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摘要：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企业组织方式变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演进，我国3.2亿规模的广义灵活就业群体内部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青年，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通过数字平台、项目制等灵活就业方式进入劳动市场。青年零工化由此成为观察劳动市场组织方式变化的重要窗口。青年零工化正在推动劳动市场从以“岗位”为中心，向以“任务、项目和能力”为中心转变。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青年能否获得即时收入，更在于零工就业能否形成持续的人力资本积累、职业发展路径和长期收入预期。这一变化还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婚育、居住和人口流动。对城市而言，过去个人主要通过单位获得工作、保障和城市生活条件，未来则可能更多通过平台获得任务、通过社区连接生活、通过城市获得公共服务。城市发展也需要从单纯提供岗位和空间，进一步转向提升“就业承载能力”，推动保障跟着人走，并重新组织办公、居住、社区和公共服务空间。青年零工化正在成为观察未来城市发展逻辑变化的重要变量。

安邦智库城市问题研究中心

2026年09月20日

2026年8月，16—24岁城镇非在校生劳动力失业率为18.9%，25—29岁为7.5%。与此同时，2026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在就业总量压力与经济结构调整并存的背景下，越来越多青年正在以不同于传统就业的方式进入劳动市场：有人进入外卖、网约车等平台，有人承接设计、内容制作、技术开发等项目，也有人通过兼职、自由职业和小微创业寻找收入来源。

这背后发生的变化，可能比“青年就业难”本身更值得关注。过去，一个年轻人进入城市，往往意味着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进入一个企业或单位，并由此获得收入、社会保障、住房和其他城市生活条件。就业岗位不仅是获得收入的渠道，也是个人建立职业身份、积累人力资本、形成家庭预期和融入城市的重要入口。

但今天，这个入口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平台经济、项目制用工、灵活就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来越多工作被拆分成任务、项目和具体能力，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灵活。一个人未必需要先进入一个固定单位，才能获得工作；他可以先通过平台获得任务，再通过一次次项目积累收入、经验和能力。

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已经不只是“灵活就业人数增加”这样一个数量变化，而可能是劳动市场组织方式的一次结构性调整。约3.2亿规模的广义灵活就业群体内部正在分化，其中越来越多青年进入这一体系。问题也随之从“有没有工作”，进一步转向“这样的工作能不能形成职业发展”“能不能积累人力资本”“能不能形成稳定的长期预期”。

而当这些变化持续发生，它最终不会停留在劳动市场内部。一个人的就业方式会影响收入和消费，影响住房选择、婚育决策和人口流动，也会影响他如何使用社区、公共服务和城市空间。过去围绕固定单位形成的城市运行逻辑，也因此需要面对新的就业形态。因此，理解青年零工化，不能只把它看成青年就业的一种过渡现象。它更像是一扇窗口，让我们提前看到未来劳动市场、人口行为以及城市发展可能发生的变化。本文试图沿着“青年零工化—劳动市场重构—人力资本变化—人口行为变化—城市发展逻辑调整”这一链条，讨论这一正在形成的新变量。

一、青年零工化的兴起——拆解3.2亿灵活就业人群

（一）从“灵活就业”到“零工群体”

“灵活就业”并不是一个单一就业群体，而是一个统计口径十分宽泛的政策概念。

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2026年6月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广义灵活就业人员约为2.8亿，预计2026年将增至3.2亿，占全国总就业人口（预计7.25亿）的44%以上。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2025年12月公布的官方测算则为超过2亿人。

两组数据存在差异，主要源于统计口径不同。研究机构采用广义口径，将个体经营者、传统零工和平台就业人员等均纳入统计；官方统计口径则相对更为严格。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灵活就业主要包括三类：个体经营者、非全日制和零工劳动者，以及依托互联网平台形成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从规模上看，广义灵活就业既包括8000多万个体工商户，也包括传统生活服务零工和不断扩大的平台就业群体。

