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2026年初，各省市2025年经济“成绩单”陆续揭榜。从总量层面看，经济大省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压舱石”作用。江苏省GDP历史性突破14万亿元，山东省首次跻身“10万亿俱乐部”，四川等地的经济规模也稳居前列。在外部环境复杂、内需偏弱的背景下，这些省份的制造业表现看似韧性十足。江苏的光电子器件、锂离子电池制造增速均超17%，凸显了在新能源赛道的集聚效应；山东则将工业作为“头号工程”，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1.4%，在铁路船舶、电气机械等领域实现两位数增长。这些亮眼的数据，支撑了区域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

然而，我们进一步分析支撑经济总量的宏观基础，发现增长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与GDP和特定行业的高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制造业PMI在2026年1月回落至49.3，重新进入收缩区间；与此同时，土地出让收入在多地明显下滑，就业吸纳能力与人口流动趋势在部分制造业大省出现走弱迹象。

正如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近期指出，在当前“投资低效、消费疲软”的宏观约束条件下，真正能够对中国经济总量形成拉动的生产部门，已高度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出口，二是国家级重大项目。

其中，出口部门的最终需求来源依然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对美直接出口占比有所下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需要看到，对东盟出口中相当一部分本质上属于转口贸易——产业链经由东盟中转，最终市场仍指向美国。因此，出口韧性在相当程度上仍是对美需求的“迂回实现”。

另一端的国家级重大项目，则主要依赖国家投资与信贷支持，并呈现出明显的“央企主导”格局。大型国有企业占据项目主体，其他生产部门更多以分包形式获得有限溢出。相比之下，直接面向民生需求的生产部门盈利能力持续偏弱，不少行业已处于高度依赖政策或信贷维持运转的状态。

陈功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企业经过十余年积累形成的庞大产能，本质上是面向全球市场配置的。一旦外部需求受阻，仅依靠国内内需，无论多么旺盛，都难以完全消化这种“全球级”产能。这种供需结构性失衡极易造成产能过剩，而当过剩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完成出清时，就会转化为债务。债务压力不仅压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最终也将通过融资平台、隐性担保等方式传导至地方财政。再考虑到中央财政约束趋紧，未来国家级项目趋向强调“节约”和“效率”，其对经济的持续拉动作用不宜高估。

基于上述逻辑，陈功先生判断未来中国经济版图中压力最为集中的区域，将出现在以制造业重资产为核心的省份，代表性区域正是江苏与山东。这两个省份曾是改革开放以来做大做强第二产业的典范，拥有全国最完备、最密集的制造业体系。然而，在制造业整体供给显著过剩的当下，过去的结构优势正在转化为沉重的库存与债务负担。第二产业占比越高，固定资产规模越大，调整周期也就越长，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集中。

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桥头堡，也因此对“出口最终需求高度依赖美国”最为敏感。随着欧美推动供应链去风险化，为避免订单彻底流失，部分企业选择通过加速产业链外迁、海外设厂等方式承接北美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出口规模。但这一应对方式的代价在于，本地利润、税基和就业机会随产能同步外溢。

尽管江苏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较好，但在国内制造业竞争加剧、要素成本偏高的背景下，其通过低端扩张维持规模的空间有限；而在高端领域，又受到技术与市场准入约束，产业升级难以在短期内对冲外部需求波动。

以核心城市苏州为例，2024年该市外资企业注册数量仍维持小幅增长，但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约25%。同期，不少昆山外资企业已将部分产能迁往东南亚，也有苏州本地外资背景企业启用马来西亚新产能以承接北美订单，苏州本地工厂则更多转向生产中间品与核心部件，以服务于东南亚等地的海外组装基地。资本流向与产能布局的变化，直接重塑了苏州的出口路径。

