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与入境游便利化措施的落地，一股由海外游客驱动的定制消费热潮，提供了观察上海乃至中国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新窗口。从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的量体裁衣，到普陀区珠宝工作室面向海外客户的高端定制，个性化、手工化、体验化的消费形式正在重回主流视野。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全年入境游客达936万人次，同比增长39.5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更是同比增长305%。在支付便利化与“即买即退”等制度红利的叠加效应下，高端定制消费与入境游形成了深度联动。这不仅为行业带来了可观的订单与溢价，更使原本分散存在的“非标准消费”需求在短时间内被快速放大，并转化为可观的市场规模。

那么，这种由入境游驱动的定制消费，是否已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升级？

从消费形态上看，这种变化确实呈现出典型的升级特征。消费者不再满足于标准化成品，而更重视个性表达、文化认同与参与体验。无论是选择旗袍面料时的反复沟通，还是珠宝设计中的多轮打样与修改，价值不再只是凝结在商品实体之中，而是在设计、交流与服务互动的过程中被不断生成并放大。消费评价标准正在从传统的功能与价格转向品质与个性表达。购买行为不再局限于商品本身，而是延伸到工艺、审美与文化体验。

但正如安邦智库（ANBOUND）此前指出，真正的消费升级，并非仅仅意味着购买金额的增加，而是消费结构的重塑。消费升级本质上是一种以品质提升为核心的结构性优化。当消费取向从价格导向、符号导向逐步转向文化导向与体验导向时，需求结构本身已经发生变化。当一批具有稳定审美判断与文化偏好的群体持续追求品质与工艺时，消费不再满足于标准化工业品，而是转向具有高度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的非标准化需求。一旦这种需求稳定存在，它便会对生产方式产生持续影响，催生更细分的专业分工与高附加值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新的产业形态与服务组织方式，必然需要与之匹配的街区环境、体验空间与公共消费场景。消费结构与空间品质之间的适配关系，构成城市更新的持续内生动力。

由此可见，当前上海定制消费的繁荣，更像一个方向性的信号，并未真正跃升为“消费升级”。

首先，上海定制消费的主要客群仍以入境游客为主，需求具有阶段性和流动性，消费更多集中于特定市场和品牌空间，尚未系统嵌入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本地缺乏稳定的差异化消费需求，使工匠与设计师难以形成长期职业预期，相关产业多停留在“旅游特产”层面，难以演化为真正的非标准经济体系。

这种特征在静安区表现得尤为典型。作为国际消费中心的核心承载区，静安区以南京西路商圈为核心，通过引入路易威登（LV）全新概念地标“路易号”，迅速形成“打卡—购物—退税”的消费闭环。数据显示，2025年下半年，上海兴业太古汇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近50%。这一增长并非源于本地大众消费全面回暖，而是由全球级超级旗舰事件精准引爆的“事件型流量经济”所驱动。元旦假期期间，静安区离境退税开单量同比增长249%，“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13倍，显示在入境游政策放宽与离境退税便利化的叠加作用下，商圈实则是面向海外高净值客群的“全球消费磁极”。

这种繁荣，本质上体现了标准化生产与个性化体验的组合。路易威登的定制服务仍在全球统一生产体系框架内运作，是标准化生产下的高端延伸，而非基于上海本地文化与制造能力的原创机制。消费价值更多体现在品牌溢价与空间展示层面，本地生产体系并未与核心商圈消费形态形成深度互动。与此同时，这种非标准化体验的消费基础仍主要来自流动性的入境客群，而未在本地培育出稳定的消费文化群体。

静安区核心商圈的租金门槛与坪效要求，客观上筛选出了利润率最高、标准化程度最强的国际资本，却将那些需要低成本试错空间、依赖“慢工出细活”的非标准经济（如本土设计师、手作工坊）系统性地挤出了市场。这种机制导致消费升级更多停留在“买得更贵”的价格层面，而难以深化为“产业更根植”的结构升级。当流量与资源高度集中于主街的标准化大牌时，本该培育非标准经济的“后街支马路”，在租金溢出效应下失去了容纳多元小店与独立工匠的空间。静安的繁荣因此呈现出一种“悬浮”特征——人们在这里消费的是巴黎或米兰的标准化符号，而非上海本地的非标准文化生产。城市空间更像是国际品牌的“秀场”，而非本地创新的“工坊”。

其次，当前定制消费的供给端仍带有浓厚的工业化惯性，更强调产业链完整性、可量化指标和规模目标。如果定制消费要真正实现结构性升级，生产组织需要从单纯追求规模效率，转向以服务、工艺和创新为核心的模式。

典型案例如黄浦区。该区依托全国珠宝要素市场与交易重镇的深厚积淀，打造“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这是向非标准经济靠拢的前瞻性尝试，旨在将高附加值生产环节重新嵌入后工业化的消费中心街区。相比静安，黄浦区的目标是实现生产与服务的个性化，以消费升级驱动产业与空间更新。

从政策文本看，黄浦区“上海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的建设，仍体现出以工业化逻辑为核心的产业升级思路。规划明确提出了扩大交易规模（千亿级目标）和提升企业能级，试图通过补齐设计、交易、服务等环节，来构建完整的珠宝产业链。这种“高附加值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在产业层面是先进的，但其本质仍是将珠宝视为一种可被规模化的高附加值“产品”。为了实现规模效应和量化指标，政策资源优先向大型交易平台、品牌总部等“便于统计”的企业倾斜。独立工匠、学徒制及微型工作室作为非标准经济的核心单位，由于产值不易量化，难以获得同等制度和空间支持。这种偏向性在制度与空间选择上有所体现。制度层面，政策对技艺传承与人才留存的关注相对有限；空间层面，当前规划更侧重商业展示与交易功能，而尚未形成以个性化“服务”为核心、与城市街区公共空间紧密连接的工匠栖息地。

目前，功能区的空间载体建设主要聚焦于园区、楼宇等产业载体，并通过财政激励支持设计师工作室、创新孵化空间等布局。政策文本虽提及“前店后厂”“工业上楼”等空间模式探索，但这些载体目前主要集中于办公楼宇、产业园区或封闭式专业市场，生产过程仍偏向内部化，与街道公共消费空间的互动性有限。这种内部性意味着生产环节尚未融入城市街区，消费者更多体验品牌展示与销售，而非可参与的工艺互动。定制消费的独特魅力之一在于生产过程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如裁缝剪裁、工匠加工等体验场景，但在现阶段，这类互动体验尚未广泛实现。

总体来看，上海定制消费目前的症结在于，其完成了面向入境游客的“服务出口”闭环，却尚未打通“以消费驱动生产、以产业重塑空间”的链条。未来应借助定制消费的兴起，推动本地非标准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强化消费升级对城市更新的长期驱动力。关键在于培育本地的差异化消费结构，并为其提供制度创新和空间支撑，以引导服务产业与城市品质的持续优化。

上海入境游驱动的定制消费呈现高端化、个性化和体验化特征，但其繁荣主要基于流动性的海外客群，本地尚未形成稳定的差异化消费需求。与此同时，供给端仍偏向规模化和工业化逻辑，难以激活以服务、工艺和创新为核心的生产模式。供需两端的局限使定制消费尚未跃升为真正的消费升级。未来应借助定制消费兴起，培育本地的多元消费结构，并通过制度创新和空间支撑推动非标准经济发展，从而优化服务产业与城市空间，实现消费升级对城市更新的持续驱动力。（L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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