也正因为涵盖了不同类型劳动者，这3.2亿人实际上是一个内部差异极大的群体。其中，个体工商户是其中规模较大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容易与零工劳动混淆的一类。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他们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承担的是经营风险，而不仅仅是劳动风险。

因此，如果从劳动关系而非经营主体的视角进行分析，在剔除个体工商户之后，真正需要讨论的零工劳动者规模，大约在2.4亿左右。这一划分是基于劳动关系视角提出的分析框架，并非官方统计口径。

（二）从“传统零工”到“数字零工”

这2.4亿零工，如果按照就业组织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传统零工，大约有1.3亿人，主要包括家政、保洁、育儿嫂、建筑临时工等劳动者。他们主要依靠熟人网络、劳务市场等传统渠道获得工作机会，是传统意义上的零工劳动者。

另一类，则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和算法组织起来的数字平台零工。根据《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公布的灵活就业结构数据，结合劳动关系和就业组织方式进行分析，在剔除约8000万个体经营者和约1.3亿传统零工后，这部分数字平台零工规模约为1亿人左右。他们主要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媒体创作者、线上外包人员以及AI数据标注人员等。

这一数字并非官方单独统计结果，而是基于现有数据所作的分析性估算。

那么，这近1亿数字平台零工内部，究竟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三）数字零工池里的“新面孔”

过去，打零工更多是低收入劳动者解决就业和收入的方式；但今天，在经济调整、企业组织方式变化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的共同作用下，数字零工池内部出现了三类新增来源。

第一类，是“转型入网”的传统蓝领。他们可能因为房地产下行、工地停工、工厂裁员，被迫转向外卖、货拉拉、网约车等平台就业。虽然进入了数字平台，但本质上仍然是传统体力劳动者，他们最大的诉求依然是生存和收入。

第二类，是“转岗入网”的白领劳动者。他们受到部分行业调整、大厂裁员等因素影响，背负房贷、车贷等家庭支出压力。为了维持现金流，不少原本从事白领工作的劳动者开始进入网约车、线上外包等平台就业。

第三类，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类，是“首次入网”的青年毕业生。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开始进入外卖、网约车、自媒体以及AI数据标注等原本主要由低技能劳动者占据的就业市场，使不同技能层次的劳动者开始在同一平台直接竞争，也进一步加大了传统零工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压力。

这种变化并非个案，而已经得到多项调查的印证。

国家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2020届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比例为16.9%，2021届为16.25% 。麦可思研究院的数据则显示，2024届本科毕业生灵活就业比例为5.8%，高职毕业生为9.6% 。这说明，青年进入零工就业，已经开始从一种短期过渡，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特征的就业趋势。

本文所说的“青年零工化”，并不是青年偶尔做零工，而是越来越多青年以零工就业作为进入劳动市场的主要方式，并可能长期停留其中，从而推动青年就业结构持续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近年来，欧美学术界越来越多使用“Gigification”（零工化）来描述劳动关系不断向平台化、任务化演变的趋势；日本则长期关注“非正规雇佣化”对青年职业发展、婚育和社会保障带来的影响。虽然不同国家使用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反映出同一个趋势——越来越多青年，越来越难直接进入稳定、长期的职业发展轨道。

当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通过平台而不是传统岗位进入劳动市场，而且停留时间不断延长，我们面对的就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就业过渡，而是一种具有持续性的就业结构变化。过去，零工经济主要吸纳的是剩余劳动力；今天，它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并逐渐演变为青年进入劳动市场的重要入口。因此，青年零工化已经不仅是一种就业现象，而成为观察未来劳动市场、人力资本配置、城市发展乃至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窗口。

二、聚焦青年零工化：为什么越来越多青年进入零工系统？

（一）青年为什么进入零工系统？

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青年进入零工经济，是一种主动选择。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依据。李佐军等学者的调查显示，超过87%的年轻人认为，灵活就业能够提供更自由的工作方式，更容易体现个人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多青年开始重视工作自主性、生活质量以及身心健康，希望摆脱传统职场内耗。但是，如果站在宏观层面观察，仅用“主动选择”来解释青年零工化，显然是不够的。