2025年，苏州外贸数据表面亮眼：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25.2%，而对欧盟仅增长5.7%。但这更多体现的是转口贸易的繁荣。大量原本直供美国的电子、家具、汽配产品，为规避关税，经越南、马来西亚贴牌后再进入美国市场。这种增长模式本质上仍是“美国需求+中国制造”，只是多了一道中间环节。新增的物流成本、关税成本与中间商差价，主要由国内制造商通过压低出厂价消化。结果是，出口规模与GDP得以维持，但企业利润率持续被摊薄。江苏企业“干得更多、赚得更少”，只能通过高强度生产来维系现金流不断裂。

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压力迅速上升。2024年，苏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出让）同比下降25.2%。过去依靠“土地财政—补贴工业—房地产回血”的链条已被打破。财政空间收缩，加之外迁带来的税基流失，使地方政府面临较大收入压力。为了维持财政平衡，地方政府可能采取更严格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增加企业运营成本。

相较而言，山东的压力更多源于其偏重的产业结构。虽然能源、化工、重型机械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短期内对GDP形成了较为显著的拉动，但其就业弹性较低，对居民收入的带动能力正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

在国家级项目逐步强调“节约”和投资效率的背景下，山东高度依赖的大型基建和重工业订单面临收缩风险。与此同时，山东大量民营企业依附于大型产业链运行，一旦作为“链主”的央国企收缩投资节奏或拉长账期，相关配套企业便容易陷入资金占压乃至“三角债”的困境。

数据显示，山东GDP已突破10万亿元，但近两年人口净减少82.8万人。这种“产值扩张与人口外流并存”的背离现象，正是陈功先生所指出的“投资与增长脱钩”在区域层面的具体体现。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下，资本持续加码已难以同步转化为就业扩张和收入增长。地方经济在维持总量稳定的同时，其内生吸引力正在减弱，部分劳动力因此选择向就业机会和收入弹性更强的区域流动。

四川作为“混合型”经济模式的代表，在制造业供给过剩的背景下，同样面临不容忽视的中长期压力，集中在产能消化与债务约束两个方面。一方面，四川既承接了沿海地区转移而来的出口导向型加工业（如电子信息、笔记本电脑制造等），也拥有规模可观的内需市场。这种结构在需求扩张期具备缓冲能力，但在全球需求放缓时，其脆弱性亦随之显现。大量转移至内陆的企业本身具有明显的成本敏感性和产能过剩特征，当外部订单收缩时，处于供应链末端的内陆生产基地更容易承压，企业盈利能力与现金流稳定性随之下降。

另一方面，为对冲外部波动、稳住经济总量，四川长期保持较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和投资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GDP表现，但也推升了地方债务负担。相较于纯制造业强省，四川的税收“造血”能力相对有限，对中央转移支付仍存在较高依赖。在中央财政约束趋紧、强调“节约”和效率的背景下，这种以投资托底、以转移支付平衡的增长模式，其可持续性面临考验。

面对如此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内生约束，对江苏、山东、四川三大压力省份的前瞻性研判，意在提示地方提前应对与谋划。要想在高压力环境中真正实现突围，出路并不在于继续加码既有的重资产制造模式，而在于把服务业真正做大、做强、做活。但也需要看到，这条路径并非一蹴而就。对于以制造业立省的地区而言，其发展基因长期围绕“生产”展开，从政府治理逻辑到人才结构配置，都深度嵌入工业体系。要让一个习惯于造芯片、造大船的省份，转而更多依靠服务业支撑增长，这不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意味着社会治理方式、资源配置逻辑与服务业发展思维的系统性重塑。

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驱动力已高度集中于出口部门与国家级重大项目两端。出口增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转口贸易实现，而重大项目则以央企和大型国企为主，对地方与民生部门的外溢效应有限。为全球市场配置的庞大制造业产能，在国内需求难以有效承接的情况下，正加速转化为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在此背景下，制造业资产越重、体系越完备，结构性调整压力反而越集中，江苏与山东成为本轮经济调整中承压最为显著的区域。要走出这一困局，增长重心必然转向服务业体系的系统性释放，这不仅是产业结构的再平衡，更意味着地方发展逻辑需从围绕“生产”转向围绕“人”的深层重构。（L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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