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当前，中国城市更新正步入关键转型期——从大拆大建转向城市更新，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现实中，大量更新项目建成后陷入“有空间、缺运营”的困境，专业化的城市空间运营商严重匮乏，传统物业管理模式难以胜任复合化的空间运营需求，更新成果面临“二次荒废”的风险。对此，安邦智库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敏锐地指出，中国城市更新的核心挑战并非物化空间的合理性，而是文化、传统与城市印象等“软领域”的流失。也就是说，我们在更新空间的同时，也在消解城市的文化记忆、公共意识与社会认同。

需要首先厘清的是，本文“绅士化”并非传统城市研究中惯常所指的“士绅化”（即中产阶层迁入导致原有社区因生活成本上升而被置换的现象），而是特指城市文化、公共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提升。当城市更新一味注重空间改造而忽视文化内核，导致上述文化与社会公共性持续流失，这便是“逆绅士化”现象。

基于此，陈功先生提出了“儒绅之道”概念，用以对抗“逆绅士化”，通过“儒绅”这一角色在社会上的复兴，推动城市文化与社区生活品质全面提升。

这一立场，与《城市的胜利》作者爱德华·格莱泽等西方学者的主张根本不同。他们所秉持的是在市场自由主义框架下对传统“士绅化”的拥护，主张放松管制、大量建造高楼以增加住房供应，借“涓滴效应”释放老旧住房给中低收入群体。这套逻辑试图以物化空间的经济效率应对住房短缺，却忽略了得利者与施恩者并不全然重合，更遮蔽了住房问题背后的公民意识与文化因素。而陈功先生以“儒绅之道”为核心的更新理论，则聚焦城市的文化底色，强调城市更新的本质在于文化修养与公共精神，而非物质财富的简单堆砌。由此，城市更新不能再停留在空间条件的改善，必须重构一种能够孕育文化影响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主体。

“儒绅之道”的提出，并非简单拼合“中国儒家”与“英国绅士”，而是旨在萃取二者相通的核心理念：以文化修养为根基、以公共担当为使命，形成一种植根历史、着眼长远的城市治理精神。要理解这一理念，首先需要厘清“绅士”与“乡绅”在中国传统中的真实内涵。中国儒家讲“威武不能屈”，其内在的尊严与公共担当，与绅士文化一脉相承。可惜的是，中国历来存在对“乡绅”的胡乱定义：凡在乡村有权有势者便被称为“乡绅”，结果这些人常常成为变乱的源头，太平天国运动便是典型。事实上，真正的乡绅之所以能成为基层治理的稳定力量，恰恰在于其兼具文化修养、审美品位、基层整合能力与公共管理素养，这些品质缺一不可。当代中国城市更新中对“绅士化”的理解长期停留在物质层面，忽略了上述文化内核，这正是“逆绅士化”现象滋生的深层原因。

那么，城市如何走向真正具有文化底蕴的“儒绅之道”呢？关键不在于格莱泽式的被动施恩，而在于主动激活“儒绅”这一兼具文化自觉与公共担当的社会力量，引导其将财富、品味与整合能力投向城市公共领域。这必须依赖一套精巧的制度设计，从“资本”和“治理”两个维度协同发力：宏观层面，通过资本引导，将私人财富的增值诉求转化为城市公共投资的动力；微观层面，通过社区治理，让儒绅的文化整合能力有机嵌入基层秩序，最终构成完整的城市运营链条。

从宏观资本配置看，应以财税激励推动儒绅资本向公共领域转化。当代我国实践多依赖政府主导和精英的有限参与，社会捐赠占比偏低，根源在于缺乏常态化的资本引导渠道。儒绅阶层区别于一般财富持有者的关键，在于其行为模式深受“修身齐家”的儒家伦理浸润，对家族声望的代际延续和文化资本的跨代传递有着远超常人的执着。这种代际传承的深层诉求，恰为政策设计提供绝佳杠杆。