第一，是青年劳动力供给持续增加，传统职业入口承压。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2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3万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进一步达到1270万人。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9%，25—29岁为7.5%，30—59岁为3.9%。其中，16—24岁较7月份上升1个百分点，25—29岁上升0.3个百分点，而30—59岁保持不变。

从时间上看，16—24岁不包含在校生劳动力失业率2024年8月为18.8%，2025年8月为18.9%，2026年8月仍为18.9%。这意味着，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就业压力，并没有随着总体就业形势稳定而同步消失。

这一年龄组的失业率高于同期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也说明青年从学校进入劳动市场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大量青年持续进入劳动市场，而青年就业又面临较大的结构性压力。对于刚刚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而言，问题不仅是“有没有工作”，还包括“通过什么方式进入劳动市场”。在这一背景下，零工、平台和灵活就业逐渐成为部分青年进入劳动市场的重要渠道。

第二，是企业用工方式正在从“岗位雇佣”转向“任务配置”。

过去，企业招聘的是一个岗位，意味着企业需要长期承担劳动关系、培训成本以及岗位匹配成本。但随着平台经济、人力资源外包以及数字技术的发展，部分企业开始将完整工作拆分为更加具体、标准化、可衡量的任务，并通过外包、派遣、平台等方式完成劳动配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丹丹教授团队根据制造业实地调研和相关数据测算，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聚地区，派遣工占企业用工规模平均可达三分之一，用工旺季可达三分之二；其测算的制造业派遣工占比约为33.4% 。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同样显示，灵活用工正在从传统基础岗位向技术性、专业性岗位扩展。报告数据显示，约45%的企业主要在低技能、基础性岗位使用灵活用工；约20%的企业主要将销售、地推、催收、客服、内容审核、数据标注等半技术、半熟练岗位作为灵活用工岗位；另有约29%的企业主要在IT、其他专业技术以及行政、人力、财务、法务等专业岗位使用灵活用工。

这意味着，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正在从单纯购买一个“岗位”所对应的长期劳动关系，逐渐转向根据业务需要购买具体的劳动能力和任务完成能力。

第三，是人工智能进一步强化了任务拆分趋势。

相比简单讨论“人工智能替代岗位”，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岗位本身。越来越多原本需要完整职业岗位承担的工作，可以进一步拆分为标准化、流程化、可衡量的任务，并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组织和分发。由此，青年零工化已经不再局限于外卖、网约车等传统平台，也开始进入内容审核、数据标注、线上客服、AI训练、数字内容生产等知识型和云端型工作。

这一变化在高学历青年群体中已经有所体现。

《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显示，媒体、网络电商、知识服务、直播等基于云端的新型灵活就业工种中，30岁以下求职者比例普遍超过70%；在基于云端的新型灵活就业求职者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56.2%，高于基于位置的新型灵活就业职位的38.1% 。这表明，数字零工正在突破传统意义上的低技能就业边界，开始成为年轻、高学历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的重要渠道。这也意味着，零工经济吸纳的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而是越来越多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青年劳动者。人力资本进入劳动市场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丹丹团队关于制造业零工化的研究指出，当前部分行业面临的一个突出变化，是正式用工需求与灵活用工需求之间的结构调整。随着制造业智能化、平台化和生产组织方式变化，一些原本由稳定岗位承担的工作开始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配置。

这一变化需要进一步延伸到青年就业领域来看。近年来，青年失业率之所以没有简单表现为更大规模的失业，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零工经济、平台就业等灵活就业方式提供了就业缓冲空间。按照国际劳工组织以及我国劳动力调查的就业统计口径，只要劳动者在调查周内为取得报酬或经营收入从事了1小时及以上劳动，就可能被统计为就业人员。

