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近期，我国多家建筑央企举办的年中会主题已经从“增长”变成了“活下去”。某头部建筑央企的内部文件显示，上半年新签合同额同比下降超过15%，部分子企业的项目储备仅够维持半年。从宏观上看，建筑业PMI连续多月徘徊在荣枯线附近，从业人员指数持续低于48。

这不是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中国建筑业正在进入结构性转折点。

过去的二十年，中国建筑业不仅仅在盖房子，真正运转的是一套以项目为单位、以规模化为指标、以土地财政为底层支撑的制度性城市化“开发机器”。在这套体系中，建筑的内容和品质并非主要目的，开工面积、投资额、GDP贡献才是。这些开发工程往往以高杠杆资产融资和项目滚动开发为抓手，一旦资金拨付完毕，各方主体迅速离场，由建筑业施工方来垫资收尾。整套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土地财政”和“撬动资产杠杆”而服务。不为运营空间，不为培育文化，不为积累知识。而当这两个前提不再成立时，整个制度也就随之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日本建筑业的历史发展经验，已经为这种制度异化的后果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完整镜像。1992年，彼时日本建筑业投资84万亿日元见顶，此后经济便进入了“失去的三十年”，建筑业投资一路腰斩至42万亿。当时，日本政府的第一选择是救市：历经八轮财政刺激，公共工程预算超50万亿日元，终于在1995年短期稳住了就业，但代价是大量本该倒闭的中小建筑企业靠银行续贷和政府订单硬撑下来，成为“僵尸企业”，并导致了严重的代际断层：建筑业55岁以上从业者占比36%，29岁以下仅占12%。从后面的历程来看，这种行为让整个日本建筑行业的出清和升级被拖慢了至少十年。

那么，建筑业在如此窘境之下，正确的战略方向应该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用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日本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本质上也是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必然状态。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开发已经即将进入尽头时，叠加老年少子化的深刻发展，社会整体就会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制造业的就业和产值比重开始结构性下降，表面的制造业衰退实质上是快速服务业化和知识化的过程。而日本建筑业的下半场，就牢牢抓住了这个时代的契机——就在日本建筑业在施工端萎缩的同时，设计端却出现了逆向繁荣。同一时期，一连串日本建筑大师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项，在国际上绽放光芒，让日本建筑文化和美学理念达到了国际影响力高峰：槙文彦，1993年获普利兹克奖，他是新陈代谢派的创始人，代表作为代官山集合住宅，打破了传统“单体建筑”思维，创造了历时25年有机生长的完整街区，成为住宅与城市融合的典范；安藤忠雄，1995年获普利兹克奖。他是自学成才的前职业拳击手，代表作光之教堂、水之教堂全部诞生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他的清水混凝土不是有钱人的审美，而是“穷人的美学”。材料极简到只剩下混凝土，但空间体验却极丰富；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2010年获普利兹克奖。1995年共同创立SANAA，那正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最深的时期。他们用轻盈透明的建筑语言，与泡沫期夸张厚重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伊东丰雄，2013年获普利兹克奖，他推动了建筑从“现代主义机器”向“自然有机体”的转变；坂茂2014年获奖，他的纸管结构高度创新；矶崎新2019年获奖，他是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代表，代表作洛杉矶现代美术馆。还有“无冕之王”隈研吾，他提出了“负建筑”，主张建筑不是视觉上的“物体”，而是与自然融合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对泡沫期过度物质化的正面反叛。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结构性调整的问题。过去是“批发”，现在是“零售”。所有建筑相关行业，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适时调整，将过去开发时代的批量模式，转为更加专精的模式，更加富有特色的模式。这当然就规模而言是一种变革，是一种淘汰，但也是一种存在创新空间的变革。

因此，日本建筑业的施工端在萎缩，而设计端却逐步开始爆发出被压抑的能量。这不是因为危机造就了文化，而是当制度异化的机器停止运转后，一直被压制在设计端的力量获得了释放空间。日本建筑界其实一直有很好的历史制度基底。早在1887年明治时代，当时日本建筑业就构筑了以建筑师监督权为核心的行业机制，要求建筑师不只是做设计，还必须拥有对整个施工工程提出一票否决的权力；1950年代《建筑士法》出台，其核心条款就直接规定了建筑师不只是施工方的“配合方”，而是整个工程的“监督方”，需要负责对最后施工结果签字验收。在资本盛行的高速城市化开发阶段，日本的建筑师也只能退避三舍。但是当资本退潮、不再有人为夸张的建筑项目买单时，设计文化就被迫回归最本质的问题：建筑到底为了谁而建？城市到底为了谁而开发？可以说，建筑制造萎缩与建筑文化繁荣正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当资本驱动的开发机器停止运转后，被长期压制的设计力量反而获得释放空间。

对于中国建筑业来说，我们的建筑业在建国之后才得到稳定发展的环境，并没有日本那么充分的历史准备。我国虽然也要求主任建筑师需要对相关图纸签字负责，但与日本建筑师拥有全程监督权和一票否决权相比，我国的建筑业整体行业管理仍以设计与施工分离的DBB模式为主——设计院完成图纸后移交给施工单位。虽然理论上设计方仍需对图纸的可施工性承担技术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由施工方基于现场条件（更多是经济账）提出变更诉求、要求设计方配合修改，而非设计方主动发现问题的情况更为常见，与日本的建筑师制度是根本性的区别。

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建筑业界现在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市场什么时候回暖”，而是如何利用这个周期下行期，完成整个产业的制度性重构：把产业和政策资源集中到建筑文化设计端，重建人才培养和工程管理制度，让建筑设计文化更符合城市精神文化内核，再落实到实际工程项目中，回馈给实际的底层社会、公共空间和精神生活。当一个经济周期过去，如果攒下的不只是规模和产能，还有有效沉淀出一套以人为本的文化体系和管理制度，塑造一种“制造本身就是知识积累和文化、社会再塑造的动力源”的行业共识，那下行周期反而可能是推动建筑文化破茧而出的新机会。（CNJ）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问题研究中心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问题研究中心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