历史上美国基金会的兴起便是明证。1916年遗产税、1924年赠与税相继落地后，富豪阶层意识到直接向后代传承资产将产生高额税负损耗；而将资产注入基金会，既能稳固自身社会影响力，维系家族对实业的长期控制权，更能树立自身投身公共事业、传承地域文化的正面形象。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等基金会由此勃兴，私人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公共领域。在城市更新领域，美国又通过历史税收抵免等工具，精准引导资本投向历史建筑修复和低收入社区。这些设计的共同逻辑是：尊重代际传承的本能，以税收杠杆将“为子孙计”的私益动机转化为“为城市计”的公共结果。参照此逻辑，我国可探索建立城市更新专项基金会，对历史建筑修复投资给予税收抵免，为社区公共品供给提供财税激励，使儒绅阶层将自身长远利益与城市繁荣紧密捆绑。进一步通过资助城市艺术项目、主持历史建筑活化、参与社区教育、组织公共文化活动等方式，将自身文化资本外溢为社区公共文化产品。

从微观社区治理看，制度重构同样不可或缺。建国以后，政府和群众间缺乏统一的中间阶层，这一结构性缺失在城市更新中尤为突出：当大规模物理改造完成之后，社区的文化认同与公共秩序由谁来维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但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事务中，“你能否为我发声”与“你是否让我顾全大局”之间仍然存在信任鸿沟。尤其是当居民的利益诉求与行政目标不尽一致时，基层组织的双重代表角色往往引发群众的疏离感。破解这一困局，恰恰需要发挥儒绅之道的独特价值：作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格局下的有益补充，其声望不受“大局”影响，因而更易成为群众利益的表达者与公共利益的协调者，以及民意的承载者，重建政府与民众之间那道缺失已久的中间桥梁。

英国近代早期的治安法官制度提供了重要参照，该职位大多由国王任命的不领薪俸的地方乡绅充任，从而能综合考量中央政令与地方实情，做出自由裁量。新加坡公民咨询委员会同样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儒神”治理经验：每个选区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委员从社区中“活跃的人、比较受群众尊重的人、乐善好施的人”中遴选。自上世纪60年代李光耀推动设立以来，这一制度在新加坡公共治理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社区领袖植根民众，与基层自治组织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既推动了公共事业发展，又节约了公共开支。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社区领袖始终在执政党基层组织的框架内运作，其功能是辅助而非替代行政体系，这一“辅助共治”的定位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儒绅角色的理解。

这种依托儒绅精神的基层自治模式，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有着更广泛的体现。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大量从南洋寄往潮汕、闽南侨乡的侨批背后，皆是海外华人通过资金汇兑、本土投资、捐建学堂、铺路修桥等方式反哺家乡公共建设的缩影。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均形成高度成熟的自治社区体系：以宗乡会馆为情感纽带，华文学校为文化根基，互助社团为运行载体，搭建起覆盖小额金融、文教传承、慈善救济的自治网络。远赴海外的华人并未抛弃儒家仁爱、义利兼顾的传统，反而在现代法治框架下，将传统乡绅精神中的自治互助、公共担当发挥到极致，成为当地社会治理的标杆。这些跨地域实践充分证明，儒绅精神并非仅适用于传统乡土社会，在现代城市文明中同样能够落地生根，前提是制度层面给予充足活动空间与正向激励。

回溯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这一制度逻辑其实早有深厚根基。历代士绅衣锦还乡后，在乡里修桥铺路、赈济灾民、主持社仓、捐助学堂，明代沈鲤在《社仓条议》中即主张推举“好善而公正”之士绅专司社仓事务，清代绅商更在嘉定、佛山、徽州等地形成了“以商养善、以善护商”的成熟运作模式。支撑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的，是一套将公共贡献与家族利益代际绑定的激励机制：对积极供给公共品的士绅，朝廷给予立碑、牌坊、顶戴等表彰，并通过记录功名、举荐子孙读书应试，将个人善举延展为家族荣耀，构建起“为善利己、惠及子孙”的长效机制。通过制度化的荣誉授予和代际激励，公共贡献成为士绅及其家族持续追求的目标。

当前中国城市更新已全面进入存量时代。真正短缺的不是资金、规划或运营技术，而是能够持续供给公共品、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主体。所谓“儒绅之道”，并非恢复传统士绅等级，而是在现代制度框架下，通过税制激励、荣誉授予、基金会运作、社区参与等制度安排，将私人利益与资源持续引导至公共领域，从而重建城市公共性，破解“逆绅士化”困局。儒绅的角色，应始终定位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格局下的协同力量。这种机制不是对传统士绅的简单复刻，也非对西方经验的生硬移植，而是一次植根本土、面向当代的治理智慧再发掘。（H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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