因此，一部分没有进入传统正式职业轨道、但已经通过平台、兼职、自由职业等方式获得收入的青年，在这一统计口径下属于就业人口。这意味着，青年就业压力并不完全表现为失业，也可能表现为工作稳定性不足、职业发展空间有限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因此，青年零工化并不是青年就业偏好的简单变化，而是在劳动力供给、企业组织方式和技术变革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劳动市场现象。随着越来越多青年进入零工系统，他们面临的就不再只是“有没有工作”的问题，而是另一种更加深层的问题：这种工作能否形成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

（二）青年零工化意味着什么？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青年进入零工系统之后，他们面对的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而是一种新的劳动关系和工作组织方式。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在2011年的著作《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中提出“Precariat”概念，用来描述一类长期处于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状态、缺乏稳定职业身份和社会保障的人群。其核心特征并不只是收入水平较低，更重要的是不确定性。

今天的平台劳动者看似拥有更多时间自由，但与此同时，也越来越受到算法、流量和平台规则的影响。平台经济内部的收入分化同样非常明显。《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4）》显示，直播行业头部与尾部收入差距悬殊：0.25%的头部主播获得行业90%以上收益，而93%的主播月收入不足3000元，31%甚至低于1000元；报告同时显示，部分头部主播日均工作时间达到12—18小时。

网约车行业同样存在明显的供给竞争。2024年全国持证网约车司机达到748.3万人，比2020年增长159%；同期月均订单量增长约38.3%。司机供给增长明显快于订单增长，行业竞争因此加剧。

更值得关注的是，青年进入零工系统后，并不是只与同龄人竞争，而是在与更广泛的社会劳动供给共同竞争。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2025年的网约车司机调查显示，77%的网约车司机是在失业后转入该行业，超过一半是家庭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调查样本中，约九成司机此前曾在制造业、建筑业或个体经营等领域工作。

于是，一个过去并不常见的就业场景正在出现：刚毕业的大学生、经历互联网行业调整的年轻白领、失业转岗的中年劳动者以及传统蓝领，开始在不同程度上进入同一个平台型劳动市场。

过去，零工市场更多吸纳低技能劳动者；如今，高学历青年、中年转岗者和传统蓝领共同进入不同类型的任务市场，使原本按照年龄、技能和行业分布的就业结构开始发生重新组合。青年零工化，不仅意味着青年就业压力增加，也意味着整个零工市场的竞争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三）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保障，而是未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用“生存无忧，发展受限”概括当前灵活就业群体的结构性特征。报告显示，灵活就业人员基础医保参保率已经达到91.5%，职业伤害保障覆盖率达到86.2%；但养老规划信心只有42.3%，认为自己具有职业发展机会的比例为54.8% 。这说明，灵活就业的基本保障正在不断完善，但劳动者对于长期职业发展的预期仍然不足。因此，中国灵活就业面临的新问题，已经不仅是“有没有保障”，而是“有没有未来”。

过去，我们讨论灵活就业，更关注劳动者有没有基本劳动保障；今天，更应该进一步讨论劳动者能不能通过工作形成持续的人力资本积累。青年可以依靠平台获得收入，却未必能够同步积累职业资本。

他们拥有今天的收入，却可能缺少未来的职业信用。收入稳定性下降，可能影响年轻人的住房、消费和资产积累能力；职业发展预期下降，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婚育等长期决策。如果长期停留在低积累性的任务型工作中，技能提升和职业晋升能力也可能受到影响。这些变化最终可能从就业领域进一步传导至消费、人口和长期经济增长。

三、从岗位市场到任务市场：青年零工化如何改变社会结构？

（一）从“岗位市场”走向“任务市场”

过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最主要的方式是寻找一个“岗位”。

企业提供岗位，劳动者应聘岗位，劳动合同把双方连接起来。一个人进入一家企业以后，工资、职业身份、晋升路径、社会保险以及相当一部分社会关系，都围绕这个岗位展开。过去的劳动市场，本质上是一个“岗位市场”。

