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全国两会期间，“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进入集中审议阶段。伴随中国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老城更新与文化空间再利用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两会讨论中，多位代表委员专门提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出现的“拆真建假”现象：一些地区在更新过程中拆除真实历史建筑，却以仿古建筑替代，导致文化真实性与历史连续性受到质疑。这一讨论折射出当前城市更新进入深水区后的一项核心矛盾：当城市越来越重视文化表达时，文化本身却可能在工程化实践中被消解。事实上，自“十四五”以来，在“文化自信”与文旅经济推动下，全国多地启动古城复兴与仿古建设工程，一场以传统文化为名义的城市更新浪潮迅速展开。然而实践很快暴露问题。以投资达10亿元的大雍古城项目为例，该项目长期停滞，不仅未形成文化功能，反而成为地方财政负担。这类案例警醒我们：即城市绝大多数已并非真实历史遗存时，在这种古建不‘古’的背景下，我们究竟在保护什么？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古建筑保护与重建问题上，与其一味追求“拆真建假”“修旧如旧”强调物的留存，不如强调“整旧如旧”，更注重“事”的延续，即传统营造过程与社会实践的活态传承。只有当保护演变为一种持续的社会行动，传统技艺与价值观才能真正延续，并产生持久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影响力。这对当前中国城市更新向增量提质转型尤为关键。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许多标志性历史建筑本身即经历多次毁坏与重建，如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以及重建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在当代新古建与历史重建之间已出现本质差异。当前新古建大致形成三种路径：一是传统木构复刻，严格遵循传统营造法式，但因材料与匠人成本极高，仅限少数国家级工程；二是应用最多的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主体完全现代化，传统元素退化为外立面装饰；三是近年兴起的铜包钢结构仿古建，以上海静安寺、杭州香积寺为代表，以现代钢结构为核心、金属包覆塑造宏大古典形象，承担城市地标与文旅核心功能。

三种路径虽技术层面差异明显，却指向同一趋势：表面上看重建延续了历史，但支撑传统建筑的城市哲学已发生根本变化。传统建筑逐渐由生活空间体系转化为视觉景观产品，其存在逻辑更多服务于城市形象塑造与旅游消费，而非延续原有社会功能。这一变化意味着，“拆真建假”的做法和“修旧如旧”理念并非真正服务与传统文化保护，而是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传统建筑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是因为社会持续需要这种空间类型作为城市在存量发展大背景下提质增量的抓手。因此，当支撑建筑存在的生活方式、制度秩序与价值结构发生转变时，迫切需要“新古建”的城市在营造方式上必然随之改变。

换言之，建造逻辑的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城市关系的变化，因此新古建争议最终指向的并非工程问题，而是城市哲学问题。事实上，中国传统建筑的价值从来不在形制本身，中国传统建筑背后的核心思想在于“天人合一”，其空间营造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以及时间秩序在空间中的沉积。建筑并非孤立景观，而是社会生活与精神秩序的物质表达。但当新古建在材料体系、结构方式与功能定位上已全面现代化，建筑形式虽然被复制，但支撑形式存在的价值体系却不再延续。传统因此被转化为一种可被快速生产的文化意象，直到传统建筑意义被现实需求消解后，出现的同质化现象磨灭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进而在被大量模仿复刻后出现了既不叫好又不叫座的情形

对此，安邦智库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指出，当前复古的“新古建”发展路径实际上是一种背叛。被背叛的并非建筑形式，而是支撑传统建筑存在的城市哲学。不同的思想，将会提供不同的“市场”。再也不按旧制去做，那么就不会再有熟悉旧制建筑的一切人才、技术和材料，一切都会永远不同，谈何保护？关键在于维持一个持续的需求市场。只有当社会上存在大量需要维护的传统建筑时，传统技艺的传承才具有实际意义。

从历史上看，中国多次朝代更替往往伴随城市毁坏与工匠体系瓦解，而匠人技艺长期依赖师徒口传，一旦需求中断，便会陷入“人亡技绝”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真正的文保不仅需要“物”的留存，更需要稳定存在的社会市场。正是在这种市场萎缩的背景下，我国长期历史建筑保护出现的“拆旧建新”“修旧如旧”，试图通过恢复建筑外观来证明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是一种“假保护”。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中叶梁思成先生就曾指出，“修旧如旧”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古董行业中的“作旧”手法。所谓“修旧如旧”，往往是通过技术手段使建筑在视觉上恢复为“旧”的样貌；当原建筑已经灭失、文献资料又十分有限时，这种修复往往只能建立在推测甚至臆想之上，其呈现的“旧”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历史效果，造成只知其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相比之下，与其追求视觉上的“修旧如旧”，不如坚持“整旧如旧”，在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前提下延续建筑的真实历史过程。

以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为例。在70年代末期维修过程中，除替换了后世的改建，从门窗小木作，到屋面瓦作都使用了“复古”的做法。乍看上去，好像挺正确，恢复到了“唐朝”的样貌。但仔细一想，谁也没有见过唐朝真正的南禅寺长啥样，这不免会想当然，重建后的南禅寺大殿历史照片相差甚远，宋明清历代修缮的大殿前檐的砖券门、彩画等都不见了踪影。一味地以现代技术“复唐”，索性将错就错，导致此前南禅寺大殿留下的历史信息彻底断了传承。相比之下，“整旧如旧”的核心不在“修”，而在“整”，即在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结构、材料，尤其是历史信息的前提下进行修复或重建，而非回到某一想象中的历史时刻。从这一意义上看，古建筑保护并不是制造“看起来像过去”的建筑，而是让历史本身继续存在。这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持续运作的动态修复机制，使建筑继续处于被使用、被维护的状态之中。也正因如此而具有稳定的社会“市场”。只有当建筑仍被需要、被反复修缮，相关技艺、材料与工匠体系才可能持续存在，这正是“整旧如旧”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保护的原因。

日本的经验提供了重要参照。其“造替”制度，即在建筑老化后于原址按古制重建，并形成完整的仪式与制度循环。伊势神宫延续1300年的“式年迁宫”，每20年按古制重建一次神社建筑，其意义不在保存实体，而在保护传统历史技艺维护城市哲学传承。20年恰好构成匠人从学徒成长为师傅的完整周期，每一代人都必须亲身参与传统营造，从而使技术、材料与审美持续存在。传统在这里不是被保护，而是不断被重新生产。正因如此，日本得以提出《奈良真实性文件》，形成区别于《威尼斯宪章》的保护理念，其实践规模最终转化为文化话语权，也使文化资产不断创造经济价值。通过旅游、工匠产业链和地方品牌，日本的传统建筑成为可持续的经济资源。

由此可以看到，古建筑保护的本质还是城市哲学问题。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如果传统仅被视为文旅资源与视觉符号，那么新古建只会不断增加，而真正的传统营造体系却持续消亡。只有当城市重新建立与传统连续的价值逻辑，使传统建筑重新成为被需要的空间类型，传统材料、技艺与匠人体系才可能恢复生命力。

传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存在市场，而市场背后则是一套系统的城市哲学。保护古建筑，从来不是简单保护建筑本身，而是维护一种仍被现实社会需要的价值观。当城市哲学仍然承认人与自然、时间与空间的连续关系时，传统才能跨越时代延续；当这种哲学被放弃，再宏大的仿古建筑，也只是没有记忆的外壳。（H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