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的“极化效应”是个伪命题

城市问题研究   2026-05-14

在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叙事中,“极化效应”曾经长期被置于负面框架里解读。一般来说,“极化效应”这个概念是由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达尔于1957年提出,大意是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一旦地区间发展水平与发展条件出现差距,条件好、发展快的地区就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为自身积累人才、资金、产业等有利资源要素,从而进一步遏制落后地区的发展,处境日益恶化。后来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进一步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加以负面化定义后提出“极化-涓滴效应”学说,认为国家应该通过税收制度和再分配制度进行干预和引导,抑制这种极化效应。

受此影响,许多国家政府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时,习惯性陷入了一种“公平优先”的行政干预逻辑,政策重点围着“限制要素流动、加强行政调剂”而展开。这一政策逻辑对世界各国的区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本极高。实际上,正如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强调的那样,“极化效应是一个伪命题”,这一概念实际是建立在对客观现象的归纳基础之上的,大家看到一种其实很简单的现象归纳,人和企业都喜欢往富裕地区跑,于是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研究和总结。经济学家们站在特定一端,认为是富裕地区吸走了贫困地区的发展潜能,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流行一时的极化效应概念。

有必要加以警告的是,虽然归纳法(Induction)是现代科学的基石,现在非常流行,但在哲学界,实际从大卫·休谟(David Hume)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这些伟大的哲学家,早已对归纳法进行过毁灭性的批判。其中一个对归纳法的著名批判表述是:你即便是观察了1000只天鹅都是白色的,因而归纳得出“天鹅皆白”的结论和定义;但在逻辑学的论证上,你根本无法保证第1001只天鹅的颜色也是白色的,而它很可能是黑天鹅。事实上,黑天鹅也确实存在的,这就是归纳法的或然性。因此在科学上,归纳法并不严谨,具有其内在的缺陷性。

实际上,极化效应对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的节点性认识,有着比较明显的片面性。如果从更长的周期看,极化从来不是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终点,而是动态升级的必经阶段。例如日本东京都市圈、韩国首尔都市圈都曾经历过“极化-再组织-溢出”的完整周期,最终带动了周边更大范围的区域发展。东京集聚总部功能与金融规则制定权,横滨承接先进制造与港口物流,千叶发展文旅生态与居住配套,三地形成了高效分工。对比现在的情形来看,说围绕东京出现了极化效应,吸走了周边的发展潜能,显然是非常不客观的看法,尽管三地之间确实存在经济差异。

一个国家总是存在不同的区域,在发展过程中,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增长极)的方向做出某种程度的单向流动过程,被负面定义,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将一个符合逻辑以及经济规律的正常过程,定义为一个负面过程。从经济地理的基本逻辑看,资金、人才、技术总是流向营商环境更优、产业配套更全、回报效率更高的区域,这是全球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强行阻断要素流通,不仅违背市场规律,非常可能让所有相关区域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

因此,有关极化效应的客观讨论,可以让我们在均衡条件下认清一个事实,所有的改变只能是基于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区域相对不发达地区的条件变好;第二,区域发达地区的条件变坏。这两个条件只要满足其一,都会造成逆流动,从而改变区域的原有发展格局。比如雄安新区的建设,其实就是一种宝贵的“让自己变好的制度试验”。

在区域发展的问题上,要客观看待问题、从均衡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导致有效率的政策解决方案。

中国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的崛起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中西部的人才、劳动力、资金大规模流向长三角、珠三角,这种“极化”并未拖垮中西部,反而通过收入回流、产业扩散与梯度转移,为后续更大规模的均衡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那些试图用行政手段限制要素流动的区域,反而经常陷入长期的发展停滞甚至集体塌陷。

当前,一些边缘和欠发达地区仍然陷在“受害者叙事”里,精力放在“要政策、要补偿、要转移”上,忽视了自身市场化改革滞后、营商环境短板、产业承接能力不足等自身问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例,北京周边部分地方曾长期纠结于“被北京吸走了多少资源”,甚至以“环京津贫困带”自我定位,结果错失了产业培育与提升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期。即便当核心城市进行功能疏解和产业外迁时,周边地区也会出现“疏解的资源接不住、留不住”的尴尬局面。

总而言之,跳出对“极化效应”的理论认知陷阱,重点并非是在进行一种理论研究,而是通过对理论根源的讨论,进行概念认识的纠偏,在两个区域改变的必要条件基础上,推动从“零和博弈的虹吸叙事”向“正和博弈的共生共建”发生转变。(C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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