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自中国服务业在2015年前后首次超过50%占比以来，其后续上升路径与多数高收入经济体出现了显著差异。以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为例，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在跨越50%之后持续上升，目前普遍稳定在70%—80%左右。反观中国，服务业占比在此后十年间长期徘徊于53%—56%区间，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中长期趋势水平。

然而，“总量停滞”的背后，是一条逐步显现的动能衰减轨迹。与2015-2019年服务业作为经济“稳定器”的角色不同，自2022 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并未如预期般实现线性复苏，而是经历了从“起步受阻”到“复苏乏力”，再到近期“再次失速”的逐级下探。据彭博社援引RatingDog最新数据，2025年12月中国服务业PMI降至52.0，创下六个月以来的最低扩张速度。投入价格因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连续第10个月上涨，而产出价格则重回收缩区间。这种“成本推升、价格内卷”的剪刀差，叠加宏观总量停滞的长周期背景，提示这已非单纯的周期波动，更可能反映出供给侧长期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

在高附加值、专业化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企业难以通过服务升级来消化成本压力，只能在低端市场加剧价格竞争。“无利润增长”的经营现实，正在直接侵蚀服务业的造血能力。自2025年8月以来，服务业就业指数已连续5个月收缩，表明其作为就业“蓄水池”的功能正在弱化。

进一步从结构层面看，公共服务领域的长期供给不足尤为突出。根据CEIC提供的2004年至2023年长周期数据，中国医疗健康与社会工作服务仅占GDP的2.5%，远低于美日7%以上的水平。在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本应成为最大增长点和就业容纳器的公共服务领域，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

这一“总量停滞”与“动能失速”的轨迹，并非孤立的市场演化。观察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从2015年前后的占比爬坡停滞，到2022年的复苏乏力，再到2025年的再次失速——其演变逻辑与国家从“十三五”到“十五五”期间对“制造业安全”关注度的提升呈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在中国经济迈入后工业化门槛后，决策层面临着深层的战略两难：既需要服务业扩内需，又担忧过快转向服务业引发“去工业化”风险。在这种“安全优先”的战略基调下，资源配置机制在执行层面，逐渐呈现出向“稳制造”倾斜的特征。服务业面临的发展上限约束，本质上是为了守住“制造业战略安全”底线，而在资源配置中形成的客观挤压。

这一取向在宏观层面具有现实合理性，尤其是在逆全球化加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背景下。从“十三五”到“十四五”，再到面向“十五五”的前瞻部署，制造业从“结构性回落”逐步被要求“保持比重基本稳定”，直至“保持合理比重”，其安全属性不断强化。

然而，这种顶层设计的战略理性，在地方治理层面的执行过程中往往面临异化。由于考核与避险约束，弹性的“合理比重”常被转译为可量化、可追责的刚性指标。尤其是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于2024年前后再次逼近25%这一敏感阈值时，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明显趋于保守，通过行政手段强化对工业项目的倾斜配置，以期“稳住数据”。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尤其是服务于生产的高端服务业——在执行层面往往被视为影响制造业比重的约束因素，而未能被系统性地纳入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层面所强调的“实体经济”，本应包含大量服务于生产的专业化服务业。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一广义理解往往让位于一种高度简化的二分法：制造业被等同为“实”，服务业则被视为“虚”。正是在这种认知框架下，政策资源通过一系列制度性通道持续向工业端集中，对服务业形成了系统性挤压。

如果说战略红线构成了“上层约束”，那么土地要素配置则是这一思维锁定最直接的制度基础。陶然等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地方政府长期实行“压低工业地价、抬高商住地价”的策略。工业用地价格往往仅为商住用地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这种显著的“行政性倒挂”本质上是一种“交叉补贴”。通过廉价土地招商保制造，同时通过高价出让商住用地平衡财政。其代价是，服务业被迫承担了极高的运营成本，进而通过高昂的生活成本，反向制约了制造业高端人才的集聚。

在资金端，锁定同样存在。正如Michael Pettis所分析，金融体系长期具有“向生产者补贴”的特征。在当前的政策语境下，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高度集中于制造业和硬科技。从风控逻辑看，重资产的制造业天然优于轻资产的服务业。但当这种风险偏好与政策工具叠加，资金源源不断流向“机器和厂房”，而非“人和服务能力”。这种配置结构抑制了服务业的资本形成，进而通过就业与收入渠道，间接削弱了内需循环。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服务业发展动能受限，并非源于市场自身，而是‘保制造’战略在执行层面产生的制度性副作用，其结果是对服务业形成了持续的结构性锁定。要破解这一困境，不需要在“保制造”和“兴服务”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正如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所指出的，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经济的未来就是要锚定服务业，只有整体放活、搞改革才能行得通。因此，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在守住制造业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系统释放服务业的战略资产价值。

基于前文揭示的三重锁定机制，后续改革至少需要在评价体系、生产机制与动力源泉三个层面，进行针对性的系统调整。

第一，修正简单“二分法”评价体系，从“守住占比”转向“提升含量”。在后工业化阶段，继续沿用“制造业vs服务业”的二分法统计，已无法真实反映产业竞争力，反而容易诱导地方治理陷入“唯指标论”的刚性约束。OECD研究表明，现代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在于“嵌入式服务”，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中30%—50%的增加值源于研发、设计等服务要素。因此，政策指挥棒应淡化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单一考核，转而引入“制造业服务化率”等核心指标。如果制造业占比的下降，是源于企业内部高价值服务环节的专业化分工与独立核算，这恰恰是产业升级的表现。政策应鼓励这种“以服务业为牵引的制造业升级”，而非死守僵化的统计边界。

第二，推动高价值服务“社会化”，以统一大市场降低制造业外部交易成本。生产性服务业是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的关键。目前，受制于行政分割，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导致制造企业被迫维持“大而全”的低效结构。一方面，大力推动“主辅分离”，引导制造企业将内部研发、设计、数字部门剥离为独立法人，从服务母公司转向服务全行业，通过竞争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建立“服务业统一大市场”。正如IMF所指出的，减少地方保护是提升服务业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必须打破跨区域经营的隐性壁垒，让上海的设计、深圳的金融能无障碍地服务中西部的工厂。只有当外部专业服务市场足够强大且统一时，制造业才能敢于外包，从而实现轻量化、高端化发展。

第三，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并建立有利于高质量服务供给的价值激励机制。后工业化时代的增长动力来自“人”。我们需要同时激活“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在政府端，权威研究揭示，在中国服务业扩张中，唯独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社保）表现平淡。这一“缺口”说明财政资源长期偏向工业“硬基建”，导致服务于人的“软基建”欠账。因此，改革必须完成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转型，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通过大幅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降低全社会的预防性储蓄。在市场端，则需推行坚决的“价格双轨制”。在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应彻底放开价格管制。长期压低服务业价格不利于高技能劳动力的积累。只有允许高品质服务产生溢价，才能支撑从业者的高收入，进而留住高端制造业所需的核心人才。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是否要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如何在守住制造业战略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通过服务业的整体放活，修复产业升级、内需循环与人力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在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并不是制造业之后的“替代部门”，而是支撑经济增长、就业吸纳与产业升级的关键基础设施。唯有系统释放服务业的战略资产价值，中国经济才能在重构“安全与发展”平衡的过程中，实现增长模式的实质性升级。（L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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