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邦智库(ANBOUND)

当前，湖北省在面对土地财政转型、地方债务压力等挑战时，没有选择“等靠要”，主动向存量要效益，向改革要活力，掀起一场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浪潮。事实上，这场改革的核心意图十分明确，将长期“沉睡”的国有资源、资产和资金快速激活、变现，转化为支撑地方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资本。其核心逻辑是“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大财政”体系。

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梳理了其中六大路径。

一是全面清查家底，夯实盘活基础。改革的第一步是解决“有什么”和“值多少”的问题。湖北动员全省2.7万家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开展全领域、全口径、全覆盖的“三资”大清查，历史上首次基本摸清约21.8万亿元的国有家底。在清查过程中，湖北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登记造册，同步推进精细化的“三确”工作——确认、确权、确值。特别是针对那些因历史遗留问题而权属模糊的资产，财政、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联合办公，着力破解确权难题，并制定统一的计价估值标准，为后续的市场化交易扫清障碍。这套组合拳为“沉睡资产”办理进入资本市场的“身份证”，使其从模糊的公共资源转变为产权清晰、价值可衡量的潜在资本，为后续的盘活变现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创新盘活路径，坚持市场化导向。在摸清家底后，湖北没有采取简单的“一卖了之”的粗暴方式，总结出“用、售、租、融”四字诀，针对不同性质的“三资”量身定制盘活方案。对于能直接利用的资产，如十堰的闲置老厂房，将其用于招商引资，吸引远景动力投资120亿元建设智能锂电池厂，让老厂房变身产业引擎。对于不需自用的资产，则通过公开市场进行规范处置，确保保值增值。对于不适宜出售的资产，如青山江滩的岸线资源，则引入专业团队运营，通过租赁方式获得稳定收益。对于具备融资条件的资产，则大胆探索证券化路径。这套分类施策的方法，体现湖北在追求即时变现的同时，也兼顾资产的长期价值管理与综合效益，避免“为变现而变现”的短视行为。

三是聚焦资源资产化，唤醒沉睡的财富。湖北的改革的一大亮点在于，将重点从传统的实物资产延伸至广阔的自然资源领域，试图将“绿水青山”明码标价，转化为可度量、可交易的“金山银山”。为此，湖北出台《湖北省推进水资源水工程资产化改革试点方案》等文件，为水资源、林业资源等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提供制度保障。例如，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当地通过构建水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将月山村片区的旅游康养资源评估作价120万元，并以十年期协议出让给企业，每年获得固定费用和分红。在十堰市，7条小流域的生态产品通过集中签约实现价值转化，总金额近2500万元。这种“资源变资产”的探索，为生态优越但经济欠发达地区，找到一条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现实路径，但也对价值评估的科学性与公允性提出极高要求。

四是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开拓高端融资渠道。湖北改革的激进之处，在于其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试图将庞大的存量资产转化为流动的金融资本。武汉公交集团以其公交线路的未来票款收益作为底层资产，发行华中首单碳中和资产支持票据(ABN)，成功融资6亿多元用于更新新能源车辆，利率低于传统贷款。武汉东湖高新区则通过发行产业园区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融资超过15亿元。洪山人工智能大厦通过发行CMBS(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获得3.01亿元融资，期限长达18年，利率低至2.5%。这些操作不仅实现低息融资，更深刻地改变资产的属性，使其从静态的“不动产”转变为具备持续融资能力的“资本工具”，提升国有资本的流动性和运营效率。

五是强化跨部门协同，构建“大财政”管理体系。湖北的“三资”改革并不是某个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一场由财政、国资、自然资源、金融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为打破过去“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管理壁垒，湖北通过建立联席会议机制、搭建统一的“三资”管控平台，致力于将分散在各地区、各领域的“三资”集中统筹和调配。在项目层面，湖北建立省市县贯通的政府投资项目管控平台，将财政管理嵌入项目前期论证、预算评审、竣工结算等全流程，旨在提升投资效率，从源头上防范债务风险。这种跨部门的强力协同，是改革能够从纸面理念走向落地实践的关键支撑，但也对传统的部门利益格局和行政惯性的调整构成考验。

六是注重风险防控与可持续性，力求行稳致远。在急切寻求变现的过程中，湖北官方也展现出一定的审慎态度，强调“宁愿慢、不能乱”的原则。在债务风险管控方面，湖北搭建专项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并对债务率偏高地区的新项目实行提级审核，严防隐性债务新增。在盘活过程中，湖北配套出台《省属企业深化“三资”管理改革行动方案》，设定三年盘活1500亿元低效闲置资产的目标，体现循序渐进的态度，一定程度上避免为了短期政绩而“刮地皮式”盘活。此外，湖北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中，普遍约定将部分交易收益反哺生态治理与保护，试图构建“保护—开发—收益—再保护”的可持续闭环。这些安排显示出改革设计者已意识到，真正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本身，更来自缺乏长期视野的短期行为。

总体来看，湖北的“三资”改革是一次面对现实财政压力的突破，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的清查确权、灵活多样的市场化盘活路径，以及跨部门的统筹协同，力图将沉睡的存量资源转化为即时的资本活水。这些做法为当前地方财政转型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不过，改革的最终成效，仍取决于能否在追求变现速度的同时，坚守市场化定价原则，防范“纸面富贵”的金融风险，并确保改革红利真正用于夯实长远发展的基础。湖北的探索，其价值不仅在于为一省解困，更在于能否为中国地方的财政转型，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实践样本。(YXT)