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ANBOUND）对中国“逆城市化”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判。十余年前，其作出的系列判断，为理解今天复杂的人口流动态势提供了重要起点。当时，安邦已判断出中国出现的少数人口回流现象，是一种由户籍、土地等制度因素所导致的“伪逆城市化”。基于对资源单向集中于大城市模式的深刻批判，安邦智库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一种逆城市化”的战略主张，倡导将发展重心从失衡的大城市转向广大的中小城镇，以重塑中国空间发展格局。如今，这些早期预警正在被更为严峻的现实所印证。

进入当前阶段，逆城市化的内在动力与主导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在过去，人口回流主要源于制度性安排，属于被动迁移。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大城市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上升，越来越多中低收入群体面临收入停滞、就业不稳的问题，逐渐失去长期扎根大城市的信心。逆城市化的动力，已从制度因素主导的“被动挤出”，转为基于成本压力和宜居环境变化的理性选择——一场“主动止损”的人口流动浪潮。日前，国家农业农村部“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的政策信号，正是对这股日益显著的“主动回流潮”的官方关注。

正如安邦智库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所指出的，与西方富裕阶层追求郊区生活品质的“富逆”不同，中国当前的逆城市化是受限于城市高昂生活成本与就业机会收缩而回流的“穷逆”。这背后体现了回流人口的理性选择。对于在大城市中面临机会收缩、地位不稳的群体而言，他们虽未积累大量财富，但手中仍有一定积蓄，这些“小钱”在大城市高成本环境中难以支撑向上流动，甚至可能很快消耗殆尽。因此，带着这笔有限积蓄回到生活成本低得多的中小城市，即便赚不到大钱，也可以换取一种更安稳、更滋润的生活。

这种基于成本和风险判断的选择，标志着回流人口的诉求已从过去以“追求机会、追求上升”为核心的“机会逻辑”，转向一种全新的“生活逻辑”。其核心是寻求“低成本、高稳定性和基本宜居”的平衡，包括低生活成本、生活可控性与稳定性、家庭基础公共服务保障，以及门槛低、选择灵活带来的风险可控性。在人口高龄化日趋明显的情况下，这种选择实际有其客观的道理。

在这一“生活逻辑”的主导下，一场用脚投票的“空间筛选”正在发生。高成本大城市几乎不可能主动适应这些新需求。过去经济高潮期都未能实现的事情，在经济低潮期更难实现，这表明逆城市化的不可阻挡。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客观过程中谁将受益？

多数县域因长期资源外输、产业单一和公共服务不足，难以成为回流人口的承载地。因此，真正受益的，将是能够满足低成本、稳定宜居需求的“特定中小城镇”（主要以县域为主），他们将会成为主要的逆城市化的重点受益者。这也就是说，真正的低成本与宜居性是决定哪些中小城镇能够承载回流人口的关键因素。

这些城镇脱颖而出，依托大都市圈边缘区位优势，拥有相对完整的城市功能体系与基础设施，达到低成本与基本宜居的平衡，并具备承接新业态产业和提升治理能力的潜力。未来城镇化的关键承载点将集中在这些城镇，它们既能满足回流人口的生活与发展需求，又能形成产业与就业循环，真正“留住人”，甚至有可能带动周边县域与乡村的发展。

因此，未来新阶段的这一波新型城镇化（实质是逆城市化）的重点不再是单纯承接人口，而是支撑“特定中小城镇”宜居性与承载力的提升。通过低成本、高质量的中小城镇，形成“大城市—特定中小城镇—乡村”的纵向联动结构，因此部分符合条件的城镇将会成为战略连接点，发挥承载回流人口、带动乡村振兴和区域系统性发展的核心功能。

首先是连接“人”——降低城乡转换成本，服务城乡两栖人口。县城的首要任务，应从单纯追求将流动人口“永久定居”，转向为日益庞大的“城乡两栖人口”提供高质量的节点服务。这个群体既包括超过1200万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也包括大量为了平衡家庭生计与子女照料而在城乡间穿梭的普通劳动者。县域城市应充分利用其空间近、亲缘近的优势，降低城乡切换的成本：对于返乡创业的“新乡贤”，提供创业孵化、融资支持、产业对接等服务；对于普通劳动者，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可负担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保障。同时，通过多样化的配套措施和社会支持体系，让人口在县域能够长期生活和发展。最终目标，不再是将人口“截留”在县城，而是在保持城乡双向流动的前提下，促进乡村组织与产业的重构，使人口流动成为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次是连接“结构”——强化县域在都市圈的承接与整合功能。特定中小城镇尤其是都市圈边缘县域，应通过承接大都市的产业链、消费需求和社会资源辐射，提升自身产业和服务体系能力，同时整合乡村零散资源，形成高效的县域-乡村纵向联动体系。县域城市既是大都市资源的“承接器”，也是乡村资源的“整合器”，其核心作用在于弥合城乡功能断层。通过产业引入、公共服务延伸、交通和信息网络建设等措施，提升县域对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吸引力，使回流人口的生活和发展需求在县域能够得到有效满足。这一策略不仅保障了县域自身的承载能力，也为周边乡村提供了稳定的发展支撑，实现区域系统性增长。

最后是连接“价值”——盘活乡村资产，实现城乡功能互补与可持续发展。在承载人口和整合结构的基础上，县域应通过治理创新和土地、空间资源整合，充分盘活乡村多元价值，包括农业、生态、康养、文旅、绿色空间等，形成可与县域发展相协同的经济与社会收益。具体措施可以包括：探索村庄建设用地兼容农业与生态空间的复合利用模式；推动乡村产业与县域产业链结合；建立土地、生态与文旅价值评估和运营机制等。县域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单纯从乡村“获取资源”，而是帮助乡村运营其独特价值，实现城乡资源的互补和功能的协同。通过这种方式，县域不仅强化自身低成本宜居的核心优势，也为乡村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实现区域整体价值最大化，并巩固县域作为逆城市化承载地的战略地位。

当前逆城市化的核心动力，是回流人口基于成本压力与宜居环境的主动理性选择。以“穷逆”为特征的人口回流，已成为不可逆的长期趋势。在此逻辑下，新阶段的新型城镇化重点正发生方向性调整：能够真正承载返乡人口并从中获益的，并非所有县域，而是低成本、公共服务完善、宜居性高，且产业与治理具备承载潜力的“特定中小城镇”。它们既是回流人口的落脚节点，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区域系统性发展的战略连接点。因此，资源布局应由单纯“承接人口”转向“支撑宜居性与承载能力提升”，通过提升生活质量、治理水平及产业承接能力，形成稳定的吸纳力与区域引导力。（LLD）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问题研究中心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问题研究中心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