构，均被纳入先行区体系，全面推行“长周期支持+国际小同行评价+失败容错机制”。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研究员、思努赛生物科技（上海）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始人刘聪在该机制有力支持下，带领团队潜心钻研α−突触核蛋白，成功研发出国际首创示踪剂“氟−18标记FD4”。并且于今年1月获得美国FDA临床试验许可，4月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准，为帕金森病早期诊断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上海除了给足科研时间和容错空间外，在在人才遴选与评价体系上也拿出了自己的独特答案。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后，成为先行区的核心运行管理主体。该研究院院长鲁白说：“我们最关注、也是花了最大力气的，就是如何遴选出最优秀的科学家，如何改善科研评估体系。”不同于传统选人模式，该研究院不搞单位推荐、不接受个人申报，创新建立“三部曲遴选机制”：由科学官团队负责遴选提名，为每位候选人定制专属评审委员会，再由战略科学家组成的院办会作出最终入选决策，精准发掘敢于闯荡科学“无人区”的顶尖人才，目前已成功遴选尚思系列学者82人。

在全链条政策保障与大科学设施的强力支撑上。2024年修订的《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增设“基础研究”专章，明确市级财政科技创新资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3。目前，上海已建、在建和规划的大科学设施达20个，正全力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群，为基础研究开展提供坚实支撑，等等。一系列举措为培育创新好生态、不断激发基础研究动力活力赋能。

面对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如何凝聚各界合力，助力基础研究勇攀高峰？上海用实际行动作出清晰回答：打破单一投入格局，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支撑、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体系。

为筑牢基础研究资金基本盘，上海不断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力度：2022—2025年，上海市财政科技支出年均增幅超过20%，基础研究投入总体增长85%。同时，由上海市财政出资、采用市场化运营模式的上海未来产业基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对未来产业进行长周期投资。该基金投资部负责人说：“在量子计算方向，基金已投资不筹量子、中器无量、太一量生等中性原子量子计算企业。”

在上海，还有许多企业主动入局，成为基础研究重要“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这与上海强化政策引导息息相关。2025年8月，《上海市支持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措施》（简称《若干措施》）出台，以9条具体举措加快健全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这一政策的主要抓手是“探索者计划”：由上海市科委邀请重点行业领军企业担任“出题人”，政府与企业按约定比例共同出资，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深度合作的平台，围绕上海重点产业、未来产业需求共同支持开展基础研究，从产业发展源头提炼核心科学问题。目前，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等24家龙头企业已加入该计划，覆盖三大先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一系列“真金白银”的举措支持企业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若干措施》明确，基础研究投入达到或超过1亿元/年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财政补助1000万元；企业支持非营利性科研机构、高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并可按照100%的比例在税前加计扣除；对使用科学仪器设施和服务产生的费用，按照企业实际支付额的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助100万元，等等。上海的实践表明，要实现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赖政府“输血”，更要激发企业“造血”活力、引导社会资本“活血”参与。

在多元化投入格局推动下，上海基础研究成果涌现：复旦大学教授舒易来领衔开展先天性耳聋基因治疗研究，使患者在治疗后恢复听力；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陈椰林团队成功找到艾司氯胺酮抗抑郁的直接作用靶点。从科研人员默默坐“冷板凳”，到基础研究成为创新“热前沿”；从政府单一投入，到政企社协同发力……上海基础研究先行区的建设实践，探索出一条具有借鉴意义的创新路径。其中，上海坚持长期主义，从基础研究先行区的谋划布局，到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的成立运行；从财政投入的持续增长，到人才培养的系统推进，始终聚焦高风险、高价值研究方向，持续深耕、久久为功。上海市科委主任骆大进表示：“上海将持续加大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研与市场的双向快车道、探索科研和人才培养新范式，让基础研究的根基更加深厚、活力更加充沛。”在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表示，下一步，上海将更好发挥先行区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持续完善选题选人、经费支持、成果评价等机制，为科学家营造专注专心的科研氛围，支持科学家仰望星空探索未知、脚踏实地破解难题。

（三）广东——立法先行，充分调动政企社与区域协同性

2026年5月21日，国际期刊《科学》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团队的一项重磅成果——首次在镍氧化物高温超导薄膜中直接观测到无节点超导能隙，并发现电子—玻色子耦合现象。这一突破为研究高温超导机理这一凝聚态物理世纪难题提供了关键实验证据。这一成果，成为近年来广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催生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科研成果的生动缩影。