但现在，这个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把原来由一个岗位承担的工作拆解成若干具体任务，再通过外包、派遣、项目制、平台用工、众包等方式，把任务交给不同的人完成。劳动者也不一定需要进入一家企业，才能获得工作机会。只要能够完成某项任务，就可能直接进入市场获得收入。

这意味着，连接企业和劳动者的中间环节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是“企业提供岗位，劳动者进入岗位”；未来则可能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企业提出任务，劳动者承接任务”。

这也是为什么，理解今天的零工经济，不能只停留在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传统平台劳动者身上。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任务本身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劳动组织单元。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这一变化。

国际劳工组织2023年的研究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就业的主要影响并不一定是直接替代整个职业，而更可能是自动化职业中的部分任务，并改变劳动者在一个职业中的工作内容。2025年国际劳工组织进一步把分析推进到任务层面，在近3万个任务的基础上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在影响，认为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处于不同程度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暴露之中，但由于绝大多数职业仍包含需要人工参与的任务，因此更可能出现的是岗位转型，而不是整个职业直接消失。

这意味着，未来一个人的职业边界可能越来越不清晰。一个人可以同时承担多个项目，也可以在不同平台承接不同任务，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完成过去需要多人协作的一部分工作。企业也可以根据业务变化，把原来长期固定在岗位上的工作重新拆分。过去，一个岗位往往对应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身份。未来，一个人的职业身份可能越来越由“我能够完成什么任务”来定义。

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基础。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7.4万家，从业人员109.3万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十四五”以来年均服务劳动者达到3亿人次，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择业和流动服务。这个数字本身并不等于“任务市场规模”，但它反映出一个重要变化：连接劳动者与工作机会的市场化中介体系正在快速发展。过去，劳动者主要依靠企业招聘进入岗位；现在，越来越多就业、择业和职业流动开始通过平台、专业机构和市场化服务完成。

从这个角度看，青年零工化实际上是一个更大变化的前端表现。劳动市场正在从以“岗位”为中心，逐渐向以“任务、项目和能力”为中心转变。这并不意味着岗位会消失。相反，在相当长时间内，稳定岗位仍然会是劳动市场的主体。但在岗位之外，任务、项目、短期合作和灵活用工的比重可能持续上升。

这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过去，劳动者主要通过岗位进入企业；未来，越来越多劳动者可能通过任务进入市场。而一旦“岗位”不再是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唯一的重要连接点，原来附着在岗位上的很多东西，也需要重新寻找载体。这就是零工化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二）从“职业”到“任务组合”

岗位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一个人形成职业。一个年轻人进入企业以后，通常会经历一个比较清晰的过程：从新人到熟练员工，再到专业人员、管理人员或者其他职业角色。工资增长、技能积累和职业身份通常伴随着工作年限逐步形成。一个人第一份工作积累的技能，会成为下一份工作的基础；第一家企业形成的经验，会提高进入下一家企业的能力；职业资格、行业经验、人脉和组织经验，会随着时间不断叠加。因此，稳定就业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仅仅是每个月有一份工资，而是它能够帮助一个年轻人积累未来收入所需要的人力资本。零工化则可能改变这种积累方式。

如果一个年轻人长期在多个平台之间切换，今天做配送，明天做直播，后天接一个短期项目，每一项工作都能够产生收入，但不同工作之间未必形成清晰的技能递进关系，那么他获得的可能主要是“即时收入”，而不是持续增长的职业资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零工一定不能积累人力资本。一些专业型自由职业者、程序员、设计师、咨询顾问、内容创作者等，也可以通过项目不断积累经验，并形成自己的专业品牌。对于这些人来说，项目本身就是职业发展的组成部分。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情况：工作越来越灵活，但能力没有同步积累；收入越来越即时，但职业路径越来越模糊。这也是为什么，青年零工化不能简单理解成“年轻人更加自由了”。

