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在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中，有一种观点已成为公认的“定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信心不足，鼓励并刺激居民消费扩张是恢复经济的关键政策方向。但是，近年来国内居民存款的变化趋势与这一政策目标显然不一致，特别是在近几年（2023年和2024年），国内存款市场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具体来说，国有银行2024年以来已连续三次下调存款利率，其他中小银行也纷纷跟进。目前，三年期存款利率已降至2%以下，1年期存款利率也降至1.5%以下。虽然存款利率持续走低，国内居民的存款余额却呈现出强劲增长的趋势，似乎与鼓励消费的政策方向背道而驰。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以境内本外币存款的“住户存款”为例，在2019年12月底，本外币存款为82.13万亿元人民币，此后存款余额逐年增长。至2020年底，增长11.31万亿至93.44万亿元；2021年再增长9.87万亿至103.31万亿元；2022年则暴增17.90万亿元至121.21万亿元；2023年再增长16.6万亿至136.9万亿元。至2024年10月末再度大增12.3万亿至149.2万亿元。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要指出的是，长期的经济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焦虑使得居民更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对潜在风险，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市场不稳定和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国内居民储蓄出现显著增长，这一现象并非由于收入大幅增长，而是反映居民在面对经济不确定性时采取的“防御性储蓄”策略，也可称之为“灾备型储蓄”。这种变化表明，居民在储蓄和消费之间的选择中，更倾向于通过积累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经济冲击，显示出其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谨慎态度。

那么，具体是哪些原因导致了中国的消费不足？国内多家机构的分析大同小异，基本形成了“共识”。粤开证券日前发布的题为《2025年中国经济展望》的报告中，给出了一些典型分析。该报告认为，中国消费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居民当期收入增速放缓，直接制约其消费能力。2024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同比增长5.2%和5.6%，显著低于2019年同期的8.8%和8.3%。尤其是，作为消费增长后备军的高校毕业生，面临较为突出的就业难问题，2024年10月，16-24岁青年失业率仍高达17.1%。

二是居民收入和就业预期不稳，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消费意愿不足。2024年前三季度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6.7%，仍未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67.6%。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未来就业预期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在2022年底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短暂走强，随后持续走弱，2024年二季度降至历史低位。预期转弱也导致此前股价和房价持续低迷，进一步通过财富效应压低居民消费意愿。

这两方面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居民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乐观预期。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46年的历程中，这种变化可能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便未来消费能够逐步恢复，可能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消除近年来积累的“疤痕效应”。如果国内经济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且就业前景依旧不明朗，再加上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居民财富大幅缩水，那么居民的消费心态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到正常水平。

客观分析居民储蓄、消费信心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助于政策部门制定更加精准和有效的公共政策。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当前鼓励消费的政策框架下，一些措施存在明显的缺陷，甚至在思路上存在根本性错误。例如，某些专家建议通过各种手段迫使居民将储蓄从银行中“挤”出来，把“死钱”转化为刺激消费的“活钱”。另有政策提议通过推动电动车下乡，鼓励农村居民成为电动车消费的主力军，试图借此拉动消费增长。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提出，通过进一步放松房地产政策，激励居民购房，借此推动内需。甚至一些政策建议将居民储蓄引导到购买商业保险或投资型保险产品上，试图通过建设“第三支柱”来缓解社会保障压力。

这些政策措施过于简单粗暴，类似“挤牙膏”式的做法，期望通过直接干预储蓄和消费行为来刺激需求，却没有深入理解当前经济形势、居民心理和预期，也未能充分考虑居民对经济风险的担忧。因此，若这些政策实施后出现低效甚至无效的情况，实属意料之中。

当前，对于中国消费不足的原因，绝大多数分析都侧重于经济不确定性和居民收入的短期波动，但很少讨论公共服务和福利体系的缺失。安邦智库一位资深的学者认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消费预期，而在于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的缺位。中国的居民如今面临着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巨额支出，而这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反而转嫁给居民个体，导致他们不得不将大量收入用于这些基本生活保障，从而压缩了可用于其他消费的资金。以教育和医疗为例，许多家庭必须为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医疗保障承担沉重负担，这不仅影响他们的消费意愿，也导致普遍的“防御性储蓄”现象。换句话说，居民储蓄的增长并非源于对未来的乐观预期，而是源于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恐惧。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职能缺失的应对方式，而非单纯的消费心理问题。

那么，如何系统性地刺激消费？在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看来，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是稳就业、增收入，为消费打牢“压舱石”。就业是消费的基础。如果居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再多的消费政策也无济于事。因此，稳住就业市场是刺激消费的第一步。针对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者等重点群体，可以提供专项就业补贴、技能培训等支持，帮助他们更快适应市场需求。同时，还应关注低收入人群，确保他们的收入能跑赢通胀，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对于企业，通过社会保险补贴、稳岗扩岗贷款等政策，降低其用工成本，鼓励其创造更多稳定岗位。居民只有对未来的收入有信心，才会更愿意把钱花出去，而不是存起来。稳就业、提收入，是拉动消费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二是打破“重供给、轻需求”的传统思维，重新定义政策重心。过去很长时间，我们的政策重心偏向“供给侧”，比如刺激投资、推动生产，却忽视了消费端的潜力。要刺激消费，首先得在政策理念上转变，更多关注“需求侧”。比如，在税收政策上，探索“消费地征税”代替“生产地征税”，让地方政府将精力放在改善消费环境，而不是一味拼招商、抢项目。此外，财政支出也要向民生领域倾斜，减少“面子工程”式的基础建设，更多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直接缓解居民的后顾之忧。如果居民在住房、子女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压力减轻，他们自然会更愿意消费。这种从理念到政策的全面转型，才能真正激活消费引擎。

三是精准财政政策，直击居民消费痛点。财政政策不能“撒胡椒面”，而要有的放矢地解决影响消费的关键问题。例如，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缓慢，严重制约了消费潜力。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改革、住房补贴等方式，帮助农民工在城市安家立业。只要他们扎根城市，背后的消费需求将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将更多资金投向与消费相关的新兴领域，比如文化旅游、医疗健康、绿色消费等。财政政策的关键在于找到消费的核心痛点，并集中资源精准解决，从而带动整体消费水平提升。

四是用好货币政策，降低消费门槛。当前的货币政策应更多聚焦于让“钱”流向消费端，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通过降息、降准等方式，可以降低居民贷款成本。如果物价持续低迷，货币政策还应适度加码，通过增加市场流动性，避免“钱存起来不花”的局面。

五是激活企业和社会消费，扩大间接需求。企业的消费决策对整体消费市场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在差旅、餐饮、采购等方面的支出，一直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不少企业为了“降本增效”，大幅削减这些预算。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或专项补贴，鼓励企业恢复这些支出。同时，社会集团消费，尤其是公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消费占比巨大，应推动政策调整，鼓励这些机构增加对相关商品和服务的采购，带动全社会消费的回升。

最终分析结论：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消费不足问题。虽然存款利率下降，但居民储蓄却不断增长。这种“防御性储蓄”反映出经济不确定性、就业压力和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为刺激消费，我们认为，应从五方面着手：稳就业增收入、调整政策重心向需求侧倾斜、精准财政解决消费痛点、降低消费门槛和激活企业和社会消费。只有系统施策，才能有效恢复消费信心，推动经济增长。（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