曾经，基础研究是广东创新板块的短板。如何通过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补齐短板，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广东坚持立法先行，持续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并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加快建立竞争性支持与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形成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体系。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晓亮专注于矿物学研究，聚焦探索矿物表面吸附、氧化还原等反应机制及其环境资源效应。“2019年，我获得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资助，这是我研究生涯的‘第一桶金’，让我坚定了做科研的信心。”梁晓亮说。他明显感受到广东基础研究投入近年来的变化：一方面经费管理更灵活，基金项目实行“负面清单+包干制”，无需编制明细预算；另一方面引导性更强，从省青年项目（面上项目）、优秀青年项目到杰出青年项目，形成了阶梯式支持体系，缓解了年轻科研工作者最迫切的经费压力，这对科研人员稳定研究方向至关重要。

近年来，广东制定出台基础研究十年“卓粤”计划、《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自2006年起，广东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稳定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广东）。《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更以立法形式明确将1/3以上的省级财政科技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持续优化的顶层设计，给潜心钻研的科研人员吃下了“定心丸”。与此同时，市级层面也不断创新政府投入方式，变“独唱”为“合唱”。近年来，广东推动设立粤穗、粤深、粤佛、粤莞、粤惠、粤江、南沙7支省市（区）联合基金。2023年，广州推出“市校（院）企”联合资助基础研究专题，联合基础研究能力较强的高校、医院和企业，共同设立联合资助项目。目前，联合资助项目已覆盖在穗高水平大学、医院、科技型龙头企业和社会组织超40家，预计2028年还将扩展至超70家。截至2024年，广州市财政累计投入1.39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入超10.22亿元支持基础研究，市财政经费投入放大比例超8倍。

在政府护航下，基础研究作为广东区域创新体系的“大厦之基”日益稳固：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位居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第一。

为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2018年，广东省科技厅和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探索共建省企联合基金。2019年，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委员会（简称“省基金委”）成立。这一专业化管理平台的设立，带动更多企业加入省企联合基金的行列。省企联合基金明确规定了资金投入、研究方向和成果转化机制，成为广东省级基础研究投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5年底，广东已累计设立10支省企联合基金。其中，迈瑞医疗联合基金由广东省科技厅、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省基金委共同设立，主要支持体外诊断、超声诊断、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促进产学研医融合及成果转化，为生物医学及医疗器械的发展提供前沿技术支撑。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企业做基础研究，本质上是把创新链条前移到临床源头来做。在医疗器械领域，真正的创新一定来自临床场景。企业将临床需求转化为科研问题，并通过省企联合基金平台吸引全省优秀科研团队来‘答题’，推动产学研医深度融合。规范的评审和持续跟踪，筛选出真正有价值、有潜力转化的项目。我们最终希望做到：从临床需求出发，通过科研攻关，再回到产业应用。”迈瑞医疗联合基金成立过程中，广东相关部门给予了多维度支持。一方面，广东省科技厅、省基金委按不超过1∶3的比例配套省级财政资金，放大了企业的投入效应；另一方面，借助专业管理平台，帮助企业对接全省优质科研资源，助力企业高效布局长周期基础研究。目前迈瑞医疗联合基金已形成较成熟的运行机制与稳定投入体系，预计2026年将产出一批创新成果。

除了政府主动投入，社会捐赠对广东基础研究发展形成了有益补充。2022年8月，深圳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由腾讯公司发起、独立运营。新基石科学基金会运营“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等公益性基础科研资助项目。截至2025年底，该基金会合计资助杰出科学家432人。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秘书长李越琪说，“得益于广东浓厚的创新氛围和政府的高效、务实工作，新基石科学基金会从顶层设计到在深圳正式注册成立，只花了不到100天时间。腾讯是在国家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科技企业，深知原始创新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源头和迫切要求。因此，我们把国家的需要与企业自身践行科技向善、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的愿景深入结合，支持基础研究，鼓励原始创新。”在“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支持下，南方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郭红卫潜心探索“植物如何感受环境因子并相应调整自身基因表达”这一重要科学问题，为解决土壤盐碱化挑战提供理论基础。“新基石研究员项目”选人不选项目，对资助的科学家不设置明确的研究任务，不考核论文数量，也不限定拿出成果的期限，长期稳定地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

《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明确，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通过出资、捐赠、设立基金等方式支持基础研究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财政、金融、税收等支持。不仅腾讯，华为、美的等龙头企业，也成为基础研究社会投入的“主力军”。华为长期投入布局数学、物理、化学、材料、计算机等基础科学领域，形成了从源头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闭环，孕育出一系列引领行业的前沿技术和重大产品。广东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广东的基础研究投入，不是政府‘唱独角戏’，而是建立起‘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的基础研究投入体系。‘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引导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基础研究，推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比重明显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北上广以差异化特点率先探索基础研究之外，其他地方如安徽、江苏、山东等也在正在将目光聚焦至这一领域，以期提高地方基础研究占比，推动地方科研水平全面上升，赋能当地产业和科技发展。

