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今年一季度，中国实现了5.4%的超预期经济增长，其中代表商品消费的社会零售总额达到12.47万亿元，同比增长4.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11.34万亿元，增长5.1%。商品消费的复苏在3月份表现更为明显。当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940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6610亿元，增长6.0%。消费增速的回升，一方面来自终端消费的持续恢复；另一方面也有着“以旧换新”等消费政策刺激的影响。不过，与全国水平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一向作为消费重点地区并引领消费潮流的北京、上海两大都市，今年一季度却面临商品消费大幅下滑的情况。这意味着在全国消费需求持续恢复的情况下，区域消费结构在发生变化。以京沪为代表的主要消费城市消费疲弱，或许预示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挑战仍然十分严重，其对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的思路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北京市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消费品市场整体恢复放缓，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58.6亿元，同比下降3.3%，较1-2月份的降幅继续扩大。北京市称，部分消费领域受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竞争激烈以及竞争优势减弱等因素影响表现不佳。3月份的情况则更令人担心，数据显示，3月单月，北京实现了1049亿元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9.9%。上海方面同样表现不佳，一季度数据显示，该市一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057.45亿元，同比下降1.1%。3月份的情况也非常糟糕，根据此前公布的前两个月的商品零售总额2777亿元，上海3月份的商品零售总额为1280亿元，比去年3月的1491亿元，大幅下降了14.1%。

如果从细分消费领域来看，北京市一季度除金银珠宝（增长28.5%）和食品（增长1%）以外，其他各大类商品消费均出现下滑，其中汽车消费下滑20%，家用电器（含摄影器材）下降6.7%，通信器材大跌38%。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外金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北京黄金消费反而大幅增长，其实含有投资和保值的意图，并非全部意义的消费支出。与此同时，这也说明其实从消费意愿来看，北京其实并非完全意义的收缩，仍具有较大的弹性和潜力。上海方面，一季度汽车消费下滑近20%、家电消费下降3.9%，与北京的情况相似。其他消费结构与北京有所不同，其食品消费、通信器材增长超过10%，金银珠宝消费下降9.2%。由此来看，受到牌照约束的汽车消费下滑可能是北京和上海社零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比来看，广州一季度新能源汽车增长10.8%。由此可见，相关消费市场的需求约束，例如对汽车牌照的限制，也是京沪两地消费低迷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两地实际上早于全国，提前自去年开始实行家电、汽车类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那么，相关商品消费的下滑，预示着两地相关“以旧换新”政策效果已经明显下降。这意味着类似的消费补贴政策面临难以持续推动消费增长的困境。

从消费能力的情况来看，收入下滑可能也是京沪两端社零增速低于全国水平的主要因素。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5%，北京和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上涨5%和4.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5和0.9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速较低，收入下降，势必影响到居民消费支出，恐怕也是相应消费支出下滑的原因。不过，和收入增速比较，实际上京沪两地居民支出增速降幅更大，今年一季度，北京和上海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分别只有2.3%、2.75%，大幅低于收入增速。这意味着收入放缓并非消费支出下滑的唯一因素。居民消费意愿的降低，或者寻求性价比而趋向于周边地区消费，也是京沪两端消费疲弱的因素之一。在一季度人均消费支出排名前七的地区中，江苏以7.63%的同比名义增速领跑，浙江紧随其后，增速达6.49%。江苏和浙江的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同样位居全国前列。数据显示，一季度江苏社零总额达12406.1亿元，同比增长5.6%，比去年全年加快1个百分点；浙江社零总额达9293亿元，同比增长4.5%，增速比去年全年提升0.5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其他地区消费升级的同时，京沪两地的确存在“消费降级”的趋势。

人口持续负增长可能是京沪社零消费低迷的一个基本因素。实际上，作为支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京沪两端都陷入人口负增长的人口困局之中。202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83.2万人，较上年减少2.6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2480.26万人，较上年减少7.19万人，且是目前公布人口数据的重点城市中减少最多者。与此相反，在一线城市中，广州、深圳仍然保持常住人口的增长，深圳2024年末常住人口为1798.95万人，同比增加19.94万人；广州常住人口1897.8万人，同比增加18.42万人。同时，从社零来看，广深的情况比京沪相对较好。广州一季度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12.70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3月当月同比较快增长8.6%。深圳方面，一季度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03.17亿元，同比增长3.1%，增速比1—2月份加快1.4个百分点。深圳和广州的零售增速相比全国水平而言较低，但好于京沪两地。

安邦智库（ANBOUND）的资深研究人员曾指出，最本质的消费，就是空间和繁衍！中国“黄金十年”时期，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繁荣景象，实际也完全符合“人类最本质的消费”所定义的方向。那么，对于区域经济而言，京沪两地面对的是城市空间的饱和，和人口减量发展的情况下，实际上使得消费市场的扩张会变得十分困难。虽然人口增减原因各不相同，但京沪两地受到政策、空间的限制，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面临人口增长的天花板，也就很难通过人口的增加来提振消费。

那么，消费增长只能依靠收入增长带来的增量，以及流动人口的增长。当然，作为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吸引外地和海外人口进城可能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一个变量。这方面，可能需要从文旅市场找到撬动商品消费增长的空间。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城市更新带动的城市空间的优化和改善，也是京沪及其他一线城市消费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作为消费中心城市，虽然北京社零增速为负，但服务消费仍然保持稳健的增长，一季度，服务性消费额在信息服务和文体娱乐服务等领域带动下增长4.7%，明显好于社零消费额的负增长，和全国的服务零售额增长5%相比，差距也不算大。同期，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同比增长5.8%，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2.0个百分点。去年全年，服务消费同样比商品消费更具韧性。2024年全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5.9%，快于商品性消费支出3.2个百分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58.6%）高于上年同期0.7个百分点，为近5年最高。消费形态的变化，一方面预示着未来服务消费将构成一线城市消费的主要潜力所在；另一方面，其再次表明，北京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韧性。

实际上，一线城市消费市场的承压并非今年独有。在2024年，这种情况就已显现。同时，二三四线城市消费的崛起，预示着国内消费结构的改变。2024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社零总额增速分别为2%、-3.1%、0.03%和1.1%，普遍处于低位。一方面，这与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增量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其与收入波动同样具有影响，就业市场压力加剧导致工资性、经营性收入增速显著下滑，进一步削弱消费能力。另外，这也有房价等资产价格下行带来的冲击。由于一线城市房价较高，房地产市场下行对收入和信心的影响较其他城市更大。当然，一些城市消费“降级”也与消费信心不足、预期不稳有密切关系。而京沪等市场限制也是构成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安邦智库的资深研究学者此前曾谈到，中国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这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的转型，远不是什么“提升消费”就好了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实际上，“富日子”也不好过，甚至更难。这一切当然需要时间，但更加重要的是，需要正确的方向。就此而言，从京沪两地消费结构和趋势变化中，其实可以找到提振消费的政策方向和思路。

最终分析结论：

一般来看，京沪作为国内主要消费中心城市，不仅消费市场规模惊人，居民消费能力同样可观。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消费反而疲弱，预示着“稳消费”政策，不仅需着力于逆周期调节，还需要考虑供需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结构性的调整和市场制度性的改变。（W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