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问题研究 2025-07-24
城市问题研究 2025-07-24
近期，天水市麦积区幼儿园幼儿血铅异常事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这一看似孤立的偶然事件，实际为中国的城市环境和治理敲响了警钟！
天水市是甘肃省重要的资源城市，尤其铅锌矿资源丰富，铅锌矿开采、选矿和冶炼构成了天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甘肃省在《甘肃省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中点名要为省新材料产业提供支撑。而且不仅仅是采矿、冶炼环节的问题，天水的众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飞机工业等核心产业环节，也和重金属元素深度捆绑，在加工过程中很难与自然环境隔绝。根据2016年兰州大学孙建云在《甘肃省14个市州市售蔬菜中铅、镉、汞污染状况调查研究》中发布的数据，2011-2014年各市州市售蔬菜样本铅含量中位数、超标率，天水均位列第二。因此，对于天水市来说，城市环境污染带来的问题始终客观存在。
需要注意到，这种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绝非一省一市的问题，而是我国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以近年来频发的铊元素污染事件为例，2016年江西新余市厂区大量含重金属铊、镉、砷元素的废水废液被雨水冲入袁河、仙女湖，导致部分城区停止供水；2017年，陕西某铜矿的含铊元素废水排入跨川陕两省的嘉陵江，下游的四川广元铊元素含量超标4.6倍，城市供水中断36小时；2021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湖南省反馈问题显示，2020年以来湖南湘江干流22个饮用水水源地中，17个出现铊浓度异常。2025年3月16日，湘江最大的支流耒水流域铊浓度异常，湖南郴州永兴县政府启动突发环境事件IV级应急响应。除此之外，前文提到的铅、镉也是众多工业加工过程中容易通过废气、废尘、废液排放的污染物。2019年，根据一些学者对湖南省近20万名儿童的血铅暴露水平研究，发现包括长沙在内共12个地区儿童的血铅含量达到每升75微克，超过了国际常用的每升50微克警戒线标准。2020年，云南省昭通市发现一批“镉大米”，经查来自湖南省益阳市被污染的种植区。这些地区金属矿产资源密集，开采、冶炼和下游相关企业已成为当地经济支柱，绝非单一的环境检测或污染防治文件能够解决，需要通过供给侧经济改革，逐步在产业发展和生态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近年来作为替代传统旧产能而获得快速发展机遇的新能源产业，锂电池产业也是重金属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虽然锂本身毒性不大，但开采锂矿却会产生大量铍、铊、氟等伴生金属，都是高毒性物质。2022年，江西省环保督察组检查宜春7家碳酸锂企业，通报当地天齐锂业等多家工厂排放含铊污染物，被雨水冲入锦江导致水质异常，对宜春市城区造成影响。至2024年，我国碳酸锂产量已从2022年的2万吨快速上升到64万吨，主要产区也从江西宜春扩张到四川、云南、内蒙古、青海和西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随之急剧上升。
除了重金属排入水源，城市土地土壤的重金属毒化问题也是城市的慢性痼疾。民间将曾从事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的土地，或因迁移、突发事故等原因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对人体健康或城市生态环境造成外溢性危害的地块，称之为“毒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工业结构的调整，许多占据城市核心区优越位置的工业企业，不断迁出繁华地段、或转为第三产业，大量未经处理的“毒地”也随之转入土拍市场。2016年，央视报道常州的工业“毒地”导致一座学校493名学生出现不适，经检验该校旁边的地块地下水和土壤中氯苯浓度超标达94799倍和78899倍，四氯化碳浓度超标22699倍。2023年，苏州再度爆发“毒地”事件，上海国企陆家嘴因所购土地被污染而状告苏州五家国有单位。由绿色和平组织与南京大学（溧水）生态环境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污染地块开发利用中的问题与对策》报告则显示，截至2018年10月，中国31个省会城市中，27个城市公布了本区域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名录，涉及污染地块174块。其中，有1/4已出让，出让金额达1049.6亿元。但在这些被出让的污染地块里，有约44%没有完成土壤修复。这些土地将主要用于商住用地或学校、绿地、医院等公共用地的开发。
“毒地”处理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成本高、耗时长、收益少。以土壤修复为例，原位修复（如生物修复、化学氧化）成本较低，但耗时长，每立方米费用约100至800元。异位修复（如热脱附、土壤淋洗）需开挖和运输土壤，成本更高，每立方米费用500至3000元。根据相关资料，我国受重金属污染土地已达2000万公顷以上，其中严重污染土地超过70万公顷。因油田开采、石油炼化造成的石油污染土地也有1000万公顷以上。再加上前期调查和后期监测维护成本，实际成本约6万亿元至9万亿元左右，根本无法全部负担，只能优先开发轻污染地块，对重污染地块隔离限制，停止继续污染，用更长的时间来解决生态难题。
国外有很多类似于“毒地”概念的“棕地”处理案例，值得参考借鉴。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棕地重建工作都由中央政府推动，地方政府负责具体实施。比如，美国环保局于1993年出台“棕地经济再开发行动”，并在1995年明确规定“开发棕地可以申请社区地块开发基金（CDBG），用于棕地开发的各项工作”等。在各级分工中，美国环保局是美国棕地治理的主导机构，负责对棕地进行评估、清洁和可持续的再开发利用；州政府发起志愿者清洁计划（VCP）、制定清洁标准，并对整个棕地的清洁工作起监督作用；地方政府和城市社区通过各种诉求方式推动联邦政府关注基层“棕地”问题，负责要政策、要资源。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通过超级基金和社会公众参与的方式，虽然在项目前期需要投入资金进行补贴，但在修复过程中也可以利用产业需求吸引一批环保企业进行包括股权投资在内的各种产业合作，最大化程度利用市场资源。此外，修复土壤过程中进行的绿色植被修复，如能结合绿色金融、碳汇经济，还能获得额外的生态收益。不仅如此，来自意大利的一些案例显示，棕地再造林使当地气温下降了3-5℃，对于改善城市气候、居住环境，也能起到了较大作用。
修复城市污染环境是城市更新的主要内涵之一。所谓城市更新，不仅是城市的修补、改造和建设扩张，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城市发展期留下的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而必须坚持的整理工作，其中自然包括了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从另一个角度说，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并非生态监管和环境治理这样的单一性问题，而是涉及城市经济全局的复杂系统性问题。要修复城市生态环境，就需要统筹全局的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能力，耐心梳理政府部门与各利益主体（如投资者、土地所有者、开发商、社会组织、技术企业、居民等）之间的关系，灵活调动各方积极性，在城市更新的政策框架中逐步推进落实。（CNJ）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问题研究中心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问题研究中心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