打通基础研究这“最先一公里”并不容易

我国基础研究不断发展，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基础研究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正在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科技创新的底板不断加固、短板不断补齐。但是从整个科技创新的链条来讲，基础研究依然是短板。

（一）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1）资源投入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模式以竞争性的项目资助方式为主，与基础研究固有的长期性、不确定性特征存在错配，难以支撑非共识与颠覆性研究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从投入总量看，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2778亿元，占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比重为7.08%。这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15%−20%的水平相比仍有显著差距。从资源配置看，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为例，跨部门、跨区域统筹协调尚需加强，全周期投入结构有待完善，需进一步统筹好建设与运维的关系。从投入结构看，我国稳定性经费比例较低。2022年中国科学院稳定支持类经费与竞争类经费整体比例为4:6，其中40%的稳定经费中大部分又经过“院—所—科研人员”二次分配，也演化成了竞争性项目经费。相较之下，创新型国家对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通常实行高比例稳定支持。如德国马普学会科研经费的80%以上，莱布尼茨学会科研经费的70%以上来自政府稳定拨款，即使主要从事应用研究的弗劳恩霍夫协会科研经费的40%也来自政府拨款；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经费占比平均高达98.1%。对比来看，我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尤其是稳定支持比例仍需提高。

（2）基础研究人才比例不足

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呈现出科技人才队伍绝对规模大但占比低，创新型人才短缺且不强等问题。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但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仍有明显短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我国每百万人中R&D研究人员为2107人，相较于2023年德国每百万人口R&D人员数量的5926人，2022年美国每百万人口中R&D人员数量的4937人，存在较大差距。此外，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占R&D人员比重仅8%左右，而美、欧、日普遍处于15%−25%的区间。同时，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经费少、考核期短、教学与行政任务重等压力，难以安心开展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工作。另外，评价机制与资助体系间的协同性有待提升，青年人才创新活力需要进一步释放。首先，分类评价落实不够到位，自由探索、目标导向、应用导向三类基础研究规律各异，实践中往往共用“同一标尺”，导致评价逻辑与科研规律错位。其次，长周期、稳定支持不足，使得科研人员倾向于选择风险较低、成果预期性强的“短平快”课题。第三，评审机制存在“以帽取人”和“马太效应”，项目与资源向已有优势团队、知名学者集中，对青年科研人员资助相对不足。同时，评审机制更看重已有成熟理论支持的研究方案，高风险、非共识项目较难获得资助。最后，热门学科资源相对集中，部分基础理论学科、冷门学科及新兴交叉学科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3）企业作用发挥不明显不充分

企业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从当前实践来看，我国企业基础研究仍存在着明显不足。一方面，企业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仍较少。2021年，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总支出的比例为9.18%，显著低于韩国、日本、英国、美国的相关水平。同时，我国企业R&D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占比过低，其比例不足1%，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另一方面，企业基础研究成果水平仍有待提高。近年来，我国企业发表论文数量持续提升，但仍远落后于美国企业。2021年，我国企业发表科技论文约1.8万篇，在我国论文总数中的占比约2.5%，在全球企业发表论文中的占比19.9%；同期，美国企业发表论文约4.0万篇，占美国论文发表总数的4.9%、全球企业论文总数的44.5%。同时，申请PCT专利的企业占比依然偏低，96.3%的企业没有向境外提交专利申请，由此可见，国内企业中具备一定研发实力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占比显著偏低。

（4）解决“真问题”的基础研究占比仍需提高

一方面，自由探索类研究存在“浅而短”的倾向，部分研究以拿项目、发文章为导向，缺乏实质性、引领性创新。另一方面，目标导向类研究“大而不真”的问题值得关注，从重大工程、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实践中精准提炼底层科学问题的能力尚显不足，不少“卡脖子”问题背后的共性机理未被准确识别。从技术难题向底层原理追溯的“反向应用基础研究”在组织实施、任务布局和稳定支持方面仍较薄弱，尚未形成系统化推进机制。

（二）“十五五”时期强化基础研究的路径建议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随着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并向基础前沿前移，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美国、欧盟、英国等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续进行机构改革调整，密集推出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抢占前沿先机。我国基础研究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加速提升期，迫切需要新的科研战略思维和科研组织模式，在原创、前沿、颠覆上下功夫。

