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在过去30年中国高速城市化的建设浪潮中，高铁网络迅猛扩张、TOD（公共交通导向开发）项目遍地开花、各式外国地标或小镇风格在中国大量复制，一个声音总是频繁出现，“哪个很好，我也要来一个”，结果就是模仿综合症，大肆流行。这些城市项目，外观上往往有着庞大的规模、宏大的蓝图，光鲜而现代，无论是体量、规模还是技术上，都堪称世界第一，一时间所谓的“后发优势”似乎成为了定论，后来的就是做得比模仿对象还要好！

实际模仿与被模仿，关键差别除了环境条件之外，还有诸多不同。如独特的发展机理、环境承载边界、经济驱动因素与制度基础条件，如果罔顾这些关键差别，不仅可能最终沦为不伦不类的“四不像”，还极可能导致“走过头”，“做过头”，“好事”变为不可言表的“坏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的项目，在规模体量上都极壮观，但最后都没有转化为长期的经济效益，结果根本不反映在经济增长方面。投资日益放大，经济增长日益低下，结果就是巨大的资金浪费、运营低效与债务持续积累，甚至衍生出一系列社会与环境问题，成为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白象”工程与“灰犀牛”风险。

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教授陈功先生较早前曾指出过这一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学习本身，而在于只学手法、不究其所以然。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制度环境、人口结构、经济基础与空间条件各不相同，表面形态的相似掩盖了发展机理的根本差异。当模仿脱离了对边界、规模、方向与约束条件的理解，所谓“后发优势”反而转化为结构性负担。所以，从我国城市发展角度来看，后发优势是一种神话，后发劣势才是现实！

城市建设当然强调规划设计、建筑设计，这些都非常强调手法，但手法是相对最容易的地方，实际就是照抄照搬，所以在中国的城市，表面相似的东西有很多。陈功教授曾经坦率地的谈过这一问题，他说手法运用的背后，那是有思想、有边界的，此外还有规模、有方向的，大家都是拿着毛笔去画画，那只是手法，但你能把自己画成齐白石那样的画家吗？！区别就在于，对齐白石的用笔方法和想法，根本不理解！

“后发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这一概念由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20世纪提出，强调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制度借鉴与集中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这一理论的归纳解释了部分国家的追赶式增长。不过，就像逻辑学的争议一样，归纳就是归纳，这是一种可信的理解而并不能当成真正可复制的科学。哲学家大卫·休谟早就指出过，归纳法存在逻辑漏洞。即便你见过一万只天鹅是白色的，也无法在逻辑上必然推导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当问题被简化为一种线性的、静态的成功公式，无视地域差异和发展条件的动态变化与约束积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城市化边际收益下降、生态与财政约束趋紧，单纯依赖模仿的“后发优势”一定会迅速衰减，反转为“后发劣势”。

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林毅夫与杨小凯针对“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学术争论，也实质性地刻画过两种不同的发展哲学。林毅夫教授强调基于比较优势的技术模仿红利，主张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制度，认为政府的“有为”能有效催化后发优势，中国前期的经济腾飞常被引为此路径的例证。然而在现实层面，单纯的技法模仿，缺乏对发展内在思想、适宜规模、正确方向与合理力度的深刻把握，在现实中又必然导致城市的未来发展向上增长难以为继、问题丛生。理论上可行并且可信的事情，在现实中却不断滋生问题。

以高铁的建设规模和衍生的债务问题为例。在高铁等领域持续巨额投资（如“十四五”后期仍维持高位）与国铁集团数万亿元负债并存的背景下，其蕴含的“灰犀牛”风险已不容忽视。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庞大的高铁网络，但与之并存的是国铁系统高达6万亿的债务负担与部分线路长期亏损的现实。一些线路超前建设、脱离真实需求，运量不足、车站闲置，其根源并非技术落后。这样的问题在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和有轨电车建设过程中频繁出现，大都是模仿了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形式的手法，而忽视成本回收逻辑与区域经济联动内在机理的结果，最终是优势转为劣势，一些高铁站的关停无可避免。

TOD项目的情况也是近似的，从替代城市郊区蔓延的发展模式异化为地票、房票增值的扩张工具。从深圳前海到重庆沙坪坝，众多TOD项目被寄予厚望。然而在实践中，它们常常偏离TOD“混合使用、高密度、公交优先”的核心原则，演变为功能单一、依赖汽车的郊区新城的扩张工具，导致商业活力不足、换乘不便、债务压力巨大。盲目套用欧美模式，忽视中国高密度城市结构、出行习惯及旧城更新等特定语境，使得许多TOD项目“形似而神非”。至于各类“欧洲小镇”、“异国地标”，更是手法模仿冲动的极端形式。这类项目往往脱离本地文化脉络与真实需求，短期吸引眼球，长期则迅速衰败，造成土地与资本的严重浪费。