对于部分青年而言，灵活就业确实提供了进入劳动市场的机会，也提供了比传统岗位更加灵活的工作方式。但如果一个人长期停留在低门槛、低积累、低议价能力的任务之中，那么灵活性可能最终变成职业发展的停滞。经济学意义上的收入，是今天能够获得多少钱；人力资本意义上的收入能力，则是未来能够获得多少钱。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未来真正需要观察的，不只是有多少青年从事零工，而是这些青年能不能通过零工完成技能升级，能不能从低技能任务走向高技能任务，能不能从单纯出售时间转向出售专业能力。如果这些通道能够建立起来，零工化可以成为职业发展的新入口。如果这些通道无法建立，零工化就可能形成一种新的“低积累就业”。一个社会真正需要关注的，不只是有没有工作，还要看工作能不能形成稳定的职业身份、收入预期和未来机会。

这可能是青年零工化向社会结构传导的第一层变化。

（三）从就业问题向人口问题传导

青年零工化的第二层影响，可能发生在人口行为上。对于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工作不仅意味着收入，还意味着对未来的判断。什么时候能够获得稳定收入，什么时候能够积累资产，什么时候能够承担住房、婚姻和家庭成本，都会影响一个人的长期选择。

传统就业模式下，职业发展虽然不一定顺利，但至少存在一个相对明确的预期：工作年限增加，技能和经验增加，收入可能逐步提高，社会保障也随着就业关系积累。如果年轻人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短期任务、不稳定收入和模糊的职业路径，那么这种长期预期就可能受到影响。

日本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案例。日本并不能简单被视为中国青年零工化的“未来样本”，但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非标准就业、职业不稳定和人口结构变化同时出现时，可能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2024年日本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约2126万人，占雇佣劳动者的36.8%。不过，日本非正规就业内部差异很大，既包括主动选择灵活工作的劳动者，也包括希望获得正式工作的劳动者，因此不能把“非正规就业”直接等同于“就业不稳定”。2024年，日本“不本意非正规就业者”约180万人，占非正规就业者的8.7%，这一比例已经连续两年低于10% 。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长期的人口变化与劳动市场变化同时发生。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显示，1990年日本婚姻率为每千人5.9对，2025年下降到4.1对；2025年日本合计特殊出生率进一步降至1.14，出生数为67.12万人。这些变化当然不能简单归因于非正规就业。婚姻和生育受到住房成本、性别分工、教育成本、收入水平、价值观变化、女性就业、人口结构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不能把“非正规就业增加”和“低生育率”直接建立因果关系。

但日本案例至少说明了一点：当年轻人的就业、收入和职业预期发生长期变化时，人口行为也可能受到影响。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提前观察。

中国仍然处于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持续调整的阶段，大量青年正在从学校进入城市、从家庭进入社会。如果这一代人的就业方式越来越灵活，但住房、社会保障、职业晋升、婚姻和公共服务等制度仍然主要围绕稳定单位设计，就可能出现一个新的结构性矛盾：工作方式已经变了，但生活方式和制度安排没有完全跟上。

过去，一个人获得稳定工作之后，往往可以逐步解决收入、住房、社会保障以及城市融入问题。未来，一个人可能有工作，却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单位”；有收入，却没有稳定的职业身份；能够在城市生活，却未必能够通过工作关系真正进入城市社会。这意味着，青年零工化最终可能不只是劳动市场问题，而会逐渐成为人口发展问题和社会结构问题。

四、从“单位城市”到“平台城市”：青年零工化如何改变城市发展逻辑？

（一）从“就业带来城市融入”到“就业与城市融入逐渐脱钩”

这里所说的“单位城市”，并不是说过去所有城市都由单位组织起来，而是指一种长期存在的城市运行逻辑。一个人通过单位获得工作和收入，通过单位和就业关系获得社会保障，再通过收入和保障解决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问题。单位因此不仅是工作场所，也是个人进入城市社会的重要连接点。尤其对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者而言，稳定就业往往意味着收入稳定，也意味着能够在城市长期居住、养育子女并形成新的社会关系。