（1）健全基础研究多元投入体系，完善稳定支持机制

构建政府、地方、社会多元协同的基础研究投入体系，强化稳定支持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能。一是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由中央科技委统筹，在各个领域专项中设立基础研究理论相关内容，针对当前基础研究项目资助周期普遍偏短（3−5年）、难以支撑长期积累的问题，将部分项目资助周期延长至5−10年。二是优化提升地方财政投入效能。部分地区出现同质化布局新兴产业赛道、争相上马热点项目，造成资源错配与低效竞争，应鼓励有条件的省市因地制宜设立“基础研究特区”。推动地方财政结合本地优势产业集群（如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设立行业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针对产业发展中的共性科学问题进行定向支持，实现基础研究与地方经济的深度耦合。三是引导社会资本精准注入基础研究。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出台一系列针对企业的专项税收优惠政策，通过“捐赠免税”“加计扣除”等方式鼓励企业参与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导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关注硬科技背后的原始创新，培育“耐心资本”，形成支持长周期基础研究的市场化力量。四是构建竞争性与稳定性支持协同发力的科研投入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国家队”的优势力量集聚和引领作用，加大年度“开放运行”“自主科研”经费保障力度，全面推行经费包干制，探索重大任务“揭榜挂帅”“定向委托”等多元组织模式，落实项目、人才、基地一体化机制，优化提升科研效率。

（2）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

打造高水平、多层次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优化人才引育与激励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一是发挥高校基础学科引才育才优势。以高质量科研为牵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整合科研院所、企业资源开展协同育人，实现资源共享，打造涵盖引才、育才及多方合作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二是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优化科研评价体系，突出质量导向，关注长期贡献，减少短期量化指标约束，设立更多专门面向青年研究者的专项基金，赋予研究人员自主选题空间，让他们能够依据自身兴趣深入开展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探索。在面向国家战略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中，设定青年人担任课题负责人或项目骨干的比例。减轻教学与行政负担，实行弹性教学安排，配备专业行政管理人员。三是加大跨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针对科学研究范式变革需求，重点培养“AI+科学”的复合型人才。鼓励高校与领军企业联合制定培养方案，通过“双导师制”等模式，培养既懂基础理论又懂产业痛点的跨界创新人才。

（3）引导和激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通过政策引导与机制创新，激励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其创新主体地位。一是加强政府引导与激励。提高企业基础研究研发费用税收抵扣比例，推广“后补助”等方式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进行补助奖励，通过政策性基金、政府采购首购制等措施调动企业积极性。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资助，将“科学探索奖”“新基石研究员”“青橙奖”等社会资本设立的重大基础研究资助纳入官方评价体系。二是强化企业在凝练科学问题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企业仅作为成果转化“接收端”的定位，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从产业“卡脖子”技术中凝练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并通过“揭榜挂帅”等形式发布基础研究榜单，实现“产业出题、科学答题”。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强强联合”，共同设立基础研究基金与高水平创新平台，围绕关键共性技术开展联合攻关。例如，支持推广北京大学“北大—百度基金”“北大—中石油基础研究基金”等模式，推动围绕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电化学与能源勘探开发利用等领域的联合研究。三是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基础研究环节集聚。鼓励企业牵头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平台，允许企业通过双聘、兼职等方式灵活引进高校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人才。畅通基础研究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双向流动渠道，让科学家能深入企业一线，让企业工程师能返校进修理论。

（4）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环境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生态，完善评价与支持体系，促进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一是建立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长周期、稳定性支持模式。对经严格遴选的重点方向与优秀团队，减少考核频次。全面推广“里程碑”式过程管理与经费使用“包干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自主权，使其能够专注长远目标。二是改革评价机制，重点支持非共识与颠覆性创新。建立针对此类研究的特殊甄别与长期支持机制。全面推行“小同行”精准评议与“大同行”交叉前瞻评议相结合的“双重评审”制度。对于存在重大争议的项目，建立规范的申诉复议渠道，并探索建立由顶尖科学家组成的“特别评议小组”进行最终裁定。坚持对真正具有原始创新潜力的项目，采取“无法证实错误即予资助”的包容性支持原则。三是弘扬尊重探索、宽容失败的科研文化。通过设立“探索先锋奖”等方式，表彰在基础前沿取得突破或长期深耕特色方向的科研人员，倡导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的科学精神，营造不以短期成败论英雄的浓厚氛围。通过制度激励与环境涵养，使潜心研究的科研文化内化为科研共同体的自觉认同和行动规范，筑牢鼓励原始创新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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