其实在国家层面，前苏联与日本的不同发展历程，也分别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后发优势向后发劣势转化的内在逻辑。前苏联的教训集中体现于极度扭曲的资源分配和“重生产、轻民生”的结构失衡。在国家意志主导下，城市发展一切以重工业与军事工业的产值最大化为目标，形成了刚性的经济结构，虽然在某些领域实现了“超车”，但因忽视了环境改善对于人的作用，最终还是“翻车”。如忽视服务业和国民基本需求，通过“剪刀差”汲取农业剩余，轻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与作用。这种集中力量“保制造”的模式，最终导致了苏联时期经济长期停滞、民生用品与高品质服务严重短缺，生产活动与个体福祉脱节，进而造成经济效益低下与创新枯竭。同时，在“赶超”意识驱动下，莫斯科、车里雅宾斯克、切尔诺贝利等地的城市化演变为一场无视物理边界、生态约束与成本核算的竞赛，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当这些工业城市失去核心生产功能后，经济转型困难重重，后发劣势完全凸显出来。

日本作为东亚现代化的先行者，曾凭借后发优势实现长期高速增长，并经历了与当前中国相似的城市化阶段：城市人口激增，住房与基础设施需求集中释放。然而，当经济在日元升值的冲击下放缓，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时，结构性问题未得到纠正。相反，在金融自由化推动下，过剩资本大规模涌入房地产领域，经济由“制造导向”转向“资产导向”，形成高度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的发展路径。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量家庭陷入“资不抵债”状态，被迫通过压缩消费偿还债务，导致内需长期低迷；银行体系堆积的不良资产引发信贷紧缩，不仅摧毁了房地产企业，也挤压了实体经济的融资空间。泡沫破灭带来的“失去的三十年”，严重打击了社会信心，加剧了少子化与老龄化，形成难以逆转、需要长期消化的经济困境。这两个国家在后发优势概念驱动下的问题，都与后发优势的系统性误判有关：将有机、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认定为可通过集中资源与行政命令驱动的简单工程，忽视了系统边界、结构约束与人的真实需求，最终导致后发优势丧失、发展陷入困境，超车变翻车，优势变劣势。

后发自有后发的道理，这是无法忽视的客观条件；正常情况下，优势必须一定要通过积累才能实现。通过非经济手段去积聚资源，实现某些特殊领域的超常规发展，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带有应急的性质，不能推而广之，作为普遍的发展概念，甚至当作真理，大干快上，那最终必然会对经济体系造成结构性的威胁，甚至造成国家经济的结构性坍塌、沉陷。

因此基于对后发劣势的长期警惕，安邦在城市研究中始终拒绝以规模、速度和形态模仿作为发展目标，而是反复强调思想先行、边界控制与理性工具。与其追逐规模、速度与形态上的“看起来很先进”，安邦更加关注的是城市发展的思想基础、适宜规模、理性边界与长期方向。从这一意义出发来看，安邦并非是简单的规划技术提供者，而是在试图纠正一种根深蒂固的发展冲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让安邦不可避免地成为依赖惯性扩张的规划体系与短期政绩逻辑的“逆行者”。包括“以行人为优先导向”的城市发展理念以及“模块化城市理论”，均强调增加人们生活的便利性、安全性，降低人与人之间沟通交往的成本，激发城市活力带动商业消费。现在看，这些安邦的概念和观点，虽然常常不被短期评价体系所理解，但却在长期风险暴露后不断显示其战略价值和意义。

通过综合对比可以看得很清楚，从优势到劣势，优势是想弯道超车，跑得快；但却又极可能快而无当，进而变成为了劣势。当想要回去的时候才会发现，问题已经堆积如山，实际难以再回头了。所以，后发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就是一个神话故事，真正的优势从来都是稳扎稳打，顺其自然才会形成并对经济发展产生长期助益。

“后发优势”是神话，“后发劣势”才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真正的现代化绝非通过“大干快上”的手法式模仿所能实现，它是一个需要启蒙精神滋养、制度持续深化、个体创造力充分迸发、并由先进思想驱动的渐进过程。中国的城市发展，因此极有必要摆脱对城市空间的有形“样板”依赖，从物理规模的扩张，重新回归到制度环境的包容、空间品质的宜居以及经济活动的创新性培育，所有这些才是城市的真正优势所在。（HZH）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问题研究中心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问题研究中心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