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近年来，城市竞争格局正加速向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转型。根据最新《福布斯》全球最富有城市榜单，中国五座城市跻身前列：香港、北京、上海、深圳与杭州。其中，深圳和杭州表现尤为亮眼，过去十年财富增速分别高达142%和108%，位居全球前二。两座城市依托产业集群优势和人才集聚效应实现快速发展，印证了一个关键趋势：企业家密度正日益成为驱动城市财富增长的核心引擎。蓬勃发展的新型企业家群体，已成为衡量城市发展潜力和财富创造能力的重要指标。城市财富本质上是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的产物——企业家密度越高，城市经济的“新陈代谢”就越活跃，资源配置也越趋近最优状态。

企业家是推动技术变革、商业模式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创新活动的速率与方向：经济和社会因素》一书中，论证了企业家对社会经济增长的价值：企业家推动的创新，社会总收益远超个人所得（企业家通常仅获得不到2.2%的经济增益），绝大部分转化为社会福利、消费者剩余和生产效率提升——这正是城市财富增长的源泉。企业家群体通过捕捉市场机遇，整合知识、技术与资本，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市场。同时，通过创办和经营企业，持续识别并优化资本、人才和技术的配置，将资源从低效领域重新导向更具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的方向，提升整个城市经济的运行效率和产出水平。作为城市就业岗位最主要的创造者，新兴企业的涌现和成长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有效降低了失业率，带动了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刺激消费，形成经济增长的正向循环。而高密度的企业家集群本身构成一个巨大的知识、经验和资金资源池。企业家之间频繁交流、合作、竞争乃至模仿，能产生强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加速创新扩散与技能提升。围绕这一群体，一个涵盖法律、金融、咨询、研发等领域的专业服务生态也得以壮大，共同筑起支撑城市持续创新的沃土。

值得警惕的是，并非所有的财富积累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创造属性和可持续性。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在《国家兴衰：破解增长与衰退的密码》第七章“亿万富翁的诅咒”中揭示了一类依赖垄断资源、制度套利与权力寻租的“寻租型”富豪。这类富豪集中于房地产与矿业等资源性行业，其财富主要源于土地批租、特许牌照、矿产开发及关系网络，而非市场竞争与创新活动。其弊端在于，此种财富聚集加剧了资源错配和阶层固化，使城市陷入“经济活力下降、生意难做”的困境。因此，一个城市的企业家密度，特别是致力于创新与市场竞争的“良性企业家”密度，直接决定了城市创新潜力转化为实际财富的能力与速度。

对此，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城市竞争的核心已从争夺富豪资源转向培育新兴企业家群体，关键在于构建更优质的创业生态体系。具体而言，这一体系包含三大关键支柱：一是在政策支持方面，需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研发支持降低创业门槛。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创新活动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减少行政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让企业家能够安心经营、放手创新；二是金融体系需要向更高效、普惠的方向发展，构建包含风险投资、天使基金和产业基金在内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在有效监管中平衡风险管控与市场活力，解决当前外资撤离、国资受限以及民间融资难的问题；三是丰富人才储备，通过企业裂变和开放的人才政策，为创新创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只有实现政策、金融、人才三大要素的协同发展，城市才能真正成为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沃土，而非仅仅是富裕人群的聚集地。

深圳作为榜单中财富增速最快的城市，自1980年特区成立以来，始终扮演着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角色。其“先试先行”精神与开放包容的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依托长期作为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中心所积累的产业链，深圳逐步构建起民营企业主导的产业格局，仅在去年其民营企业数量占比就高达69.8%。作为资本市场改革的先行者，深圳为民营企业提供了相对便利的融资渠道。但疫情后，外资撤离和创投降温给当地企业带来双重压力。为此，深圳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为国资基金考核“松绑”，允许投资符合未来产业发展项目的基金最高承担100%亏损。这些举措缓解了高风险技术项目的资金问题。截至目前，深圳已建立起覆盖企业全发展阶段的投融资体系。这座城市的创新生态已成为驱动企业家增长的核心引擎，不仅培育出数量众多、结构年轻的企业家群体，更为他们提供了清晰的发展通道与上升空间。

另一个成功案例是杭州。世纪之初，时任杭州市长仇保兴就确立了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战略，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文化，以此吸引和凝聚创新人才。杭州通过将产业聚焦在新兴互联网与科创领域，鼓励人才创新创业，成功孕育了阿里巴巴、吉利、海康威视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其中，阿里巴巴的崛起为杭州带来了深刻的数字化转型机遇。通过“内生创业机制”和员工持股计划构建了强大的裂变式创新引擎——不仅提供创新实验平台降低创业门槛，更推动业务从电商支付扩展至内容直播、人工智能及区块链领域，并成功孵化出阿里云、盒马、菜鸟、平头哥等一系列创新企业。而以蚂蚁战投基金为代表的战略投资网络，则实现了从天使轮到IPO的全周期资本覆盖，彰显了该模式的创新活力。在此基础上，杭州政府以“平台型政府”理念，通过开放数据资源、提供真实应用场景与“低摩擦”环境，提升了治理效率，加速了新兴产业技术试错与成果转化。这种简单、干净、清爽的政商环境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吸引知识型创业群体聚集，为城市发展注入持久动能。2024年，杭州民营企业增加值占比达到61.5%。随着杭州的创新重心从流量经济全面转向硬科技赛道，培育出以DeepSeek、宇树科技为代表的“六小龙”，覆盖云计算、区块链、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完善的创新生态塑造了企业家引领变革的积极形象。目前，杭州已汇聚43家独角兽企业（估值超10亿美元）及382家准独角兽企业（估值超1亿美元），居全国准独角兽企业数量之首。

深圳与杭州的实践证明，打造企业家密集型城市需要政策、资金、人才三要素的协同推进。社会应通过包容性制度激发良性企业家精神，减少对企业家的非税负担、提供长效耐心资本、建立更宽容的容错机制，同时营造宜居宜业的人才友好环境。当社会制度真正重视创新、鼓励冒险、赋予企业家社会认可、正面形象与安全感时，不仅能培育出持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而且将激励更多人投身创新创业，激发城市经济新动能。（HZH）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问题研究中心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问题研究中心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