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简称“COP30”）在11月10日在巴西贝伦拉开序幕。随着COP29敲定气候资金与碳市场框架，COP30的核心任务将从“谈判规则”转向“交付成果”。各国能否提交更具雄心的气候行动计划、兑现资金承诺、启动全球碳市场，将决定1.5℃温控目标的存续。不过，目前，已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NDC）中，虽然有些国家提高了目标，也加强了适应行动的内容，但总体雄心仍然不足。

由此可见，各国都在调整绿色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今年退出了《巴黎协定》，去年提交了的NDC是否意味作废？欧盟作为传统气候行动的领导者，其气候目标缩水。欧盟在11月5日就修改《欧洲气候法》达成一致，承诺到2040年排放量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90%。但由于多个欧盟国家在谈判中提出反对意见，欧盟允许各成员国以购买国际碳信用额度的方式，实现其中5%的减排目标。对于2035年NDC目标，欧盟采纳了66.25%-72.5%的宽幅范围。

因此，未来整个世界就中国和日本，可能还在继续坚持绿色政策。相比于各国是否能够落实行动，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议程下的核心逻辑，这是战略问题。这种逻辑是绿色政策制定的基础，也是人们理解气候变化的基础。

目前来看，气候变化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2025年1月发布的报告，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55°C，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中国气象局数据显示，1961年至2024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平均每10年升高0.31℃，高于同期全球平均升温水平。此外，《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显示，1961年至2024年，我国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

在此背景下，当前包括我国有关的绿色政策都是以气候变化为基础制定的。然而，这种政策偏向能否在各国落实充满不确定性。即便这种政策能够落实，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是一个未知数。相反，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成本提高，助推通胀和社会不满，也因放弃、淘汰的设备，只是增加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和资源消耗。与主流的观点不一致的是，在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看来，我们自始至终、坚定不移的支持绿色政策，但并不是因为要改变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而是因为节能和减排（防污染）两大战略支柱。

节能是绿色政策的核心战略支柱，其本质是破解资源约束、提升经济发展质效的关键路径。我国作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供需格局长期面临“总量缺口与效率短板”的双重挑战，单位GDP的能耗仍然较高，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发达国家的2-3倍。因此，节能政策的战略价值在此背景下愈发凸显。2021年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26.4%，年均下降幅度达3%，相当于节约和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以每吨标准煤发电3000千瓦时计算，这部分节约的能源可转化为4.2万亿度电能，相当于2023年全国总发电量的45%，足以支撑长三角地区全年的工业与民生用电需求。

节能政策的战略意义在产业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国传统高耗能产业占比偏高，钢铁、有色、石化等行业能源消费量占工业总能耗的60%以上，低效能源利用不仅推高生产成本，更加剧资源依赖风险。通过绿色政策推动的节能改造，已实现显著的经济与战略效益。比如，在电力行业，现役煤电机组“三改联动”政策实施后，供电煤耗已从2010年的333克/千瓦时降至2023年的308克/千瓦时，单机组年均节约标准煤超3万吨，全国煤电行业每年因此减少燃料成本支出超200亿元。

在能源安全领域，节能更具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我国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高位，2023年原油对外依存度仍达7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40%，能源进口的运输安全与价格波动风险始终存在。节能政策通过降低单位产出能耗，直接减少了能源消费总量增速。2012至2021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6.6%，而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速仅为2.9%，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从0.8降至0.44。这种“增速差”意味着每年减少能源消费增量约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降低原油进口量1.4亿吨，占全国年进口量的15%，显著增强了能源供应的战略缓冲能力。

防污染是绿色政策的另一核心支柱，其本质是守护公共健康、维系社会稳定、保障发展可持续性的底线工程。环境污染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早已形成系统性压力，据测算，我国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曾占GDP的0.8%，而PM2.5浓度每升高10微克/立方米，城镇居民医疗支出将增加3.8%。这一问题在人口密集地区更为突出：荷兰2022年因空气污染造成180亿欧元健康损失，每年约1.1万人提前死亡，其中农业与工业排放是主要来源，而我国人口规模是荷兰的170倍，污染防控的战略紧迫性更为强烈。

绿色政策推动的污染防治的战略价值通过健康效益与经济回报双重体现。2013至2023年间，全国PM2.5平均浓度从79微克/立方米降至29微克/立方米，降幅达6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数减少80%。环境质量改善直接转化为健康收益：根据生态环境部研究，PM2.5浓度下降使重点区域肺癌发病率年增幅从3.5%降至1.2%，儿童哮喘患病率增速下降40%，全国每年因此减少医疗支出超300亿元。在水污染防治领域，2020年，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13.8%、15.0%、25.5%和19.7%，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2020年地表水I－Ⅲ类水质断面比例由2015年的66%上升到83.4%，超过“十三五”规划目标13.4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由9.7%下降到0.6%。

工业污染防治的战略价值更延伸至产业竞争力提升层面。绿色政策通过设定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与工艺改造，在解决污染问题的同时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23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9.8万亿元，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15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使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从2015年的2.5千克降至2023年的0.3千克，同时推动吨钢利润提升120元，全国钢铁企业因此新增经济效益超800亿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环境服务等新模式的推广，更创造了超200万个就业岗位，形成“治污-增效-就业”的良性循环。

总的来说，相比以“改变全球气候变暖”为基础的逻辑，“节能与减排”才是安邦智库明确提倡的坚定支持绿色政策的战略核心，我们认为这样才符合国家绿色政策的要旨：节能有助于破解资源约束瓶颈，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空间；减排有助于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为社会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坚持的绿色政策，将成为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的杠杆，也成为推动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城市更新，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因此，未来我国的绿色政策制定与落实上应该更加注重“节能减排”两大战略支柱，必须体现出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从理论、金钱和项目，走向更加丰富的实践。即便这样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和投资，我国必须坚持绿色政策，这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核心布局。

最终分析结论：

现在全世界实际大部分国家都在调整绿色政策，即便是欧洲，也放弃了部分绿色转型。因此，未来整个世界就中国和日本可能还继续坚持绿色政策。不过，中国坚持绿色政策，绝对不是因为气候，而是因为“节能”和“减排”两大战略支柱。即便这样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和投资，也应坚持，因为这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核心布局。（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