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10月20日到23日，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为未来五年的发展擘画蓝图。这次处于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关键时期的会议，其释放的政策信号和战略转向，备受社会关注。

在日前召开的安邦内部研讨会上，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对全会公报及“十五五”规划建议，进行了深入解读，其中有八大核心战略分析。陈功认为，全会展现出强烈的底线思维和务实风格，其决策深层逻辑在于对国内外“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复杂背景的深刻把握。陈功聚焦于经济增长目标的理性调适、科技自立自强的边界权衡、内需特别是消费作为战略基点的地位提升，以及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变革的深远意义，为我们理解“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的路径，提供了关键视角。

一是“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需要理性调整，4%左右更符合现实背景。外资投行对中国“十五五”期间经济增长的预测（4.5%-5%）存在高估，而基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测算，实际增长率应保持在3%-4%的区间。陈功通过模型分析指出，如果按人均GDP达3万美元的高标准，需要维持6.97%的增速，这显然不现实；而按人均2万美元的低标准，仅需要4%左右的增速，即可实现目标。当前，许多地方政府仍设定7%-8%的高增长目标，与全国整体盘子脱节，可能导致规划无法落地。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是“背景决定”，即发展条件（财政能力、国际环境）如同汽车底盘，制约着速度上限。因此，未来必须接受中低速经济增长的常态，避免盲目追求增量，而忽视系统风险。

二是四中全会提到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是对当前形势的精准定位。四中全会用“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概括当前时期，是对国际国内复杂性的客观判断。从俄乌冲突、中东变局到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这些事件颠覆了过去几十年的稳定预期，导致中国发展背景的高度不确定。从国内来看，以房地产螺旋为例，过去依赖土地财政和开发商加价的循环模式已不可持续，如今家庭财富缩水、财政压力加剧，正是这种“不可持续”的必然结果。这种背景下，任何线性预测，比如简单对比“十四五”与“十五五”指标，均显幼稚，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中央对重大问题的“动因、决心与判断”。这也意味着，未来发展环境将呈现高度动态特征，政策和市场必须适应“高度不确定”的新常态，从追求固定增长路径，转向构建韧性应对系统。

三是科技自立自强需要聚焦国家安全，避免过度扩张。科技自立自强应严格限定在确保国家安全和“不被卡脖子”的战略领域，而不是追求全产业链的国产化替代。如果将国民经济，整体捆绑于全面的科技攻关，可能重蹈苏联因过度军备竞赛而拖垮经济的覆辙，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创新成本急剧飙升。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过去依赖的“全球采购、系统集成”模式确实受阻，但正确的应对之道，不是在一国之内包揽所有高科技环节，因为这将违背经济规律。四中全会将科技自立自强与国家安全紧密挂钩，体现了务实的战略权衡，即旨在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来化解重大风险，同时避免对正常全球产业协作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因此，未来政策的着力点，应更加聚焦于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真正涉及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要害领域。对于一般性产业，则仍需坚持开放合作，利用全球市场提升效率。这种思路的核心是在保障安全与维持开放、提升效率之间，取得艰难而必要的平衡。

四是新需求与新供给循环，是扩大内需的核心路径。四中全会“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提法，解决了“投资与消费孰重”的争议。过去强调投资拉动，但未来投资必须锚定消费需求。例如新能源车、5G等创新产品激发消费潜力，而消费升级又牵引产业投资方向。这一循环打破传统“投资—生产”的单向逻辑，将“有效投资”定义为能被市场消化、形成良性循环的投资。同时，政策明确“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根基，因国际循环不确定性增强，必须依靠内需的稳定性和韧性。

五是消费已成为“战略基点”，地位超越传统增长引擎。四中全会将消费提升到“战略基点”高度，意味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国防和基础设施。中国家庭消费规模达百万亿级，且处于后工业化社会的存量经济时代，投资拉动空间收窄，消费成为唯一可挖掘的增量来源。这一转变要求政策从“生产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例如通过税制改革激励地方推动消费。因此，过去“抓革命促生产”的短缺经济思维已经过时，未来需要通过消费升级激活存量资源，形成“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六是民营经济与区域增长极，需要发挥关键作用。四中全会虽未大篇幅提民营经济，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的表述，隐含对民营企业的依赖。陈功将中国经济力量分为四类：“中央军”（央企）、“正规军”（上海国企）、“地方武装”（江浙民企）和“游击队”（广东深圳特区企业），并预测未来增长极主要靠“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因为其灵活性和创新力更强。同时，“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暗示沿海发达地区需要承担拉动责任，通过技术外溢和产业转移，来激活全国市场。

七是城镇化从规模扩张，转向“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四中全会的关键转向，其核心是城市更新，而不是新区建设。过去的城市开发时期没有用好“密度和容积率是城市的雕刻刀”模式，片面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搞城建，导致交通拥堵、内涝等问题，未来应该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侧重提升城市生活质量。例如，压缩超高层建筑、增加公共服务配套，使城市更宜居。此次四中全会提出的这一思路，与安邦智库2018年提出的“POD”（以人为本的发展）一致，旨在通过城市更新激活消费空间，而要摒弃盲目扩张房地产。

八是党的自我革命，将引领深层社会变革。“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全会最值得关注的提法之一，其影响可能远超经济范畴，并且纳入进“十五五”规划。显示当前反腐败已经从党内整治，扩展为社会系统性变革，涉及阶级结构、利益重组等深层问题。虽然本次四中全会未像三中全会那样列出大量改革条目，但“社会革命”暗示未来可能出现重大政策调整。此外，民生领域强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表明福利政策将兼顾财政可持续性；军队任务定为“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则暗示2035年前，要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务实战略。

总体来看，陈功聚焦于“背景决定论”，强调四中全会的务实性。即在增长目标上理性降速，在动力上转向内需消费，在风险防控上坚持底线思维。这也揭示出四中全会背后的深层逻辑——通过治党、消费和内循环“三支柱”，来应对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展现出务实的底线逻辑。

最终分析结论：

本届四中全会立足“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复杂背景，展现出强烈的底线思维和务实风格。其核心在于，理性调适经济增长目标，将消费真正提升为内需战略的基点，并通过科技自立自强聚焦安全边界。更深层的逻辑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变革，协同内循环与制度韧性，共同构建应对高度不确定时代的“三支柱”框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Y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