但今天，这种关系正在变得更加复杂。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3.0115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8006亿人，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达到1.3092亿人。与此同时，2025年跨省流动的外出农民工为6765万人，比上年减少75万人，省内流动则增加210万人。这说明人口流动正在呈现更加复杂的形态，省内流动、本地就业以及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值得关注。

对城市而言，这意味着未来需要承载的，不只是拥有固定单位和稳定岗位的人，也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自由职业者、项目制劳动者等不同就业形态的人。他们都是城市人口，但与城市建立联系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未来城市竞争的一项重要能力，可能不再只是“能提供多少岗位”，而是能不能让不同就业形态的人在这里生活下来，并获得稳定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

这可以称为城市的“就业承载能力”。它不仅包括岗位数量，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就业机会、职业培训、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一个人在更换平台、企业和职业之后，仍然能够留在城市社会中的能力。城市发展的逻辑，也因此开始从“吸引企业”进一步走向“承载劳动者”。

（二）从“保障跟着单位走”到“保障跟着人走”

青年零工化给城市治理带来的最直接问题，是社会保障。传统就业关系下，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之间存在比较清晰的连接。劳动者进入企业，企业和个人按照制度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更换工作时，再进行关系转移。但当一个人同时为多个平台工作，或者频繁更换企业、项目和任务时，原来以单一劳动关系为基础的保障方式就会遇到新的问题。因此，未来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保障究竟应该绑定一个岗位，还是跟着劳动者走？

中国已经开始进行探索。截至2025年10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企业达到11家，试点省份扩大到17个，累计2325万人参保。与传统工伤保险相比，这一试点采取“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思路，使保障能够更加贴近平台劳动的工作方式。202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进一步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推动平台企业为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并建立全国信息平台。

养老和医疗保障也在向这一方向变化。截至2024年底，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7057万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6615.9万人。未来，一个人换平台、换城市或者从企业就业转为平台就业，不应该意味着保障重新开始。因此，城市需要建立的，不只是“单位保障”，而是更加具有流动性的个人保障和跨区域保障体系。

这一变化对于城市尤其重要。如果一个人只有拥有稳定单位以后才能享受比较完整的城市生活，那么城市就很难真正承载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口。相反，如果住房、医疗、养老、职业伤害、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能够更多地与“常住人口”而不是单一劳动关系连接，那么就业形式变化就不必成为城市生活稳定性的根本障碍。2024年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 。2026年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提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实际居住地提供。这为未来“平台城市”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制度方向：城市服务的基本单位，正在从“单位职工”逐步转向“城市常住人口”。

（三）从“单位社区”到“平台+社区”

就业关系变得更加灵活之后，城市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人和人之间如何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过去，很多人的社会关系来自单位，同事、上下级、工会、单位食堂、单位宿舍等，都可能成为社会连接的一部分。后来，单位的功能逐步弱化，社区成为城市社会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零工化发展，未来可能出现一种新的结构：平台负责连接任务，社区负责连接生活。

平台可以告诉劳动者“今天有什么工作”，但很难承担完整城市社区的功能。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和自由职业者虽然通过平台获得收入，但他们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休闲和社会交往，仍然发生在具体城市空间中。因此，平台并不能替代城市。平台解决的是“工作如何连接”，而社区需要解决的是“生活如何连接”，城市则需要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

这也意味着，传统城市空间需要发生一些变化。过去，办公、居住、社交和休息往往有比较清晰的空间边界；未来，共享办公、社区就业服务站、劳动者驿站、职业培训空间以及社区商业，都可能成为灵活就业者新的工作和社会连接节点。一个能够休息、充电、饮水、获得职业咨询和劳动权益服务的社区空间，对于平台劳动者而言，可能比传统的大型办公楼更加重要。

