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机场改造为城市提供增长新空间

城市问题研究   2025-05-22

在城市化进程推动下,机场作为重要交通枢纽正经历空间重构。原本位于城市边缘的老旧机场逐渐被新建住宅区包围,既面临噪音扰民问题,又因周边土地开发饱和而丧失扩建空间。为满足不断增长的民航需求,新机场纷纷选址远郊,导致一批位于城郊结合部的老机场(如北京南苑、南京大校场等)陆续废弃,释放出宝贵的城市更新空间。废弃机场的再利用,其挑战在于如何在空间规划中精准定位改造模式,并挖掘出既能彰显场地特质、又能驱动持续增长的核心价值点。当前,国内外机场改造实践主要形成了四种路径:生态主导型城市公园模式、功能置换型房地产开发模式、混合功能的综合开发模式、以及文化产业基地转型模式。这些改造路径为废弃机场的功能重塑提供了新思路,为城市多元增量发展创造了新机遇。

首先,城市公园模式以生态优先重塑城市公共空间,典型代表是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改造项目。该机场始建于纳粹时期,曾是冷战期间东西柏林空中走廊的核心枢纽。2008年关闭后,柏林政府摒弃大规模商业开发,转而以“谨慎城市更新”理念推进机场功能转型——通过最低限度的干预,保留场地历史记忆,并优先满足市民公共活动需求。改造中保留了1.2公里长的混凝土跑道、环形草坪及标志性航站楼,并将3.7平方公里区域内90%的土地划为绿地,市民可在此体验滑翔伞、城市农业等特色活动,年均吸引超600万人次。这一实践深植于柏林“市民主导”的治理逻辑:政府通过全民公投否决房产开发提案,保障公共空间主导权。同类案例还包括合肥骆岗机场改造的“骆岗中央公园”(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园博会举办地),其以无围墙、零门票的模式运营,通过延续跑道肌理、融入航空主题雕塑及互动体验区,建成生态与文化并重的“超级公共空间”。该公园面积达4个纽约中央公园之和,被媒体称为全球最大城市公园,显著增强了市民对机场旧址的归属感。此类模式提升城市生态品质与居民幸福感,依赖高额财政投入与长周期土地价值转化,更适合用地充足、财力稳定的城市推进。

第二类是以奥斯汀为代表的房地产开发模式,通过盘活机场土地资源实现功能转型。早在1996年,奥斯汀市就成立了由16名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工作组,参与罗伯特·穆勒市政机场的重建规划,致力于打造一个紧凑型、步行友好的混合功能社区,以此吸引高科技企业入驻。1999年机场关闭后,市政府采纳了工作组的建议,采取土地混合开发策略来承接产业转移带来的人口增长。在改造过程中,穆勒机场的拆除与布兰奇公园等公共空间建设同步推进。当时正值加州硅谷因土地成本飙升和高额企业税导致科技企业外迁。奥斯汀凭借德州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比较优势,以及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等优质教育资源,加上已有的科技产业基础,迅速成为科技企业转移的首选地,获得“硅山”(Silicon Hills)的美誉。随着戴尔、甲骨文、特斯拉等科技巨头相继在此设立总部或工厂,大量科技人才涌入。为应对住房需求,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戴尔医学院选址机场原址周边,同时通过改造计划新建6200套住宅,其中25%为可负担住房(Affordable Homes)。如今,改造后的穆勒社区在保留标志性控制塔的同时,成功转型为集住宅、商业、办公、公园和公共艺术空间于一体的多功能社区,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功能融合。上海新江湾城的改造同样展现了废弃机场转型的典型路径。其前身为1939年日军焚毁殷行古镇和周边69个村落后兴建的远东最大军用机场——江湾机场。在抗战结束,美苏撤防后由解放军一直运营至1994年,并在3年后正式移交上海市政府。借势2010年世博会机遇,这片被誉为上海“绿肾”的生态湿地区域被规划为高端住宅、科创园区及生态社区。其中,江湾天地商业综合体、复旦大学江湾校区与新江湾城公园作为核心项目,共同构建了以中高档住宅为主、兼具知识型与生态型特征的大型花园式国际社区。这种模式通过高强度开发,充分提升了土地价值,吸引了优质公共服务设施的落地,为城市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房地产开发模式仅限于人口增长型城市,对产业发展与人口导入的依赖度较高,且可能因过度开发导致历史文化的弱化。因此,该模式更适合用地集约、功能成熟的区域。

第三类是综合开发模式,以公共服务导向与功能复合为方向,结合自身城市发展需求进行差异化适配,同时保留文化延续性与开发协同性。以香港启德机场为例,作为香港历史悠久的国际航空枢纽,其于1998年关闭后,原址便被纳入“启德发展计划”,通过置换部分城市储备用地规划集约型住宅和公共设施,直接为香港楼市注入约5万个住宅单位,为13.4万人提供住所,并预留政府用地以应对未来公营房屋需求。其中配套建设的简约公屋项目(以“组装合成”模块化技术快速落成的过渡性住房)则通过优化土地利用效率,在启晴邨、德朗邨短期内释放出13300套可负担住宅资源,既缓解了市场刚性购房压力,亦分流了私人楼宇价格攀升的连锁效应。启德机场由于地处维多利亚湾的黄金位置,为其由航空枢纽转为航运枢纽创造了条件,规划的启德邮轮码头可同时容纳2艘排水量达22万吨的超级邮轮。在原启德机场跑道末端,一座启德跑道公园寄存了曾经的城市记忆,成为游客观景维多利亚湾时的休憩地。

第四类是文化产业基地转型模式,通过功能重构与内容创新实现机场空间活化,推动城市文化和内容产业升级发展。例如,青岛流亭机场的改造计划中,提出了将其打造为科幻影视基地和音乐节举办地的构想。《流浪地球2》《万里归途》等十余部影视作品在青岛东方影都(原流亭机场改造项目)取景拍摄,加上《汽水星球》《大蘑菇》等知名音乐节的落地举办,使流亭机场成功转型为城市文化新地标。这种“影视+音乐”的文化改造模式,通过深度融合当地特色与公众需求,为废弃机场的功能重塑提供了创新思路。类似成功案例还有英国银石机场。该机场原为二战时期的皇家空军基地,1950年依托三角形飞机跑道转型为F1银石赛道。改造过程中,跑道结构与机库建筑被完整保留并改造成赛车文化展示中心,同时配套建设航空博物馆、极限运动公园及会议中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文旅综合体。通过举办F1大奖赛、古德伍德速度节等国际顶级赛事,衍生出了赛车培训、装备研发等产业链。目前,在银石机场周边已聚集了梅赛德斯、迈凯伦、阿斯顿马丁与本田等知名车企的总部、生产基地和研发测试中心,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圈。两者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将文化与赛事IP与自身优势融合产生联动效应,实现空间价值的最大化。

废弃机场的改造不仅是城市空间的再利用,更是城市功能升级与文化复兴的重要契机。无论是哪种模式,其成功的关键都在于立足本地特色,探索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最优路径。随着我国民航事业的快速发展和机场布局的优化调整,越来越多的老机场将面临转型。通过科学规划与创新设计,这些废弃机场完全能够焕发新生,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改造过程中,需要特别注重历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提升的协同发展,让每一处改造项目都能彰显城市特色,为城市的未来提供新增量发展空间。(H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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