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确立了上海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上海确立了中国金融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不过，对于北京、广州、深圳等其他主要一线城市而言，并不意味着金融业不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与之相反，无论是产业增加值，还是经济体量，北上广深都具备金融中心的条件和基础。目前来看，一线城市仍在寻找本地金融业发展的定位和角色。在这当中，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四个中心”，同样在金融高质量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具有和上海“一争高下”的实力。

虽然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变得无可动摇，但一线城市仍希望寻求不同特色的金融发展，寻求为区域经济赋予不同的能量。上海市的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服务能级；高质量推进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等。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深入实施银行、证券、保险、风投创投、融资租赁等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优化完善产业引导基金体系，构建行业风向标、产业展会矩阵。”由此来看，深圳凭借科创中心的实力，以及金融开放前沿积累的资源，希望在产业金融、科技金融领域一展身手。这也符合其“创新中心”的特点。粤港澳大湾区另一座主要城市广州在金融发展中稍逊一筹，无论是金融业本身，还是金融基础设施都与其他一线城市有一定差距，目前还没有明确的金融发展定位，《广州市金融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推动广州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创新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并着力推动数字金融关键技术的突破。2024年，广州提出将加快打造国际金融枢纽。随着广州期货交易所的设立，以及“南沙30条”的颁布，广州更希望在大湾区金融创新和“互联互通”之中，在特色金融、供应链金融和绿色金融等新领域寻求机会，成为区别于香港和深圳的新角色。

对于可以和上海一较高下的北京而言，北京市对于金融发展则明确了“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其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曾明确，赋予北京金融街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定位。2021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曾谈到，北京市需要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建设，积极培育发展与大国首都地位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业，在金融改革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2022年发布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提出了强化大国首都金融功能，高水平建设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目标和任务。如此一来，“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逐渐从金融街的区域定位演变为北京市的金融角色。在2022年的金融街论坛上，有关主办方发布了相关报告，提出了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的内容，即北京需要成为决策监管、标准制定、资产管理、支付结算、信息交流、国际合作“六位一体”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策源地、大型机构总部聚集地、全国金融资产聚集地、高端金融人才聚集地、人民币资金流通枢纽、金融市场信息发源地以及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的窗口舞台。自此可以说是建立了有关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的整体框架和思路。这实际上为北京金融发展提供了差异化和特色化的角色定位。与上海、深圳等金融城市有所区别。北京市的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服务保障，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支持北京证券交易所深化改革，壮大耐心资本，促进各类融资更好满足实体经济需要。这意味着其“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任务和内容其实也在不断调整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北京市组织了金融发展相关座谈会。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推动首都金融高质量发展”调查研究，并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王江，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证监会主席吴清，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参加。从参会阵容来看，北京的这场座谈会在地方层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既体现了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北京对于“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的用心。

从金融监管部门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到中央对于北京市有关国家金融管理中心这一金融角色和定位的支持。尹力表示，积极履行首都职责，全力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拓展金融发展空间，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王江指出，中央金融办将坚定不移支持北京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强化国家金融管理中心职能，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以优质高效服务夯实金融发展根基，为金融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力。潘功胜指出，强化北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是党中央交给北京市和金融系统的共同任务。中国人民银行将紧紧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持续推动强大的中央银行与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互促共进，支持完善首都金融功能布局，支持北京打造科技金融发展高地，推动北京人民币国际化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不断提升北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国际影响力。李云泽指出，金融监管总局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力支持加强北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建设，更好促进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些也表明了中央层面对于北京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定位的认可和支持。

当然，从特点来看，北京的金融行业的确有着“高大上”的特点，不仅是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和决策机构的所在地，而且是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总部的所在地，可以说是中国的金融决策和配置的中心，不仅决定着金融发展的方向，也掌握大量的金融资源。2023年时，北京市副市长靳伟在2023年服贸会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上曾表示，北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不断完善，金融总资产已超过200万亿元人民币。这实际上决定了北京在中国金融发展中的地位，与上海不相上下。与上海的金融中心的市场化特色不同，北京的“管理中心”，实际上意味着其“政策”的特点更强，体现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中央经济”特点。

对于建设“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北京虽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但不等于可以“不劳而获”，而是需要根据金融政策中心的需要，来调整和配置相关的资源和空间。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北京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最重要的不是和上海和深圳争夺市场资源，建设交易市场，而是为政策制定、金融制度建设、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研究探索。目前来看，高校云集的北京在相关金融的专业和理论研究方面在全国也是无人能及的，使得北京在智力支持方面有着天然的人才优势。只是北京方面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监管与市场之间的政策联通，建立政策沟通的桥梁和政策研讨的平台，拓宽智力支持的渠道，支持相关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等各方面研究和中介机构的建设，支持相关行业组织和专业组织的发展和建设，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政策中心。

与此同时，北京还需要成为金融机构的“决策中心”。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和“总部经济”发展的相互结合。相关发展的战略性决策的形成和实施往往源自机构的总部，而不是市场前沿，或者金融机构的战略部门和研究部门可以落户北京。当然，决策中心并非意味着远离市场，而是需要有畅通的渠道和反应。因此，北京市并不急于将北交所“做大做强”，而是需要使北交所等交易市场更具活力和弹性，更能反映市场变化和实际的动态。同时，相关的市场信息渠道和信息平台建设更显得尤为重要。其实，“管理中心”需要的更多是全面的信息以支持决策的形成，其需要的是信息的聚集和交流，不一定是信息的发源地。同时，其不仅需要配备庞大而有效的数据中心作为基础设施，也需要提升金融分析和处理的技术能力，因而与相关信息科技和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整体来看，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需要人才、科技、数据、智库等几个方面的建设，使北京真正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政策中心、决策中心、信息中心和智力中心，才能真正实现相关的目的。

最终分析结论：

北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表明其可凭借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金融高质量发展中找到差异化的角色。北京实现这一定位，成为金融决策中心，其实并不在于建设巨大规模的金融市场，而在于与市场的有效联结和信息的汇集，更重要的是相关人才、科技、数据和智库等多方面资源整合和优化。（W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