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全球绿色转型在过去数十年间被视为气候治理和经济结构升级的核心方向。然而，2020年后的现实动向已表明，这一进程正在遭遇以“成本政治”为主的反向动力的逆转。随着能源价格波动、通胀高企与中产阶层负担加重，绿色政策的高成本特征开始在多数发达国家引发政治反弹。美国特朗普当局以“反通胀”“维护就业”为口号，削弱或搁置绿色转型目标，欧盟主体国家虽然仍在坚持绿色议题，但是面对本国保守派的持续压力，前景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并且，作为绿色转型的重要动力源，ESG机制正在持续空心化且“洗绿”恶名不断加深。概而言之，全球绿色议程正在从宏大叙事逐步进入政治博弈的冷静期。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绿色转型呈现出独特的持续性：它不仅仅是国际承诺的履行，更是内生性驱动力的结果——应对空气污染、医疗负担和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这种“必然性转型”，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非政治化的全球绿色联盟”提供了现实基础。

对于中国而言，基于安邦的战略性预测来推动一个全球性的“绿色联盟”存在客观的可能性。

首先，全球绿色治理的“真空期”逐步显现。自美国政府在通胀压力下弱化绿色补贴政策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出现显著领导真空。欧洲虽在制度上仍维持碳市场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但其内部政治结构已经分裂：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右翼势力均要求暂缓能源税制与碳减排约束。能源价格高企、制造业外迁和民意反弹使“绿色议程”被重新定义为“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北欧诸国（如挪威、瑞典、芬兰）因能源结构较为清洁、财政状况较为稳健，仍能维持绿色政策。然而这些国家体量有限，难以形成全球性影响力。这为中国提供了领导空间：中国若能以“非政治化、务实化”的姿态介入，重新搭建跨区域绿色合作平台，将有望在新一轮国际公共品供给中确立制度主导地位。

其次，国内污染与健康压力的结构性约束。中国坚持绿色转型的核心动因在于污染治理的刚性需求。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2024年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6.5%，较2015年提升显著，但PM2.5平均浓度仍显著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指导值。空气污染已成为我国医疗体系的隐性支出压力来源之一——研究表明，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约为百万量级。

因此，中国的绿色转型并非单纯的国际承诺，而是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正因为这一“内生性驱动”，中国在倡导国际绿色合作时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它并非“意识形态出口”，而是中国自身“公共健康与生存理性”的延伸。

同时，中国引领构建全球绿色联盟存在战略可行性。

首先，政策框架与国际倡议的延展性。中国近年来的“绿色外交”已初步形成框架。自“一带一路”进入“绿色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已有约100个国家参与绿色能源、清洁交通、生态保护等合作项目。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2021年）》和《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倡议（2023年）》为形成更广泛的绿色联盟提供制度基础。

若能在此基础上形成“非政治化的全球绿色联盟”，其核心逻辑应是以技术、资金、标准为合作纽带，而非政治立场为门槛。联盟成员可考虑涵盖：

东亚国家（中、日、韩），共享生态风险与产业互补性；

北欧国家（挪威、芬兰、瑞典），提供制度与资金经验；

部分中东产油国（阿联酋、沙特），在能源转型领域积极寻求新投资；

东南亚与非洲新兴经济体，需求端强烈且对技术合作持较为开放态度。

通过“技术标准联盟+绿色金融机制+教育交流网络”的三位一体布局，中国可在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构建以合作为主导的新型多边关系体系。

其次，技术与产业体系的竞争优势。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车产业链上的领先地位，是构建全球绿色联盟的关键物质基础。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25年报告，中国在全球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及风电设备产能占比均超过50%。同时，中国在储能、电解制氢、热泵等领域的规模化成本显著低于欧美。

这种成本优势不仅能增强联盟吸引力，也为中国提供了“技术公共品”的供给能力。例如，中国企业在南亚和非洲投资的光伏电站，其单位造价已较欧美企业低20%-40%，同时实现了稳定的运维支持。这意味着，中国可通过输出“低成本绿色技术”，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联盟体系，使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获得发言权，形成“绿色南方阵营”的雏形。

再次，绿色金融与资本联动机制。绿色转型的成本问题正是西方政策退潮的根源，但中国恰可从中建立制度创新的空间。以人民币计价的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碳金融衍生品等）正在形成国际接受度。2024年，中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逼近7000亿元人民币，居全球前列。

若能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绿色投资基金联盟”，由中方发起、部分东亚与北欧国家共同参与，可有望形成去政治化的资本通道。一方面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全球绿色资本市场中获得更多制度话语权。

第四，国际传播与软实力的重构。构建绿色联盟不仅是经济议题，也是一种“话语政治”的重塑。当前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在气候议题上往往被动应答，而非主动设题。若以“绿色公共品”作为国际传播的核心议题，中国完全有望在联合国气候大会、G20能源会议、APEC绿色合作机制中提出“全球绿色共识平台”倡议，以技术标准、青年交流、气候教育等非敏感形式推进跨国合作。

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它将国际政治诉求隐性嵌入到具体事务管道中，实现“弱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影响力”。正如前文所述，只要全球绿色平台存在，中国的声音就天然会被放大。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推动全球绿色联盟虽然具备相当基础，但仍面临三方面风险：部分国家可能将中国主导的绿色机制视为地缘政治扩张的延伸；欧美仍控制大量关键认证体系与知识产权规则；若绿色投资周期过长、回报率偏低，可能削弱中国的财政与金融支撑能力。

但是，对于欧美主要大国态度转变所形成的全球绿色联盟发展机遇期，中国应当抓住机会努力填补进来，相关推进策略可考虑：由多国共同主持分领域项目，淡化“中国主导”的印象，形成“弱中心化”的结构机制；允许欧美资金以观察员或项目投资方身份参与，保证开放性；优先推动能源储存、碳交易标准、生态修复等领域，减少政治敏感性。

通过这些机制，中国有望在“合作性国际主义”框架内，以绿色议题重新构建多边体系，从而在不对抗或弱对抗的条件下实现制度性影响力的扩大。

随着保守主义抬头与通胀约束强化，全球绿色转型正在从“全民共识”滑向“少数坚持”。在这一历史拐点上，中国、日韩及北欧国家可能成为“绿色孤岛”，但也正是这些孤岛的存在，为全球绿色合作提供了新起点。

如果中国能以务实、非政治化的姿态推动“全球绿色联盟”的构建，将不仅为本国能源安全与产业升级提供战略空间，也能在国际公共品供给上确立“新型领导力”。绿色联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集团，而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共同生存压力的国际共治结构。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绿色转型不只是“国内的必然”，更是“国际秩序的契机”。真正的政治智慧，在于把政治寄生在非政治的事业之中——而“绿色联盟”正是这样一种政治艺术。

最终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全球绿色转型正在从政治口号走向现实博弈，中国在此进程中具备独特的结构性优势：既有产业链与技术体系的支撑，也有来自国内生态压力的内生动力。世界范围内的绿色退潮，使中国的坚持不仅体现为环保政策的延续，更是对未来全球治理格局的战略布局。通过推动一个去政治化、重务实合作的全球绿色联盟，中国能够以提供公共品的方式重塑国际话语权，实现由“被动参与者”向“制度建设者”的转变。这种路径或将成为21世纪后半叶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最具可持续性的影响施加形式。（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