与此同时，青年零工化也正在改变城市办公空间的使用逻辑。过去，企业通过集中式办公空间承载正式员工。随着远程办公、平台协作、项目制用工和外包增加，企业对固定工位的需求可能发生变化。2026年上半年，北京办公楼空置率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至17.8%，上海、广州空置率仍分别达到24.5%和22.4%，租金整体承压。这些变化受到宏观经济和供需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但也提示中心城区楼宇正在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运营。

这并不意味着集中式办公空间会消失，而是楼宇价值可能从“容纳多少办公人员”转向“能够承载多少高价值功能和产业关系”。未来，企业未必需要大量固定工位，但研发、决策、财资、专业服务、客户交流和产业协作等功能仍然需要空间。由此，城市空间的重点也可能从标准化办公面积，转向更加弹性、混合和小尺度的工作空间。过去是“人下班以后回到社区”，未来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人就在社区里工作”。

（四）从“大城市吸纳就业”到“多层级城市共同承载就业”

零工化还可能改变城市之间的人口关系。传统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往往拥有更多产业、更高工资和更多岗位，人口跟着工作机会向大城市集中。但平台经济和远程工作降低了部分工作的空间约束，并不是所有工作都需要劳动者每天进入企业办公，也不是所有服务都必须由大城市本地人口完成。

对于高技能人才、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创新活动而言，大城市的产业集聚仍然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一些低空间约束的工作可以在更广泛的城市和县域完成。未来可能形成新的城市分工。大城市更多承担高端产业、创新、总部、专业服务和复杂就业；中小城市、县城则可以承接更多生活服务、制造业、专业服务外包和数字化就业；县域和小城镇则可以通过平台连接更大范围的市场。

2025年全国农民工数据已经显示，省内流动人口达到1.1241亿人，占外出农民工的62.4%，明显高于跨省流动的6765万人。未来城市发展不应该简单理解为“所有年轻人继续向少数大城市集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平台能否把更多就业机会带到不同层级的城市，以及城市能否把这些就业机会、培训机会和服务机会留在本地。

这也是县城和中小城市需要重新认识平台经济的地方。平台不只是消费渠道，也可能成为就业基础设施。一个县城如果能够通过电商、直播、即时零售、数字服务、远程办公和职业培训，把本地人口与全国市场连接起来，就可能形成不同于传统产业招商的发展路径。当然，平台就业同样可能带来低收入、低技能和收入波动等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城市能不能把平台流量转化为本地就业能力，把短期任务转化为长期技能，把线上收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生活。

（五）从“空间城市”到“就业城市”

回到最初的问题，青年零工化为什么最终会成为一个城市问题？因为工作从来不只是工作，它决定一个人的收入，也影响住房能力、消费能力、社会保障、家庭选择和城市归属感。过去，一个人通过单位进入城市；未来，一个人可能通过平台进入市场，再通过社区进入城市。这两个过程看起来只是就业方式不同，实际上背后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城市组织逻辑：企业组织劳动，单位连接个人，城市承载单位；平台组织任务，社区连接个人，城市承载人口。

未来城市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办公楼、住宅和商业空间，而是城市与人的连接机制。城市需要从“岗位承载城市”逐步走向“人口承载城市”，从“单位保障”逐步走向“个人保障”，从“户籍人口服务”逐步走向“常住人口服务”，从“企业提供职业发展”逐步走向“城市和市场共同提供职业发展”。

这意味着，城市更新不能只更新建筑和道路，也需要把“就业承载能力”纳入其中。就业服务需要覆盖自由职业者、平台劳动者和项目制劳动者，公共空间需要适应灵活就业者的工作和生活需求，公共服务需要更多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同时还要帮助劳动者从“接任务”走向“学技能”，再走向“换职业、提高收入”。

最终，青年零工化带来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城市里多了多少骑手、司机和自由职业者，而是：一个人不再需要拥有一个稳定单位，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城市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台城市”不是对“单位城市”的简单替代，而是城市组织人口和就业的一种新可能。未来城市真正需要建设的，也不只是产业平台和数字平台，而是一套能够连接就业、保障、人口、社区和公共服务的新城市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